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时候，宪政这个词，就如同“区块链”之于今天——人人都在谈，真懂的却没几个。
勉强说来，也就三个人：第一个是革命阵营的宋教仁，孙中山评价他为“革命党的宪政专家”；第二个是改良派的梁启超，端方称他作“宪政研究第一人”；第三个就是杨度，《走向共和》电视剧里，袁世凯把杨度捧为“宪政大师”、“宪政专家”，这虽是编剧加戏，但这两顶高帽，杨度确是受之无愧。
《走向共和》里，袁世凯以慈禧不愿意劝杨度推迟立宪
晚清时，朝廷要搞立宪，就只能找这三人，而宋是革命党，与清廷势不两立；梁启超则因为戊戌年的种种恩怨，只要慈禧执政一日，他和清廷便无合作之可能；相形之下，杨度身上并无多少历史包袱，当清廷有意立宪，他的机会来了。
立宪运动第一步，即1905年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们的团队有一个参赞叫熊希龄，乃是杨度和梁启超的老相识。考察途中，他向五大臣献策，邀请一位“精通宪政的人”“代写几篇有关各国的宪政文章”。按他的说法：“我国精通宪政的人才，只有两个：一是梁启超，一是杨度。他俩目前都在日本。梁启超是朝廷的罪人，不能找；不如去找杨度，请他代写。”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 于是他到东京找到杨度，结果杨度还是拉上了好朋友梁启超，两人共写了三篇文章：杨度代笔《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启超代笔《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
载泽等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英国伯明翰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起代笔门。其意义，对梁启超而言，更多在经济，对杨度而言，更多在政治。它首先是一针催化剂，使杨度渐渐意识到，专横而颟顸的清廷原来可以教化，他的宪政梦与帝王术大有用武之地；其次是一块敲门砖，令杨度名动于满朝公卿，从而打开了通往庙堂的大门。
1906年9月1日，清廷宣布“仿行宪政”；10月，杨度“纳赀捐候选郎中”，其时他还在日本留学，然而投效之意，昭然若揭。一年半后，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两位政坛大佬，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之名，推荐杨度入仕，清廷即日颁发上谕：“候选郎中杨度著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郎中是五品官，直接提拔到四品，已属恩宠。
1908年春，杨度进京，步入政界，壮志满腔，豪情万丈。如此际所作《驱车篇》诗云：“驱车涉名都，曳履升华屋。中庭厕清宴，列爵会高族。名俱奏笙竽，研唱踰桑濮。绿池起鳞介，广囿鸣牝鹿。”与此相应，舆论界对于这位名噪一时的宪政专家入主宪政编查馆，也是寄予厚望。《盛京时报》专发社论，希望杨度“必能出其所学，以编成中国之完全宪法，而为实行立宪之预备”，并告诫他不要以此“为要结权贵、导引功名之具”，而要做到“上无负国家擢用之心，下无负人士希望之意”。
吊诡的是，杨度在晚清，仕途可谓春风得意，从四品京堂至二品大员，只用了短短三年半时间；心境却渐趋低落，以诗为证，入京两年后所作的《回风篇》，再无《驱车篇》的笙歌鼎沸，最终化作一声叹息：“国事日非，无可救也。”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杨度
可从两则旧闻说起。一是 杨云慧回忆其父杨度在颐和园讲宪政：
……父亲在颐和园涵远堂的讲台上举目一望，只见那些王公大臣，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有的在抽水烟，有的在闲聊天，有的瞪着两眼，注视着这个不畏虎儿的青年，想要看看宪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有些人更抱着藐视的态度，勉强地在听着，还不时地发出冷笑。我父亲却视若无睹地站在讲台上，态度大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阐述立宪的必要和宪法的内容；后来又谈到如何才能够国富民强的问题，其内容取自父亲所写的那篇十四万字的《金铁主义》长文。有人提出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父亲也都一一作了回答。由于这些人对于宪政懂得不多，也没有多大兴趣，听完也就算了。
后来有人对我父亲说：“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不怕说错了话，要遭杀头的罪呢！”父亲只报之一笑。
此事之要义，不仅在杨度怎么讲，更在受众怎么反应。结果不外乎六个字：听完也就算了。这正是杨度落寞的一大原因。他所供职的宪政编查馆，属于智囊或智库，其职责主要是理论生产。当他所提供的宪政理论乏人问津，他所阐述的“立宪的必要和宪法的内容”如泥牛入海，无力感必将随之而生。
第二则旧闻，与杨度在宪政编查馆的工作有关。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及《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由于对君权过于强化，对民权过于弱化，以及九年预备期等问题，导致立宪派与舆论界严重不满。时有传言，认为这两份文件都出自杨度之手——足见时人对他的看重——导致他被殃及。对此，他作《布告宪政公会文》 （他是宪政公会的领袖） ，借此向社会辩白：“《钦定宪法大纲》及《预备事宜清单》，鄙人未尝参与一字，且于其时更申三年之说，作表列说，以冀其行。”——此前争论预备立宪的年限，最短的主张是两年，最长的主张是十五到二十年，杨度主张三年，他的宪政编查馆同事大多主张十年，最后折中为九年。
大纲、清单的起草者，肯定出自宪政编查馆。不是杨度，那是谁呢？据考，应是汪荣宝等人。这两份文件颁布后不久，杨度曾提出辞职，理由是“屡次被参”，而且“到宪政馆后迄未派得重要差事”。起草大纲、清单，自然是“重要差事”，如果杨度参与，何必抱怨。据《盛京时报》报道，起草期间，汪荣宝等人有意把持，排挤杨度，“现在凡有会议，即由汪荣宝、钱承志、章宗祥、曹汝霖等数人在大甜水井某宅密议，不独杨度及与杨同志之人无从与闻，其他科员亦皆未与其列”。
这背后，有一关键问题。汪荣宝为什么要排挤杨度，而且能够成功？须知彼时汪氏只是宪政编查馆编制局正科员，论职权、声望，都不如杨度。所以他的排挤，必有上意。上峰何以不待见杨度呢？这也不难解释。杨度的宪政观过于激进，汪荣宝则相对保守，“素重君主大权主义”。“因此，由宪政馆中的‘汪荣宝辈’起草比由‘杨度辈’起草更能使《钦定宪法大纲》体现皇室意志，确保《钦定宪法大纲》能够‘巩固君权’。” （彭剑《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
由此再来说预备立宪和杨度的宪政观。我们首先要追究一个问题：清廷为什么要立宪，慈禧为什么要立宪？
《钦定宪法大纲》
立宪当然不止一个原因。载泽出洋考察宪政归来之后，曾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列举了“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这三点可谓成说。请注意它们的顺序，第一条最关键：“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载泽以日本宪法为据，并请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法学家穗积陈重加持，称君主统治大权凡十七条，包括裁可法律、公布法律、执行法律，召集议会、开会、闭会、停会及解散议会，以紧急敕令代法律，任官免官，统帅海陆军等，简直无所不有，无所不能。据说慈禧同意立宪，即被此折所打动。
参照《钦定宪法大纲》，可知“巩固君权”正是预备立宪的第一要着。大纲头两条明文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随后列举了君上大权，包括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等。对比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 （明治宪法） ，不难发现，大清皇帝权力之大，已经超出日本天皇。君上大权之后，大纲还列举了臣民权利义务，那有限而空洞的几条，“不过徒饰宪法之外观，聊备体裁，以慰民望已耳”。是以章太炎评价道：“推其意趣，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乂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
大清立宪，模板是日本，日本的模板则是德国。在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谱系当中，这一模式叫实君立宪。与其相对，还有一种模式，曰虚君立宪，典范是英国。对于这两种模式与三个国家，杨度认为，论宪政程度，英国最高，德国其次，日本最低。所以他的政治目标乃是英国的虚君立宪制，大权操于国会，虚位以置君主。这与清廷的心思完全南辕北辙，基于此，他怎么可能得到重用呢？
清廷立宪，主权在君，《钦定宪法大纲》因此被称为“君权宪法”。杨度的宪政观，主权则在民。1908年6月下旬，他在天津法政学堂发表演说，直言不讳：“立宪国之政府原系人民之意思，故为人民之政府，专制国之政府独立专制，实为政府之政府……立宪国之政府虽以命令行之下，而有国会以人民之意思达于上，政府、国会两者立于平等之地位；专制国自政府以及下级官吏，无一不巍然压临于人民之顶上，人民虽有意思，概不得发表，以致事事仰承于政府。”
按照杨度的定性，清廷虽有宪法，实质还是专制。
再说预备立宪。为什么要加以“预备”二字呢？“仿行宪政”宣布之际，清廷声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两个原因，一是规制未备，二是民智未开——后一点我们非常熟悉，如今也是流行语——故而立宪需要一个预备期。
前面提到，杨度把预备期定为三年，几乎是当时最短的一种。这纯属无可奈何之举。究其本心，也许可直接废除预备期，他应该无比赞同张之洞的话：“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试看他在天津法政学堂的演说，其中对民智未开与立宪缓行的关系大加批驳——在他口中，民智称作“人民程度”：
中国预备立宪缓以数年之期限，其所借口者人民程度不足……夫程度不足云者，必有一足程度者为之标准，如英为立宪程度极高之国家，德国、日本亦立宪国家，执此以互相比较，德与英比较，德为不足，日与德比较，日为不足。中国将与英比较乎？将与德与日比较乎？夫果如是，既有英国，德可不立宪，既有德国，日可不立宪，有是数国者，中国亦不必预备立宪矣。噫！斯盖大谬大误之说，非至愚至暗，其谁信之？然则比较云者，要在本国与本国相比较耳。德之政府与德之人民比较，德可立宪。日本政府与日本之人民比较，日可立宪。中国预备立宪非预备与英与德与日本立宪，乃为本国立宪耳。政府乃以人民程度不足为借口，或实存此心以测人民，不知政府乃由本国人民之特定所组织而成者，其真敢自负自信与英、德、日等之政府有同一程度乎？不然，不得执人民程度不足之说也。
这番话，还是与预备立宪唱反调。朝廷一口一个“民智未开”，杨度则高呼“凡系国家皆可立宪”，换言之，立宪根本不需要民智开不开，民智开要立宪，民智不开更要立宪。一年半前他创办《中国新报》之时曾说过，可用立宪促进人民程度，“进行一步，即程度高一步，鼓其进行，即所以养其程度，若不进行，而待程度之足，虽再历万年，犹将不足也”。此外，他还谈到政府程度，假如人民程度不高，政府由人民所组成，其程度能有多高呢？正如他在《金铁主义说》中大声疾呼：“吾友新会梁氏（梁启超）曾言：中国政府若能开明专制，当能促使人民程度进步。予则谓与其求有开明之政府，而人民赖之以开明，何如求有开明之人民，而政府不得不开明乎！”
1906年，广西桂林公立学堂运动会，主席台横额上醒目地写着“立宪万岁”
遗憾的是，此时此刻，大清皇族的耳朵已经选择性失聪，除了枪声，他们只怕什么都听不到。杨度呐喊了两年，几无反响，渐渐心灰意懒，归入沉默。不久，大清完了，所谓立宪，则成往事，鲜见提及。
难得一次，应是1915年杨度作《君宪救国论》，曾翻出这笔旧账：“……清室之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以召革命之实祸而已。”“一面悬立宪之假名，为消极之对付；一面与皇族以实柄，为积极之进行，二者皆所以创造革命也。皇族怙权弄法，贿赂公行，凡其所为，无一不与宪政相反，人民请开国会，无效也，人民请废皇族内阁，无效也。立宪党政策不行，失信用于全国，于是革命党代之而起，滔滔进行，所至无阻。”最后援引西儒之言，盖棺论定：
“假立宪，必成真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