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康 张莎玮
内容摘要：垃圾分类的实施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自下而上的配合。本文尝试运用设计思维来反思垃圾分类的本质和核心问题，横向延展垃圾分类的全流程，纵向剖析垃圾与人的关系，讨论了懂、减、分、用“垃圾”等核心问题，探讨如何通过设计的创新思维寻求解决垃圾分类的设计策略。
关键字：垃圾分类 设计思维 策略创新
随着城市化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日常生活垃圾愈加复杂且数量巨增，已经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当下我国诸多城市已经施行了垃圾分类管理制度，以在广州的观察而言，经过近期的调查与研究，我们发现落实的效果普遍低于预期。主要问题有：分类垃圾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分类之后收运混淆；分类习惯养成缓慢，过渡时间长；厨余垃圾分类难度大，可回收利用垃圾大量被归于其他类别，分类效果不尽如人意；并且分类的约束力不够强。对比上海、深圳等已经将垃圾分类作为城市管理条例全面推行的其他城市，这一现实仍旧是各地较为普遍的现象，参与性低、系统性差、彻底性不足等问题成为垃圾分类进一步推进的顽疾。
“垃圾分类”和众多复杂的社会议题一样，既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指令，也不能指望几张海报和几款垃圾桶就能解决问题；设计师或者设计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不应仅仅停留在海报或垃圾桶这些具体的设计工作上，我们更需要新的系统性思维和更具复合性的策略来面对此类问题。设计，既然可以定义为“个体或群体所持有的特定目标；深思熟虑、目标清晰的规划；一个将目标和手段对应起来的脑力活动或方案”。〔1〕那么，针对“垃圾分类”这样的复杂性议题，设计应该提供一条开放性的观察与思考路径，充分发挥设计的创新思维：强调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多种可能性的探索，提出系统性的解决策略。具体到“垃圾分类”这一现实问题，我们将思考聚焦于用设计思维透视整个垃圾分类系统本身，寻找问题的关键所在，思考“垃圾分类”精准度如何进一步提升，以及居民的分类积极性如何进一步获得激发。
垃圾、垃圾制造者与垃圾处理的关系 绘制/谢倩
垃圾分类的本质和核心问题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知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就提出，垃圾分类将成为第四次“革命”。既然查、评、逼、考、罚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问题，那么，阻碍垃圾分类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首先需要分解垃圾与垃圾制造者（人）、传统行为与新行为之间的冲突。从当下垃圾分类的结果看，首先是缺乏从不同维度对“垃圾”本体的思考，更进一步是对“垃圾制造者”本身的思考。垃圾分类，貌似重心在于垃圾，其实根本在于“人”。因为是人在制造垃圾，扔垃圾、回收垃圾的主体还是人。所以，追问垃圾分类的根本其实是追问人和垃圾的关系如何达成，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妥善调和“垃圾—垃圾制造者（人）—处理垃圾”三者的关系。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垃圾分类的终极目标其实为了减少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因此，只有所有制造垃圾的人真正“懂垃圾”，才会主动“减垃圾”，才会知道如何“分垃圾”，也才能更好地主动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实现“用垃圾”（回收）。
1. 懂垃圾
当前垃圾分类工作面临巨大的难题和挑战，人们还没有形成垃圾分类意识和习惯，调研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人不明白垃圾分类的规则，想要分类也总是出错。已经有学者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率（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率（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2〕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景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因素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在垃圾分类的各个环节，不论宣传指引还是空间、产品的介入，都需要以“懂垃圾”为重心，充分考虑人们如何才能有效获取相应的信息，从共情性出发，而非目的出发，以同理心促成大众对垃圾本身的理解。譬如我们生活中产生的大量碎片垃圾，包括各种小包装、零碎的纸张等，无法在分类上定义，需要专门的指引；有害性的垃圾在危害程度上无法理解认知，也缺乏有害隔离处理的关联性信息，使得人们容易对该类垃圾回收的意义和目标产生质疑并放弃主动性。因此，从设计介入的角度，如何促成“懂垃圾”仍有许多发挥空间，需要尽量增加情景因素、实现便利性，使人们正确地“懂”垃圾，改善大众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广州垃圾分类现状
2. 减垃圾
懂垃圾成为共识，减垃圾的过程才能真正建立，最终实现源头减量控制垃圾总量的根本目标。激发内生动力，让公众认识到个体是重要的参与者，这正是设计在社会创新方面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在我们的观察中，现实生活中的垃圾相当部分来自于快递和快餐，如何有针对性地减少这部分垃圾可以在两个方面通过设计展开行动，其一是通过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此类垃圾的产生；其二是预设包装、餐盒的回收设计，在其使用后避免混同其他垃圾，跳过一般性“扔垃圾”的行为，让这些“非典型垃圾”直接、快速地进入回收环节。
此外，从“减垃圾”的角度，宣传、传播的设计也可以将“劝诫式”的标语设计成描述价值的语汇，让大众能够清晰地了解回收一吨废塑料瓶大约可以回炼600千克无铅汽油或柴油，促成二次油田等等，从而激发每个人的责任感促成群体共识，使垃圾分类可持续推进，避免成为短效行为。
广州垃圾分类现状
3. 分垃圾
分垃圾是“垃圾分类”事实层面的微观操作，然而，在现实观察中我们发现，即使是在同一城市，垃圾分类究竟如何“分”才方便、有效，其实很难有通用的法则。垃圾分类的“分”与“扔”包含了相当成分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体现在社会、文化、经济、生活、消费、空间形态等众多方面。因此，垃圾分类的设计需要有针对性，避免同质化的分类措施。正因如此，我国垃圾分类才出现了所谓“三分法”“六分法”“五点减量法”等多元化的选择；也出现了垃圾分类的“望城模式”“深圳模式”等地方样本，各有其借鉴意义。
此外，“分垃圾”的过程还要考虑到学生、青年、老人对垃圾认识和操作能力上的差异，予以针对性的设计应对。如学生和上班族生产的快递和外卖垃圾最多，垃圾分类设计对应在空间设计上应更加充足；老人则需要设计上门分类业务、奖励业务，突出对老年人和生活不能自理人群的设计关怀。
哥本哈根CopenHill垃圾焚烧发电厂被誉为“世界上最清洁的废物能源发电厂” 图片来源/BIG建筑事务所官网
4. 用垃圾
用垃圾是垃圾分类后物质回收、循环再生的重要环节，也是资源化利用效果转换最有效的环节。有效的垃圾分类能更好地促成回收再利用、提升产业链附加值。生态修复设计本身就是通过设计创新将垃圾变废为宝、综合利用，如金属回收利用、塑料再生、无机物环保制转等；在尺度更大的层面，针对垃圾处理厂、垃圾填埋场进行的生态修复，以设计创新实现垃圾资源化、集约化、无害化处理，实现土地资源再生。如哥本哈根于2019年建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CopenHill，是丹麦最大的环保计划项目。该项目将垃圾焚烧发电厂、人造攀岩墙、体育公园等不同的功能重组在一起，可见这一设计策略已经超越了垃圾再利用的传统思维，通过设计策略重组实现了环境功能、公共空间、生态关系的共建，达成环境、经济、社会的共赢局面。
哥本哈根CopenHill垃圾焚烧发电厂被誉为“世界上最清洁的废物能源发电厂” 图片来源/BIG建筑事务所官网
以创新设计推进垃圾分类1. 价值设计
垃圾分类在根本上是通过“分垃圾”实现再利用和精准处理，进一步实现价值的重组，因此也有必要通过价值引导、价值设计来策略性地达成目标。虽然通过垃圾分类获取经济收益的安排不太现实，但可以通过有偿服务将“垃圾分类”社会分工化，高标准的分类要求和付费外包相结合反而有可能实现垃圾分类的效果。此外，在减垃圾的环节中，也可以考虑增加惩罚设计策略，譬如日本1970年推行的诸如《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等法规，对于如沙发、衣柜等大件生活垃圾需缴纳相应的处理费用等，这些利用经济手段来平衡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策略，都是十分有效的价值整合路径。
实现个人意愿、劳动付出和垃圾再生资源价值的共赢：参与垃圾分类的人完成垃圾分类的过程，并且这种行为受到社会认可，个人价值得以体现，垃圾资源也得到应有的处置，形成新的社会资源，两者互为支撑，即有可能形成可持续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价值引导位于设计策略中的最前端，完善的价值引导，可以轻易地撬动后面的分类和处理过程。
欧盟委员会对于垃圾处理等级的定义 图片来源/https://ec.europa.eu
2. 协作设计
协作设计关注的是垃圾分类活动中主要参与者的行为设计与行为组织。垃圾分类全过程的集约和高效，是各个参与者之间相互协作完成的，其中包含了如何设计更紧密的协作参与、自助式参与、主动参与的关系与模式，让新的存在（垃圾）和行为方式（垃圾分类）通过“协作设计”成为社会创新的新生力量。譬如在现实观察中，个人扔垃圾这一行为与环卫部门收垃圾这一工作的衔接过程在时间、空间上存在诸多错位；因为不能精细化安排各类垃圾丢放、清除的时间、地点，使得垃圾转移的场地常常混乱不堪，分类垃圾不得不再次混在一起，使得前期的分类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在垃圾分类实施过程中，环节与环节之间不能分割来讨论，参与者的行为是连贯紧密的，分割则意味着做减法，如仅从社会层面推广鼓励居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即使居民能积极参与，但没有统一的垃圾分类回收规则和处理环节，最终也无法实现垃圾的有效回收利用。因此，垃圾分类最后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协作者之间是否完成了高度连接。
创新设计推进垃圾分类 绘图/谢倩
3. 产业（产品）支撑设计
产品设计或许是设计介入垃圾分类最容易理解的环节，比如我们熟知的垃圾桶的设计。但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新技术或许能带来解决问题的新方向与新方式。如面临垃圾对生活产生危害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衍生出垃圾分选设备优化、垃圾储存类型优化、垃圾运输无污染优化等一系列新产品。此外，包括信息技术、大数据的发展，智慧环卫云平台通过整合互联网、物联网、GPS、GIS、移动通信网络等信息技术，一方面可以使“扔垃圾”的个体对垃圾分类、回收、处理过程有更清晰、多样的途径去了解和参与，提供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有效性；还可以通过对环卫车辆、环卫人员、环卫设施等实体的状态监控，达到合理分配资源、有效提高行业作业质量等方面的绩效。
设计助力垃圾分类，不应仅仅停留于产品的设计，而是需要从如何服务垃圾分类、支撑垃圾回收产业出发，为整个垃圾分类及回收产业的相关产品、产业支撑开展设计才是设计参与其中的终极目标。
总之，垃圾分类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未必像其表面呈现的那样简单，各种复杂的原因造成了现实诸多的断裂与误解。只要回到问题本身，去发现和引导参与者的内在动力，改变就有很多可能。运用设计策略（Design Strategy）实现价值引导，首先应分析垃圾分类外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再分析阻碍垃圾分类的本质问题，综合考虑制定具有全面性、长远性、在地性的系统策略，这是一种超越具体实施方案的策略性设计，是一种更加立体、综合、全面的思维模式。在对垃圾真正的懂、减、分、用的过程里，通过价值引导设计、协作设计、产业支撑设计等一系列设计介入，传播有效的垃圾分类设计创新模式，将使整个过程形成完善的闭环系统，持续积累经验，鼓励地方践行，以创新设计推进垃圾分类，从而真正实现垃圾分类的可循环和可持续。（本文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以公共艺术驱动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环境创新提升的设计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BG108）
注释：
〔1〕[意] 埃佐·曼奇尼著，钟芳、马谨译《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ii页。
〔2〕陈绍军、李如春、马永斌《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9期。
沈康 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张莎玮 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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