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邮政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其实也有传递文书的制度，当时称作“邮驿”。所谓“邮驿”，按照许慎的《说文解字》来解释：“邮”指“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因此“邮”特指古代边陲之地传递文书的机构。所谓“驿”，则是“置骑也”。即古代传递官方文书的马、车。
从周秦以来，“邮驿”在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称呼。周代时称作“传”或“驲”，春秋战国时期，称之为“遽”、“邮”、“置”。秦朝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后，称作“邮”。到了汉代，又被称“驿”。魏晋时期“邮”、“驿”并称。唐时则把“驿”叫做“馆”。宋代的时候，出现了新的名称“急递铺”。元时为“站赤”之称。明代恢复汉制，将元朝时的“站赤”统称为“驿”。清朝建立后，将“邮”、“驿”合二为一。现在习惯上把我国的古代邮政，简称为“邮驿”，或称作“驿站”和“邮传”。
“邮驿”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据古籍《古今注》记载，尧曾经“设诽谤之木”，这种木制品，外形与后来的华表相似，既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又可以作为路标。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在柱头之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在各路的交通口都有设置。这应该是中国文字记载向上表达意见的最早方式，也可以认为是上古时代，原始形式的上书通信方法。当然，这样的通信手段与后来的真正的“邮驿”有很大区别，中国“邮驿”制度开始应该出现在商时，当时的边境地带，如果出现敌情，就要及时报告中央政府，而这样的边报则说明“邮驿”已经有一定的制度。
西周建立后，奴隶社会正处在鼎盛时期，中国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种制度开始完善，“邮驿”制度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周礼》记载，当时的国家大道沿途，每隔十里设置“庐”，“庐”备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处，称之为“委”，五十里设置“市”，“市”有候馆，接待来往信使宾客。有一些讲究的馆、市，是为了来往的各地高级信使准备的。这些馆、市，设备考究，有楼厅、有浴室，可以在这里充分的休息，解除旅途的劳累。
秦汉，天下一统，“邮驿”制度进一步发展。尤其两汉时期，在通衢大道，每隔三十里设置一“邮”，主要供官使往来之用。驿马、传马、马夫、以及住宿饮食都由县治提供。官员出行，须持有封传，作为调用驿站的车、马、夫役的凭证，写明道里、日期等。至于邮亭，则是主要提供递送官方文书的工作人员和旅客歇息的馆舍。汉代的乡、亭的区划和官职都依照秦朝旧制，大致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亭之间，又每五里设置一邮。《汉书》的颜师古注，解释邮亭的作用，称之为“邮行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
南北朝，战乱频仍，“邮驿”制度有所废弛，到了隋唐后，政权统一，中央集权加强，帝国的政治中心发出的命令，需要及时下达地方，而地方的信息也要及时报告中央，“邮驿”制度开始发展迅速。唐朝建立后，在首都长安设置有专门亭驿，以这个亭驿为中心，有国道直通全国各地，虽然制度依旧与汉代时相同，也是三十里为一驿，但是规模比汉朝时更大。唐朝专门在南方一部分水路上设置“水驿”，有的地方则水陆两种驿站都要设立。全国设立水陆驿站共达一千五百八十七个，总属中央兵部尚书隶下的“驾部郎中”管辖。
唐朝的每个驿站都设置“驿长”，人选一般是当地州里的富豪人家担任。安史之乱后，民间经济困难，难以胜任，开始改由官方管理。当时的驿站都专门配有“驿田”，种植驿马所需要的粮草。驿站除了设置供应饮食的厅堂外，有时候也设置有茶酒库，食宿非常方便。大道上不仅有官方的驿站，同时还有很多民间所开设的客店。譬如，唐朝开元年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沿路各种餐馆茶馆林立，酒馔丰富，每个店里都有驴出租，供旅客乘坐，倏忽数十里，称之为“驿驴”。这与现在的“租车”行业相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盛唐之世驿路交通的发达，可见一斑。
宋代建立后，其实一直没有统一全国，领土狭小，驿站规模与盛唐时期相比，差距非常大。不过由于当时战争频繁，出现了“急递铺”，用在军事上。“急递铺”，站站连接，昼夜驰驱，每天可以达到四五百里，其凭据便是金字牌。后来岳飞被秦桧构陷，奉诏班师，一天之内有十二道金牌，便是“急递铺”所送的。
元朝统一全国，其疆域的广阔远超宋代，同时，战事颇多，中央政府非常需要及时获得边疆军情，而边疆也急需得到来自中央的指示，所以，“邮驿”制度非常发达。当时的“邮驿”被称之为“站赤”，所谓“站赤”其实蒙古语对于“驿站”的称呼，故而后世一直沿用“站赤”来称元代的“邮驿”。
元代的“站赤”，在陆地上，使用马、牛、驴、车，甚至在辽东地区，还使用狗。在水路的“站赤”则使用船，四方往来的使者，休息有馆舍，饥渴的时候有饮食。除了“站赤”，当时的元朝政府，还保留宋代的“急递铺”，用来传递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文件。“急递铺”相互之间的距离较“站赤”为近，大约相隔十里、十五里、二十里不等。每铺设铺丁五人，每十铺设置一个邮长，专门监督所辖人员。所递交的文件，由本县的县官用绢袋封口标记，以牌书号。
如果遇到边关紧急的公事，则用盒子封口上锁。文件一到，铺兵便以软绢包裹，再用油绢卷好，避免受潮，夹版束缚，立即动身。铺兵都要腰中系草带，悬铃、持枪、挟雨衣，晚上还要手持火炬。如果碰到狭窄的道路，乘车步行的路人听到铃声，都要及时避让在道路一旁。下一铺的铺兵，一旦听到铃声，应当立即出去接应，并检验有无开拆，折皱、磨损或者淋湿的情况，立即启程，昼夜星驰，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交割，才算完成工作。如果稍有怠慢，上级主管就要对初犯的笞责，再犯罚俸，三次违反，便要处斩。其效率之高，制度之严，可见一斑。
据统计，元朝在全国一共设立了一千二百多处驿站，共有四万五千匹驿马，在东北哈尔滨地区则有狗站十五处，供应驿狗三千只。南方一些水运发达的地区，主要是水驿运输，有水驿四百二十处，驿船有六千多艘。如此庞大的驿站和驿马、驿船，构成了元朝在全国一个很大的驿路交通网。
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建立起明朝，他在称帝二十多天后，就立即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的驿站。
第二年他又将颁布诏令，将元朝的“站”一律改成“驿”。接着朱元璋开始大力建设边疆地区的“邮驿”设施。本来中国西南边疆，多因山高林密，与中原地区联系并不紧密，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宽敞的驿道直达云贵边疆，沟通了中原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
明朝不仅在西南，还在北方边疆开辟了很多驿道，设置了驿站。从最东的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先后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号称“九边”。沿途八千公里，都设置了驿所，互通消息。明成祖朱棣又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设置了“奴儿干都司”，建立了四十五处驿站，有效的管理这一地区的行政事务。
明朝对于元朝时一度滥“邮驿”资源非常警惕，朱元璋明确要求，“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意思是只要不属于军国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邮递设施。不过，虽然不许民间滥用邮驿资源，但是管不住内部滥用。
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败，正德年间，发生了多起太监跑到各地的驿站勒索驿银、捆打驿官的事件。司礼太监刘允借奉命去西藏迎接活佛之机，在沿途水驿大肆挥霍。在成都驿，日支驿粮百石，蔬菜银一百两，在这里准备的入藏物质，竟然高达十三万两白银。正德皇帝下江南游玩，所费更是巨大，他甚至命令沿途驿站准备美女，以备自己随时寻欢作乐。这一次的游玩，水陆驿站所征调的民夫竟然达数十万，严重的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增加了百姓负担。
清朝建立后，“邮驿”的管理，统归于中央兵部，专门设置“车驾司”，任命官员七人，主管全国驿道驿站。同时又在皇宫的东华门附近设置两个专门机构，由满汉两个大臣会同管理京师和各地驿站事务的联系。
据记载，清朝的通信的时限达到了中国历史最高速度。从前，一昼夜最多跑四百里、五百里，清朝的马递传送公文，最快可以达到一昼夜六百至八百里。康熙年间，朝廷平定吴三桂三藩叛乱，从大西南到京师送军事情报，路程达五千余里，快马通信只需九天即可到达。与此同时，康熙派施琅收复台湾，从福建报捷到京师，路程五千多里，也是九天之内消息便传到了北京。
晚晴，西方现代邮政制度传入国内，“邮驿”制度更趋衰落，冯桂芬批评传统邮驿，“国家以有限之帑项，既饱县官私囊，复递无足轻重之例信，亦何贵此驿站为乎？”他认为，应当下决心取消驿站，该设新式的邮政，既利于官，又便于民，不仅可以省去国家每年三百万的开支，而且可借助邮政收入数百万之盈余。一时间很多改良学者官员纷纷支持。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终于在一八九六年开始办新式邮政，驿站逐渐被替代。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终于宣布将驿站全部撤销，至此，中国古代“邮驿”制度彻底走入了历史，而新式的邮政正式走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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