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岩，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现代传播》主编。
李燕，博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时政新闻中心编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群体传播的特点、机制与理论问题”（项目号：15ZDB143）阶段性成果。
一 研究问题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媒介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在网络上晒心情、求安慰、盼支持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之一。而网络传播手段的丰富则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绪分享和互动，“导致情绪逐渐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使个体情绪负载的社会信息也日益明确地彰显出来。有学者甚至认为，人类社会正在由后现代社会步入‘后情绪（post-emotion）社会’”（尹弘飚，2013）。后情绪社会是一个情绪过剩的社会，大规模生产的、不真实的情绪正重新定义着我们的世界，人类在情绪洪流中无路可逃（Meštrović，1997：xi-xvi）。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情绪社会建构论认为，情绪是一种由社会创造、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虽然情绪角色建立在一种或多种生物性行为基础之上，但情绪的意义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文化和语言是重要的建构力量（Averill，1980）。互联网的兴盛促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网络语言作为其中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在情绪建构和传播方面有着独特作用。那么，在互联网文化背景下，个体情绪是如何通过社会化传播“走向公共领域”的？网络语言在个体情绪的社会化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探讨。本文以情绪社会建构论为基本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资源，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探究互联网时代的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规律，希望能为有关情绪传播的进一 步研究和社会情绪治理提供借鉴。
二 社会文化建构个体情绪
与传统心理学认为情绪是个体内部的心理状态、其反应取决于生理机制不同，社会建构论将情绪等心理现象置于社会关系中来考察，认为情绪是人际互动的产物，其产生、表达和传播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情绪的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立足于情绪的社会性，强调社会文化对于情绪形成、表达和传播的影响，即所谓的建构。事实上，这种建构是双向的，情绪反过来也建构着社会文化。根据E. Doyle McCarthy（1990）的观点，情绪是一种社会客体（social object）。社会客体具有行为对象（object of action）和表意符号（sign）的双重身份：作为对象，它是行为作用的客体；作为符号，它能“做出陈述”以维护行为的合法性。情绪也具有这种双重功能，“不仅是精心的社会仪式和实践的作用对象，而且能够作为符号指示我们是谁，指示我们处理自我认同的其他事物。”（McCarthy，1990）这种双重身份使得情绪从个体角度来看具有认知功能，能帮助人们认知自我、评价环境从而指导行为。从宏观层面上来说，作为社会价值观内化载体的情绪，具有指示社会的宗教、政治、道德、美学、社会实践等文化体系的作用，它的表达和使用也必将支持和维护这一整套社会文化系统。当一个人出现违背道德规则或者社会团体价值规范的行为时，社会群体会表现出愤怒、怨恨等情绪，迫使当事人感到愧疚、悔恨，从而使人约束自己的行为以避免群体孤立；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主流社会文化观念时，社会群体往往会表现出赞赏态度，以正面情绪鼓励这一行为。通过谴责道德失范行为、鼓励道德合范行为等方式，情绪事实上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以维护某一社会或社团的文化价值体系（Armon-Jones，1986：57）。而在这一过程中，情绪也进一步塑造着社会文化，巩固了某一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二）语言是建构情绪的重要手段
作为人类特有的交流传播手段，语言可谓是最高级的表意形式，在情绪认知、表达等建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Rom Harré（1986：13）甚至直言情绪是“某一文化中行之有效的语言游戏”。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文化对情绪的建构，实质上是通过将意义内隐于语言来完成的。由于语言的使用与交流情境、社会环境、道德规则、情绪感知等密切相关，Rom Harré（1986：12）主张，情绪研究“第一优先点应当放在语言研究上。情绪词汇有哪些？它们是在什么条件下被使用的？”
与传统心理学认为语言是客观、中性的工具不同，社会建构论站在文化研究的角度认为，“语言的意义不是固定的，是随着社会文化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叶浩生，2003），我们不能脱离语言的时代背景、不能超越社会文化规定的范畴来使用语言。社会建构论者借鉴福柯的观点，认为语言以一定的结构化方式形成话语影响人们的认知，人际交往中的情绪活动事实上是一种话语实践。话语往往包含着权力，谁掌握话语权谁便能建构“真理”。话语的操作特性，使得情绪实践同样“隐含着权力关系，它允许我们感受某些情绪而禁止其它情绪，从而塑造我们的情绪表达，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情绪创造社会或政治抵制”（尹弘飚，2013）。由此，情绪成了话语操作的产物，不再是单独个体的内部心理状态，而是指示一系列社会关系、文化观念的对象。
三 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路径
社会建构论的显著特点是将情绪置于人际交流中来考察，这一过程既是情绪从私密心理感受被建构注入社会性的过程，也是情绪从个体扩展到他人的传播过程。心理学研究者将人们的情绪传播行为称为情绪社会分享（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情绪的社会分享具有普遍性、反复性和多次传播等特性（孙俊才，2008），这充分说明了个体情绪在一定条件下经过人际分享、传播扩散成为较大群体内的社会情绪的可能性。
（一）情绪的链式传播效应
虽然研究者意识到了社会关系网络在情绪社会分享过程中的作用，但情绪是如何沿着社会网络传播的呢？社会网络中的哪些因素影响着情绪社会分享行为？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结合社会学理论传统，提出了情感传播的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理论，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柯林斯（1986/2012：19-150）认为，“互动仪式链”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人与人之间在微观层面通过具体情境中的人际互动结成际遇（encounter）关联。这种人际关联随着互动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断延展，由此形成了如同一个长的互动仪式链般的宏观社会结构。互动仪式得以成立，所依赖的核心机制是高度的相互关注（mutual focus）和高度的情感连带（emotional entrainment）。在互动仪式中，人们关注共同的对象，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从而形成群体符号、加强群体团结，而参与其中的个体则获得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情感能量是“一种采取行动时自信、兴高采烈、有力量、满腔热忱与主动进取的感觉。”（柯林斯，1986/2012：81）
和文化、符号等其他资源一样，情感能量是社会网络中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是人们追求互动的驱动力之一。柯林斯进而提出“互动仪式市场”的概念，认为个体参与互动仪式是一种理性的市场行为，人们基于所具有的际遇机会和拥有的情感能量及文化、符号资本等资源，趋向于参与能够获得最高情感能量回报的互动仪式。
柯林斯认为，由于自身资源的差异性，情感能量在社会网络中不是平均分布的。一般来说，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通常具有较高的情感能量，柯林斯称之为“能量明星”。由于情感能量较高的人“拥有引发新的情感刺激和鼓舞他人的热情”，并且“能够努力重新集合群体，或聚合一个新的群体”（柯林斯，1986/2012：210），因此与能量明星互动能够推动互动仪式的进一步延续，单一的互动仪式由此变成了互动仪式链。最初互动仪式中的个体情绪也就得以沿着仪式链在社会网络中传播。
（二）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情绪传播路径
所谓群体传播，“是指非组织群体内成员与成员之间自发的、非制度化的传播活动。其最大的特点是群体成员自发集聚，彼此之间互不相识。”（隋岩，李燕，2012）作为人类社会传播活动的基本形态之一，群体传播早已存在，但互联网技术下传播手段的不断丰富，打破了长期以来物理空间对群体传播的限制，使得这种传播形态在无限广阔的网络虚拟空间中广泛流行。网络群体传播打破了长期以来社会精英对话语权的垄断局面，正在日益强烈地影响着社会传播结构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网络群体传播的流行也使得情绪传播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使人们不在同一场所，也能通过网络群体传播进行情感仪式互动。也就是说，互动仪式不必非得要求同一物理空间的“身体集聚”。
2015年国庆期间发生的“青岛大虾案”是个体情绪借助网络群体传播建立的弱关系网络进行社会化传播的典型案例。2015年10月4日晚，一名网友用刚刚注册的、未经认证的账号在新浪微博爆料，其在青岛旅游时遇到宰客事件，点菜时38元一份的大虾结账时按38元一只收费，并@了青岛公安局、物价局等相关部门。次日，媒体账号@青岛交通广播FM897将其编辑成微博新闻发布，迅速引起网友和其他媒体关注，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仅该微博就被转发了5600多次、评论3000多条。“青岛大虾”也脱离“原产于青岛的海鲜”这一原始所指，成为代表旅游宰客现象的网络语言。图1所示的转发路径，直观展现了当事人的愤怒是如何在群体传播过程中通过社会网络中的“情感互动”发展为社会“众怒”的。
个体情绪借助以网络群体传播形式建立的弱关系网络得以快速传播，不仅极大地扩展了传播范围，而且在情感互动仪式这个变压器的作用下变成了较为稳定的集体情感，从而以社会舆论的形式产生压力，迫使相关部门解决问题、平复社会情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体主动分享情绪并推动社会化传播的行为，实质上是借助嵌入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源寻求帮助的过程。个体能够获取何种数量和质量的资源、得到多大程度的帮助，取决于他的社会关系网络。
四 网络语言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
网络语言是网络环境下出现的特殊语言形态。广义的网络语言包括计算机编程语言、网络术语（如“点击”“在线”“链接”等）和网民交流用语三类，狭义的网络语言特指第三类（俞香顺，2005：120）。本文关注的为狭义的网络语言，即网民在网络空间中交流时所创造和使用的文字、图像、表情包等表意符号，往往以网络群体传播方式广为流传，成为网民之间的“行话”。网络语言“虽然主要在虚拟空间传播，却是人们对现实社会关注和情绪表达的产物”（王仕勇，2016），它们在建构情绪的同时，也推动着情绪的社会化传播。
（一）网络语言的情绪特征：双重情绪基因
作为互联网文化下的特殊表意符号，网络语言的情绪层次更为丰富，通常具有表层和深层双重情绪基因。表层情绪与深层情绪指向不同又相互交织，形成网络语言独特的情绪表达机制。相较于日常交流语言，网络语言的一大显著特征是含有游戏性、娱乐性的情绪底色。同样的意思，用网络语言表达通常会显得比传统语言更为时尚、有趣。
在“嬉皮笑脸”的外表之下，网络语言还有着“一本正经”的内心，具有内涵丰富的深层情绪。例如，“青岛大虾”表达了人们对于旅游宰客现象的愤怒、对某些部门不作为的不满，对“茶叶蛋”“榨菜”的调侃则反映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后民众对境外丑中言论的嘲讽和对自身生活的满足。这种深层情绪实质是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道德判断和情绪评价。无论是嘲讽、抱怨还是赞美、骄傲，都是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维护，显示出社会控制的功能。
因此，深层情绪才是网络语言的意指所在，表层情绪常常扮演面具角色，以精致的面孔吸引人们的注意，促进深层情绪的传播。在表层情绪的掩护下，深层情绪伴随着网络语言的群体传播而四处蔓延，由此实现网络语言的真正意图。网络语言的双重情绪基因和作用模式也改变了隐藏在情绪背后的权力运作逻辑。“权力关系决定在诉说自我和情绪时哪些能够、不能或者必须说，哪些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哪些是个体能够说的。”（Abu-Lughod & Lutz，1990；转引自尹弘飚，2013）在大众传播时代，少数社会精英在垄断话语权的同时也掌握着情绪表达的主导权，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情绪诉说的内容和方式。追求表达快感的网络语言以游戏、娱乐的外壳包裹针砭时弊的内核，表现出反权威、去中心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网民借助他们所创造的非正式语言，以嬉笑的方式尽情诉说社会百态、分享人生百味，甚至形成网络狂欢，有力地挑战了精英话语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体现出情绪表达权力中心自上而下的滑动趋势。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络语言被官方话语收编，这种滑动趋势愈发明显，社会草根在表达、传播情绪方面的自由度、话语权及影响力越来越大。
（二）网络语言的传播机制：群体传播驱动模因复制
网络语言情绪能量的发挥，需要以网络语言的大规模传播、使用为前提。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模因论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像基因一样的文化传递的复制因子——模因（meme），能够通过模仿进行自我复制并像病毒一般传播（何自然，何雪林，2003）。作为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模因也寓于语言之中。”（谢朝群，何自然，2007）语言本身的运用促成了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这一过程反过来也说明了语言的流传原理，即语言是通过其使用者（宿主）的模仿、复制而得到传播和保存的。
Francis Heylighen（1998）认为，模因复制要先后经历同化（assimilation）、记忆（retention）、表达（expression）和传输（transmission）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周而复始循环，构成模因的生命周期。每个阶段都存在选择，意味着某些模因会被淘汰。语言模因的传播也不例外。由于激烈的生存竞争，语言模因形成了强势和弱势之分，强势模因才能得到广泛的复制（何自然，2008）。
能否成为强势模因，首先在于模因自身的特质，是否具有竞争力。相对于传统语言，网络语言往往形式新颖、言简意赅，还常常形象风趣，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被理解、接受，从而被纳入人们的认知体系，完成同化和记忆过程。同时，网络语言的形式丰富多样，文字、符号、图片、表情包等，都可以成为网络语言的形式载体，其间各种要素的组合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网络语言文化，如段子接力、表情包大战等。这使得网络语言天生具有极强的表达力，容易被人们接受和使用。同时，相比于传统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网络语言尤其是符号、图片、表情包类网络语言在用于人际交流后，常常能够被收藏、保存以便后续使用，从而容易实现语言模因在人际网络中的传输。
从外部因素来看，能否激活大规模的群体传播是语言模因能否强势的重要条件。群体传播越活跃，语言模因的传播速度越快、范围越广，其“强势”属性也就越明显。当然，如果模因自身非常有竞争力，容易引发群体传播，就更容易成为强势模因。互联网让人际间的弱关系网络更容易建立，群体传播更便捷，这就为模因复制创造了条件。甚至一些原本比较普通的语言，利用群体传播无管理主体、可操控性的特征，通过人为促成大规模的群体传播，最终成为强势模因而得到广泛流传，例如以“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为代表的由网络营销而来的网络语言。
（三）网络语言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
网络语言尤其是来源于社会公共事件的网络语言，带有鲜明的情绪特征。其根据模因原理进行群体传播，不仅能够反映社会现象，还能让网民的情感得到传递和释放（刘越，2014）。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语言的流行过程，也是其所承载的双重情绪突破个体范畴，在人际关系网络间社会化传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网络语言的双重情绪基因通过群体互动发挥作用，从三个层面影响着个体情绪的社会化传播。
1. 凝合效应：促进情绪整合，形成社会舆论
社会建构论认为，情绪的社会分享和传播，一个重要目的便是“限制不受道德欢迎的行为或形成合宜的动机和意愿。”（Harré，1986：80）因此，饱含道德判断的深层情绪是激发网络语言群体传播的重要动力。网络语言的大规模群体传播又反过来促进了深层情绪的传播与整合。
经过社会化分享、通过群体互动仪式的变压之后，个体情绪被其他参与者获知并理解，实现了传播范围的量变和情绪性质的质变，凝合成一种集体性的社会情绪。这种社会情绪能够产生强大的群体压力，在维护社会价值体系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控制作用，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事实上，舆论研究者们早已注意到了舆论中的情绪因素。陈力丹（2012：33）将舆论定义为“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意见和情绪的总和。”美国学者卡斯珀·约斯特（Casper Yost）甚至认为，舆论等同于社会情绪。“情绪（sentiment）就是人的思想和心理的符合产物，所以通常所谓舆论——差不多人人都这样叫它——实际上就是公共情绪（public sentiment），因为它含有感情，也含有思想。”（约斯特；转引自刘建明，1988：350）
网络语言作为网络时代特有的情绪知识载体，大多生动传神，具有心领神会的特殊效果，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情绪事件，实现自我与他人情绪经验的整合，最终形成社会舆论。由于成功的情感互动仪式“达到了很高程度的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能够创造新的符号，如“发明新的用语，开创时髦词语、值得回忆的俏皮话、值得再流传的笑话”（柯林斯，1986/2012：218）等，网络语言在群体情感互动中存在变异和发展的可能，能够反过来再次为情绪传播推波助澜。经过多次反复，最初基于某一个案的单一、个体的情绪便发生质变，成为反映某一类社会现象的复合的、公共的社会情绪。
这些由网络语言推动形成的社会情绪包含着人们追求社会公平信义、维护社会秩序的理性诉求，也难免夹杂有群体感染、模仿状态下的非理性表达。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共同构成了情绪型社会舆论的特征，也成为人们行动的动力。“情感是一种动机力量，因为它们不仅使人们的主观体验有序，而且赋予人们以力量，指导行动的方向。”（特纳，斯戴兹，2004/2007：8）
2. 转移效应：推动情绪转化，疏导社会舆论
对网络语言表层娱乐元素的追求，一定程度能够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得网络语言表现出一种转移效应——人们不那么专注于网络语言反映社会现实、发泄社会情绪的深层内涵，而投身于其游戏外表所召集的群体狂欢。青岛大虾案被曝光后的第二天，就有以此为素材的段子在网络上流传，由此引发网友的段子接力，调侃旅游宰客、物质相亲、碰瓷敲诈等社会现象。网友们被事件挑动起来的紧张神经，也渐渐地在各种段子营造的“笑果”中放松下来。自娱自乐的网络语言狂欢、能够推动网络群体互动仪式的情绪基调从深层的宣泄压力向表层的戏谑调侃转换，避免负面社会情绪积累到临界点引发过激行为，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疏解社会舆论的作用。
网络语言的娱乐特性也为社会舆论引导提供了新的思路，提醒官方和大众媒体以符合群体传播心理的方式疏导社会情绪。从网民嘲讽富人“有钱就是任性”到政府工作报告告诫官员“有权不可任性”，从网友集体吐槽“APEC蓝”到主流媒体大方反思“APEC蓝”，官方以网络语言的形式真诚回应蕴含在网络语言深处的社会关切，对于网民来说无疑是一剂疏解心情的良药。
3. 沉淀效应：积累情绪氛围，建构社会文化
网络语言作为互联网环境下人们情绪交流的新载体，反映的深层内涵是社会转型、矛盾凸显背景下普通百姓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传统社会道德的维护、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网络语言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活化石，记载着人类文明道路上的社会公共参与。有的网络语言甚至具有长久的生命活力，“说明它所反映的问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一种普遍情绪始终弥漫在社会生活中。”（常宴会，2016）因为雾霾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所以对“短暂而不自然的美好”的嘲讽才会从“APEC蓝”延伸到“阅兵蓝”再到“带路蓝”并在短期内继续保持变异的可能；因为旅游宰客乱象没有根治，“三亚海鲜”“云南导游”“青岛大虾”等饱含公众愤怒与无奈情绪的词汇才会被网友列入“中国四大黑”榜单。然而，即便促使其诞生的具体问题被解决了，网络语言所蕴含的深层次社会情绪也不会消失，而是表现出沉淀效应，会较为长久地储存在网络语言中。正如柯林斯（1986/2012：172-173）所言，“互动仪式随着时间连接成链条，其结果是最后的互动（通过情感与符号）成为下一次互动的输入端；所以情感能量往往会随着时间而累积。”
社会情感能量随着时间而沉淀积累，将对社会的情绪氛围（emotional climate）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社会心理学者Joseph de Rivera（1992：197-218）认为，情绪氛围指一定情境下个体成员感知到的多数人的感受。这种感受与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结构、政治管理、经济形势等密切相关，反映的是社会成员与他人的关系（如是否信任）以及与自身期望的关系（如是否满意）。国内有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王俊秀，2013）将其译为情感氛围，并认为它是社会情绪的准备状态。如同火星遇上干柴，一旦遇上刺激性事件，情绪氛围就能被激活成为社会情绪。因此，在整体社会环境没有改善的情况下，网络语言的每一次使用，都是对沉淀其中的社会情绪的唤醒，并为下一次的情绪爆发和互动仪式做铺垫。
五 结论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播手段的丰富，促进了情绪这一特殊信息在网络空间中的分享和传播，个体情绪可能经过社会化传播产生巨大影响。从社会学角度看，个体情绪在社会网络间的传播实质是一场以情绪理解为内核的群体情感互动仪式。互联网激活了群体传播的能量，使得群体传播成为互联网时代区别于以往其他时代的显著标志。在群体情感互动仪式中，网络群体传播解除了物理空间在场性对互动仪式的限制，使得人们可以在网络空间内通过弱关系连接更大的社会网络，促进情绪的大规模链式传播和互动。经过群体互动与讨论，个体情绪被整合成代表群体意志的社会集体情绪。社会情绪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维护社会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的功能。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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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 / 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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