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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历史来说，明清时期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大陆的玉米、红薯和花生等新作物引发了“农业革命”，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其次，美洲白银大量进入中国，这场“白银革命”不仅改写了中国的货币体系，也促进了民间商业的崛起；同时，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纷至沓来，中国无可选择地进入一个全球商业网络，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大量出口西方世界，这对中国而言，可谓是“三千年之大变局”。
从这个角度来说，晋商、徽商和陕商等商帮在明清时期兴起，并不意外。商业是生产力提高和人口富余的结果。经过两三千年发展，农耕经济在这一时期已经达到极致，商业和手工业成为新的突破点。商业是自由的产物，特别是清初实行“摊丁入亩”制度，极大地解放了人身自由，自由商人开始大量涌现。
与西方殖民公司面临着海盗问题相似，这些中国商人同样面临土匪和响马的劫掠与骚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为商人保驾护航的专业镖局。
1、保镖的定义镖局是受人钱财，凭借武功，专门为人保护财物或保障人身安全的机构。镖局也叫镖行。镖局的主要业务项目包括走镖、护院、坐店、坐夜（坐更）、保护库丁、汇款等。
有历史学家考证认为，保镖业最早出现于明代晚期，即万历到崇祯年间。当时松江一带的大宗纺织品外销北省，称为“标布”，“标”为“镖”的早期写法，并非指武器。
《金瓶梅词话》成书于万历年间，第五十五回中写道：“家里开着两个绫缎铺，如今又要开个标行，进的利钱也委的无数”，第六十六回写到西门庆等人搭“标船”出门“办货”。
也有说法认为，“保标”起源于明末脱离兵营，流落江湖的“标兵”，“巨商大贾常募捐款以护重赀，彼与俱，则竖红标，故曰标兵”。
2、镖局的业务除了押运货物，镖局最重要的业务是押运银钱。
明清时期，货币都是重金属，即铜钱和白银。出外远行或经商，免不了携带银钱，量小可随身携带，量大的话，就得车载马驮，分外扎眼。尤其是常用的铜钱，十两银子换成铜钱，将近一万枚；即使几百上千两的银锭，一般人也无法负重。
每次科举考试，全国各地的举子赴京赶考，盘缠路费就需要几百两银子，只能雇人肩挑背扛。一路之上，携带大量财物，免不了被匪盗歹人觊觎，最好的办法是请镖师护送，这样可保证平安到达目的地。
相对普通人，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商人需要调运的银钱数目更加巨大。明清时期的白银基本都是从美洲和日本进口，从沿海进入内地，大规模的白银运输便需要武装保护。
政府的运输可以调动军队，民间自由商人便委托镖局提供保护。特别是清朝中叶以后，民间票号兴起，加速了货币流通。当时社会极其动荡，大额的票号和现银都离不开专人押送，以保证安全。
如此一来，在货镖之外，有了银镖和票镖。
有人望文生义，说“镖”字就来源于“票（号）”，此外，还有私人保镖和看家护院的坐镖。
乾隆时期的袁枚就曾提到：
“吾父某亦曾为人保镖，路逢劫盗，与角斗，不胜而死。”
对雇主来说，保镖的责任是防贼防盗，保证货物安全到达，但沿途和官府税务、厘金局打交道的事情都要靠雇主来打理。镖师也可以帮忙打通关节，但不能白帮忙。
古代中国一直没有邮局，官方有专用驿站通邮，而民间通信则极其不便。随着镖局的出现，民间通信成为可能。一般人只要花上不多的费用，就可以让镖局将书信投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当时一些大一点的镖局在各地都设有分局，镖路遍布周边数省；镖局与镖局之间也有一定的合作，从而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信息和物流网络。
3、镖局的运作开办镖局虽然要向官府登记，但镖局本身几乎是无本买卖；用不着多少资金，就可以开办一个镖局。镖局实行股份制，以人力股为主，不看出资多少。
一般而言，镖局由镖户和镖师组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正如传统商帮一样，同一家族、同一师傅或者同乡，往往组成一个小团体，这就是镖户。离开镖户的个体镖师也非常多。资深镖师称为“达官”，不仅武艺高强，而且阅历丰富。
镖师是自由的，与镖局也是合作关系，从这一点来说，镖局就是一个企业。
镖局的收入，来自雇主支付的“镖礼”，一般根据路程远近和货物价值而数额不等。与其他传统行业相比，镖局这种企业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镖局建立和股份制度上，即便是在镖局生意兴隆的全盛时期，也不会有哪位富豪会出资办一个镖局，镖局靠的是镖师而不是本钱。在洋枪进入镖局之前，镖师的武器都是私人所有，马匹也是个人的，只不过由柜上（镖局财务）发饲料而已。
镖局作为传统行业，其生存基本依赖于武术，在武器上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所用以短矛为主。这种短矛放在镖车上，一旦遇到贼匪，可以抛出，极具威力。这与西方传统武器标枪有些类似，比中国传统飞镖更有杀伤力，而且可作近战武器，用于白刃格斗。因此也有说法认为，“镖车”“镖旗”“镖局”等名称即来源于此。
满清一代，对武器控制甚严，严禁民间拥有弓箭和火枪，镖师只能使用弹弓、镖枪，或以大刀防身。实际上，作为武林中人，镖师主要是依仗武艺和拳术，武器往往是备而不用。
4、镖局的兴起镖局的兴起，一方面是因为商业繁荣，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治安恶化的结果。
进入清后期，人口过剩，流民四起，不仅引发了许多大规模的武装暴动，还出现了数不清的流寇盗匪。道光以降，中国南北，更是伏莽丛生，旅途不靖，连官员亦不能免灾。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胡林翼自京返湘，途中便遭强盗洗劫。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广东巡抚黄恩彤与顺德县令鹿钟之等结伴同行，半路亦遇劫掠，损失达五十余万金。
晚清时期，尚没有建立现代警察制度，民间镖局的出现，多少填补了社会治安方面的空白。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点石斋画报》将镖局比作西方保险业，如江西新城县鸦片商人解银到省城办货，途遇强盗抢劫，幸有保镖押运，力战克敌，得保不失。
镖师虽然不是公职人员，但练武之人往往都有正义感，如苏州一镖师就见义勇为——
北方土地高厚，人之躯干亦较南边为结实。其膂力过人者，精习拳棒，投入镖局，为经商北省之家，保银货往来不失事。亦犹洋人保险意也。比来北上者多附轮船以去，此风亦少衰矣。而东豫晋陕诸省，所历多旱道，仍赖若辈挟之而后行。苏城闾门内穿珠巷一带，房屋杂瓦砾中，宵小易于匿迹。日前有米店学徒持洋八十元经此，为游勇攫去，学徒哭喊，得镖师追赶，发一镖适中游勇手，洋遽堕地，取以送之归。然则镖固不可以不发也。惟其得乎时，乃有益于事。
后期，随着大量流民进入东北，即所谓“闯关东”，一度马贼（土匪）泛滥成灾。同治八年（1869年），20万两官银在官兵的押送下尚被劫掠一空。一般商旅往来，更是离不开保镖护送。
一时之间，镖局成为最红火最暴利的行业。仅光绪年间，营口就出现了日升、福顺、金成等大小镖局23家，镖师、趟子手和脚夫多达400多人，大多来自沧州、山东和河南等地。
实际上，这些镖局都与马贼暗通款曲，镖局收了“保护费”，也要给马贼分一杯羹；马贼遇险，镖局也少不了提供庇护。每个镖局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其势力范围之内，马贼与镖局保持默契；或者说，镖局可提供的安全路线，基本上由他们与土匪的关系决定。
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镖局依附于巨商和高官，基本都位于交通要道和通都大邑，尤其是北京，镖路也基本与官道相重合。与一般生意不同，开设镖局绝非易事，“当家的”不仅要武艺高强，胆识过人，还必须熟悉三教九流，人情练达。
晚清时期民变四起，地方大办团练，战争过后，大量退役军人不是落草为寇，就是开设镖局。
保镖并不意味着总是动手打架，实际上都是化干戈为玉帛，和气生财。对镖局来说，没有商户就没有财源，没有匪盗，商户也就用不着保镖。
因此贼匪对他们而言并非完全的敌人。仅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就大可不必与贼匪拼命。在现实中，一般也很少发生严重打斗和流血事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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