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处我国的西南部，物产丰富，自古便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远处我国内陆，地理位置封闭，一直以来发展的便是封闭性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明清之际，由于战乱导致四川人口骤减，土地大片荒芜，出现“川中百里无烟，人民所存有数”，“一日荒凉，萧条百里”的景象。为了发展四川经济，自顺治皇帝起，开始在四川实行招民垦荒的政策，“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1]，掀起了当时历史上著名的人口迁移事件“湖广填四川”。
人口的大量迁移，为四川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使得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四川的经济为此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了乾嘉之际，随之封建地主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土地兼并日益加剧，高利贷也在省内横行起来，据统计，就嘉庆年间关于四川的借贷件数就有46件，占全国第二[2]，仅次于陕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迅速激化，出现了当时四川境内著名的白莲教起义，起义虽然被迅速镇压，但它播下的反抗火种仍在继续蔓延，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在乾嘉之际后，社会危机不断积聚，四川经济出现停滞状态。总的来说，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四川经济具有如下的特征：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自然经济的核心，具有分散性、封闭性、自给性。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巨大的变化，势必会对当时的经济产生影响。虽然四川身处内陆，没有遭受外资的直接侵略，但是在外国势力通过其他途径的间接冲击下，四川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首先，鸦片种植的泛滥开始引起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其次，银贵钱贱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凋敝。虽然有所变化，但是此时四川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还是保持得相当完整。直到1891年，重庆开埠后，外国资本的直接入侵，才对四川的小农经济给予了严重的冲击，导致了四川经济的“耕”“织”分离，从而推进了四川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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