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我们思念这位老派文人，有温度的作家。
汪曾祺的文字很有特点，有老派文人的情趣，这是许多人喜欢他的原因。汪曾祺出身西南联大，是沈从文、朱自清和闻一多的学生，受老师的影响很深，他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中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我现在这样的作家。”
考入联大中文系
1939年，汪曾祺考进了考入联大中文系。那一年，他19岁。
晚年汪曾祺
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已经改为统考，全国分为贵阳、昆明、成都、重庆、西安、兰州、桂林等七八个考区，基本上都在西部，因为东部都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无法设置。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没有考点，他是千里迢迢辗转来昆明应考的，对于自己报考联大中文系的缘由，他后来多次说过：“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西南联大有文、理、法、工、师范五个学院，其中，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中文系每年才招十几个学生，非常难考，汪曾祺能考进联大中文系，说明他功底不错。
当时南开大学没有中文系，所以联大中文系是由北大和清华的中文系合并而成的。系主任由清华和北大轮流坐庄，先是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后来是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只不过罗常培担任系主任的时间比较长，学生们背后都叫他“罗长官”。1941年秋，“罗长官”生病，由杨振声代理了几个月；1944年，罗常培去美国讲学，便由罗庸代理，直至三校复员北返。
西南联大融合了北大、清华和南开民主、自由、开放的学风，汪曾祺所在的中文系更是得风气之先，这从教授们的言谈举止上即可略见一斑。系主任罗常培极为爱惜人才，他最喜欢两种学生：一是刻苦治学；二是才华横溢。他曾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教书，在给学生开的介绍信上竟如此评价：“该生素具创作夙慧。”无独有偶，王力教授也给过弟子类似的评价，当时一位同学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作业交给了王力，王先生的评语极具古文人风：“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汪曾祺晚年谈起这些往事，还犹自感叹不已：“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如果说罗常培、王力两位的评语足以让人吃惊的话，那么汪曾祺的遭遇就更有意思了，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中回忆，有一次，教授西洋通史的皮名举先生给诸位弟子布置了一份作业，要求每人画一张马其顿国的地图。作业发下来一看，汪曾祺哭笑不得，原来皮先生在自己的地图上批了这样两句话：“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联大教授们的率直与幽默。
闻一多后来接替朱自清当了清华大学的中文系主任，他的课非常“叫座”，不仅中文系和文学院的学生爱听，理学院和工学院的学生也来旁听。闻先生上课很有意思，有名士气，先在讲台上点染烟斗，下面抽烟的同学也点着烟，烟气袅袅，师生同乐，场面非常和谐。
汪曾祺夫妇
闻一多喜欢有独立看法的学生，汪曾祺颇具“歪才”，文笔也好，所以很获先生激赏。有一次汪曾祺替同学写了一篇关于唐代诗人李贺的读书报告，闻先生看了非常欣赏，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后来汪曾祺回忆说：“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
闻一多这篇文章的观点极为新颖，这也是西南联大教授对学生的要求：不怕新，不怕怪，只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
沈从文得意门生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感情最深，来往也最多，他曾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而沈从文也经常向文化界推荐这位学生：“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沈从文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他在文学院中文系开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这几门课汪曾祺都选了。
沈从文年轻时投身行伍，浪迹于湘川黔边一带，没有上过大学，更谈不上留洋了。沈先生学历虽然不高，讲课却是别具一格，他先看学生的作业，然后根据作业中出现的问题针对性地指导学生。汪曾祺写了一篇小说，其中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有诗意、有哲理一点，不料沈先生却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汪曾祺知道了对话就是人物说的普普通通的话，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最真实。
沈从文
沈从文教学生写作，写的比说的要多，他总是在学生习作后面写读后感，有时比原文还长。除了写读后感，沈先生还给学生推荐一些与你的习作相近的作品来读。汪曾祺写过一篇《灯下》，描写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沈先生于是找了几篇类似的作品给他读，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自己又是怎么写的。这样汪曾祺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文章的不足，也明白了应该如何下笔。
汪曾祺记忆中的沈从文自奉甚俭，穿衣吃饭都不讲究，他在《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中回忆说：“他（沈从文）在《湘行散记》里说他穿了一件细毛料的长衫，这件长衫我可没见过。我见他时总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夹着一摞书，匆匆忙忙地走。”
汪曾祺常到沈从文在文林街的寓所看他，吃饭时沈先生总是和他去对面小铺吃米线，小铺坐北朝南，桌凳干净，米线味道也清淡，很合沈从文的胃口。两人各吃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只鸡蛋，但也不会超过两角五分钱。不过有一次例外，沈先生要了一盘凉鸡，还打了一碗酒，他用碗盖喝了一点点，其余都让汪曾祺喝了。
汪曾祺会做一手好菜，多年以后他和沈从文都住在在北京，老师有次顺路来看他，汪曾祺特地做了一只烧羊腿和一条鱼招待。沈从文吃得很尽兴，回家后一再向张兆和说：“真好吃。”
泡茶馆
查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书，我们发现1939年中文系新生名单中有汪曾祺，但后来的毕业生名录里却不见了他的 名字——原来汪曾祺并没有拿到联大的毕业证书，他的体育和英语不及格。
汪曾祺有名士习气，许多年后，他的舍友何兆武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级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这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汪曾祺小说《受戒》配画，张晓红绘
汪曾祺自己也常说，他在西南联大不是个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乱七八糟却看了不少书。汪曾祺经常晚上一个人到系里的图书馆看书，在这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阅手续，随便拿随便看，还可以抽烟。中文系在学校的西北角，墙外是一片坟地，非常安静。有一天深夜，汪曾祺在图书馆里听见墙外坟地里传来一派细乐的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弄明白。
图书馆里座位不多，白天人多没地方坐，于是汪曾祺便去泡茶馆。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的专用语，当地人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北京来的学生把“泡”字带到了昆明。汪曾祺有一个姓陆的同学，一整天都在茶馆里看书，洗刷用具都放在茶馆，早上起来就到那里洗脸刷牙，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时，才挟着厚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汪曾祺和外文系的两个同学一起到茶馆看书，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还带有水浮莲的气味。他们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边，各看各的书，有时半天都不说一句话。汪曾祺这时刚刚开始写作，他最初的几篇小说就是在这家茶馆里完成的。
昆明的茶馆其实就是个缩小的社会，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人们只知道汪曾祺是个了不起的文人，却不知道他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里，其实汪曾祺文笔中的许多功夫，都来自当年的泡茶馆，这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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