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特来信令人啼笑皆非，却轰动一时
文/孙桂廷
1985年初秋，在烟台师范学院英语系工作的我，受中建总公司的借调和派遣，随烟台建筑总公司劳务输出队伍一起，走进了科威特城南芬塔斯建筑工地。我们近千人的劳务大军，要在这里拓建起265套洋楼房，至少要在这里奋战两年多的时间。
作为随行翻译，我到了工地后发现，很多工友只穿背心短裤上工，夏秋这里的气温一般都在40度以上，过多讲究扮相也许有点不合时宜。但作为与外国佬打交道的我，在穿着上是有要求的，不可能像一线工友那样随便，也就穿上了国内发的咖啡色工装，尽管要忍受更高的热度。工作不久却出现状况了，我穿的工装扣子在一个下午不知不觉掉了两个，多亏自带了针线包，我从风衣袖口下方拆了两个扣子缝上，又将其它开始摇摆晃动的扣子多缝了几针。
工友们的衣服扣子和裤扣不知不觉地也掉了，他们还是坚持照常上工，上衣没有扣子可以敞开怀，但是穿长裤没有了裤扣很难遮掩，什么样花色品种的内裤都会在众人面前一览无余。尤其是某些工友的裤
缝开始出现问题，有的蹲下一旦用力，裤裆就撕开了。因为夏天穿长裤的少，个别穿长裤的已经出现开裆或裤腿线开裂，黄色肉腿一走路会从裤腿中探出来。资方工程师和工长有时候会奇怪地问我：“你们的工人怎么穿成这样呢？”我感到有些难堪，但还是煞有介事地回答：“我们家乡在中国的烟台地区，是气候非常适宜居住的好地方。来这里大家热得受不了，他们不要扣子，敞开通风更便于散热，反正工地这里没有女士过往，无所谓了”。
及至三个多月后冬季来临，大家都换上了秋季衣服（那里的冬季如同我们烟台的秋季，终年无冰无雪），可是那些冬装的扣子也很快“下岗”，尤其是裤扣大都自己偷偷跑丢了。有的工友的两条裤腿都是自上而下地裂开了，如果走路，裤腿变成了“跟腿布”，走起路来仿佛成了“四条腿”。有的工友还装模作样地在回返的路上学着济公的步履，唱响了“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来自我解嘲。但不管怎么说，毕竟太不雅观。
有一次我们的项目经理陪同资方领导人视察工地，在迈向楼梯的一刹那，只听“呲啦”一声。他马上同跟随的我方人员说：“坏了坏了！裤子开裆了！”经理没有办法，只好找个托词，在大家的围护下悻悻离开。
这个有损大雅的故事成了我们当时的常议话题，议论中心内容是工作服的质量。三工区主任贾连民同志，不少人称他为“小诸葛”，因为他的确很精明睿智。他对我这样说：“孙翻译，你不是说你曾经写信给《中国青年报》，反映泰山景点欺诈老百姓的问题，最后使他们停业整顿了吗？工作服这事，你到底写了没有啊？”在场的一工区主任李曰亮工程师也督促我。
其实，这之前他们就建议我把这事给捅出去，我告诉他们1984年因为写了一篇《欺诈顾客太不该》投书《中国青年报》，搞得泰山那个景点被勒令停业整顿。现在如何把这事报出去，需要认真去考量。向谁投稿呢？难道还要写给《中国青年报》？当时《中国青年报》发表我的投书后，对泰山旅游业不管是从政治影响到经济效益都是个不少的打击。质量的问题出在烟台，捅到全国去是否造成对烟台不利的影响？我的确正在考虑类此等有损我人格和国格的大事，不应该给烟台老家带来负面影响，但我们又不甘心放弃追责。最后决定，还是投向《烟台日报》比较稳妥。如果《烟台日报》不理睬，再考虑投稿方向。
后来，我用“赴科威特265工程项目翻译孙挺”的笔名写下了“致《烟台日报》编辑部同志的一封信”。信封里同时寄去了从新衣服拆下来只有几厘米长的缝扣子的短线。一个月后，我开始了报纸回音的等待，因为当时的邮寄并不象现在这么便捷，一封航空邮件往返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没过多少天，我首先从一工区主任李曰亮工程师那里得到消息，他的爱人—-在中学教语文的李芬明老师在来信中说：“孙挺是不是你们项目的孙桂廷翻译？他在《烟台日报》发的那篇来信，成了大家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大家找到那份报纸互相传阅，看了这封信，既感到好笑又感到不是滋味儿，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又过了半个月，烟台地区建筑委员会来信了，捎来了大量的纽扣和针线，还寄来了两份《烟台日报》，一份是6月14日在头版头条刊发的《来自科威特的一封信》，还加了一篇长长的编者按，另一份是十天以后社会各界对此封信的反馈信息专版，特别报道了配有照片的烟台劳保商店领导对科威特来信报道的学习讨论情景，他们为了汲取教训，决定停业三天进行整顿，还决定将报纸发表科威特来信的那一天作为“店耻日”，每年到了这一天都要停业，闭门反省。
报道还表明，自科威特来信发表后，烟台各地群众纷纷来信来电，表示非常关注。中共烟台地委对这封信也特别重视，地委常委不仅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还专门发出指示，就全地区提高产品质量提出了严格要求，开展质量创优活动。
也在同时，同在烟台师范学院任教的爱人卞喜玉在来信中这样说：“你的来信刚刚发表，我经常被叫到系办公室接电话，答复朋友们报纸上的笔名孙挺是不是你，连在荣成的亲戚见报后也有人问了。许多亲友告诉说，大家先是互相传递这个信息，还纷纷寻觅《烟台日报》看个究竟，足见这个报道内容有很强的看点和吸引力，特别是当前人们对产品质量问题已经相当关注，现在刊登这样的信息恰到其时。在胶东半岛(当时威海荣成等县市都隶属于烟台地区)，老百姓或许都在热议这件事呢。”
1987年伊始，山东省好新闻作品宣布开奖，我的《来自科威特的一封信》获得1986年全省好新闻作品一等奖。不过当时寻找获奖作者是个问题。多亏了当时进报社当记者不久的老同学孙为刚确定了我的真实姓名。由于我仍然身居海外，烟台师范学院外语系副主任崔希智教授代表“孙挺”去领取了奖状和奖金。他后来对我说：“你的那封信确实有很大的轰动效应。我代表你去领奖，就像我自己得了大奖一样，脸上很有光”。
三十八年过去了，当时没有想到，我从科威特发的那封信，竟然一不小心给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科威特来信激发出的喷溅，其涟漪尽管渐行渐远渐无声了，但今天老朋友们小聚，常常讲一讲笑话，有时旧话重提这封信，不免在几乎尘封的记忆里，在回首往事的脑海中，能够翻滚出一束小小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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