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谢觉哉，很多人恐怕已经记不清他的相貌，甚至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哪些事；稍微熟悉点历史的人，知道他是“延安五老”之一，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而在中国司法界，很多专家学者至今还在阅读谢老的著作，研究他的法律思想。
谢觉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他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时，就起草过《劳动法》《土地法》和《婚姻法》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当年的‘延安五老’（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董必武）到底做过哪些事？只知道他们是毛主席非常尊重的人，党内称其为‘老’。”谢觉哉的小儿子谢亚旭日前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我们一直在收集各种史料，希望大家能更了解‘延安五老’。”
为中国司法制度贡献一生
1934年10月，50岁的谢觉哉参加了长征，与董必武、徐特立一起编入中央机关纵队干部休养连。长征路上，他患了疟疾，天天发烧，但还是咬着牙跟在队伍后面。毛主席见了很担心，打算把谢觉哉和其他几位老同志送出封锁线，转移到上海等地去工作。毛主席说：“你的身体已经很弱了，再坚持下去会拖垮的。”谢老说：“宁可拖垮，也不离开党中央一步。”
长征路上，谢老还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王定国。那是在1935年，20出头的王定国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小寨卓克基。
王定国至今还记得初见谢觉哉的场景：“我正在河边洗衣服，一位留八字胡的老同志操着湖南口音笑着对我说：‘小同志，要过雪山了，请你帮帮忙，把两件衣服合起来，中间装上羊毛，我要穿它过雪山。’”王定国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将缝好的衣服送了去。谢觉哉看着衣服连连赞叹。不曾想，这次偶然的相遇，一根缝衣线牵出了他们的姻缘。
1937年1月，中央机关迁到延安后，为监督财政方针的执行和反对贪污浪费，成立了国家审计委员会，谢觉哉任主席，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举办司法讲习班和司法研究会，教育司法干部“认识断案的公正与程序的合法，是区别新旧司法制度的关键”；他强调，判案要以事实为根据，严格执行司法程序，不准“先斩后奏”，使一大批人民司法干部成长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谢觉哉担任党中央驻兰州代表。在兰州，他再次与王定国相逢，在伍修权的撮合下，两人结为伴侣，并养育了7个孩子。
在随后的革命岁月中，王定国一直陪伴在谢觉哉身边。1959年，75岁的谢觉哉接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职务。谢老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力不从心，就对王定国说：两种人不能当法院院长，一是带红领巾的，二是长白胡子的。可是中央还是认为由谢老担任最合适。王定国于是也调到法院，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司法行政处副处长，同时兼谢老秘书。
1963年，谢觉哉79岁时，因积劳成疾患脑血栓病倒了。他发病的直接原因，是湖南老家来人说家乡的树木被乱砍滥伐，几乎被砍光了。谢老一生喜爱绿色植物，只要回家乡，都要交待当地干部群众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当他听说自己的一位亲属也参与乱砍滥伐，气愤至极，暴怒之下发病，从此连续8年瘫痪不起。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逝世。
最珍贵的遗产
谢觉哉投身革命半个多世纪，留下了日记、诗词、书信、散文、杂文、政论等大量著作，已出版的就有近400万字，成为见证中国历史最珍贵的一手资料。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剧目、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专门选取了谢觉哉的日记作为第二篇章《热血赋》的开场。大屏幕上播放字幕：“……午后6时，叔衡（何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赴全国∆∆∆∆（为保密，当时用∆∆∆∆代表‘共产主义者’）之招。——谢觉哉日记。”这段记载，一下子把人们带入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那种最原始、最真实的气氛中。
谈起这个细节，谢亚旭非常感慨：“父亲一辈子，最宝贝的就是日记。父亲曾对母亲说，不管行军打仗多么艰苦，有两样东西不能丢：一个是日记，再一个才是孩子。我没想到这里会用父亲的日记，后来听策划人员讲，对于那段历史，现有记载中最确切、最真实的文字记录就是我父亲的日记。”
据谢亚旭回忆，谢老很早就开始记日记，几乎从不间断。“文革”时，谢老的日记被藏在沙发里重点保护。遗憾的是，从1913年到1921年的日记，在长征途中遗失了一部分，只保留下三本。而1937年到谢老临终前的日记，几乎全部保存下来。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法律史学家霍存福系统阅读了谢老日记、文集后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可爱的老头，真诚、朴实、执着，勤于思考，最可贵的是他精于思考。谢觉哉最主要的法律观，是怎么处理情理和法的关系。制度一夜之间可以改变，但是观念与文化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是改变不了的。”
永不言苦的女红军
谢亚旭如今和母亲王定国生活在一起。王定国今年98岁高龄，身体硬朗，她眼不花，腿脚麻利，饭桌上总少不了红烧肉和奶油蛋糕。连谢亚旭都佩服得不得了。谢亚旭告诉记者：“母亲可能是目前健在的年龄最大、身体最棒、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了。”
王定国家里总是客人不断。对每一位来访者，老人都热情款待，带他们参观自己的书画，气宇轩昂地朗读那些革命诗句，然后像个老顽童般“咯咯咯”乐个不停。谢亚旭说：“父亲在世时，就定了一条规矩，什么样的客人都要热情接待，不能拒之门外。以前百姓有什么冤情，都会来家里申诉，母亲总要留他们吃饭，和他们谈心。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
在谢亚旭看来，母亲极具传奇色彩。“作为一个女人，她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同时又很乐观。”谢亚旭说，母亲的活动能力很强，刚参加革命时，就能动员妇女，组织武装，很快拉出一个400多人的队伍，自己任营长。“后来母亲参加长征，打过无数战役，她所经历的红西路军西征，是红军时期最惨烈、伤亡最多的战役。那些年代在她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冻掉了一个脚趾头；河西走廊敌机轰炸的时候弹片打断了腿骨。当时她做了接骨手术，有一个接骨的钉子，现在还留在她腿里。”
然而，王定国回忆往事，却从来不说苦，反而讲述的都是欢乐。“我们过草地，虽然没有人，但有猴子，你一睡觉，猴子就把吃的东西抢跑了，追又追不上。后来碰到贺龙，贺龙非常会钓鱼，草地里有很多水塘，贺龙经常骑着马钓鱼，线往后一甩，鱼就甩到草地上。贺龙就吆喝大家去捡，炊事班的女孩子们就捡来炖鱼汤……”
谢亚旭认为，母亲肯定历经艰险，只是不忍回忆。另外，他也说母亲“不觉得苦”：“我的母亲参加革命队伍前，在农村老家更苦。她是童养媳出身，受尽凌辱，根本没有人把她当人看。童养媳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她参加红军后，部队上有饭吃，她的人格也受到了尊重，对她来说，那是一种解放，精神上的解放。”
谢亚旭曾听母亲回忆过“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文革’开始后，我们家的七个孩子因受牵连，全部被送出北京。母亲白天到机关接受审查，晚上赶回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有一次，母亲被囚禁了40多天，当她步履蹒跚地迈进家门，在黑暗中，看到瘫在沙发上的父亲。父亲用手指指身下，母亲才想起了沙发里的‘秘密’（日记），为了保护它，父亲一刻不离。”
子女“平平淡淡才是真”
谢老一生自律甚严。某地县委曾为照顾他，专修一小段公路。谢老知道后非常不安，说：“修这段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人民看了，要说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
对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当年，谢觉哉全家住在北京前圆恩寺的胡同里。由于谢老工作忙，顾不上照顾孩子，谢家的孩子都是大的带小的，而且一工作，就被谢老送出去锻炼。谢亚旭说：“大姐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支援边疆曾到新疆工作；二哥谢飘在部队，因为是特种兵，全国各地跑；谢飞是老三，拍电影的，‘文革’时被下放到农村了；老四是学朝鲜语的，毕业以后，父亲鼓励他到中朝边境，在一个边境车站待了很多年；老五在重庆的一个通信工程学院；六姐到广州军区了。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离家时间最久的，16岁时去了南京军区。”
在谢家的子女中，最有名气的就数老三谢飞了。谢飞1942年8月生于延安，小名“延河”。1962年，谢觉哉的杂文《不惑集》问世时，谢飞20岁，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书。40多年过去了，谢飞执导的《希望的田野》、《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等多部影片荣获过金鸡奖、百花奖和多项国际大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第四代电影人中最有成就和最有国际影响的导演之一。然而，谢飞却从未想过拍摄一部纪念父母亲的影视剧，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和父母都是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人。“我哥被人们称为影视圈里的儒家，圈子里那么多绯闻，但是我哥哥身上从来没有，这可能也得益于家教。”谢亚旭说。
谢觉哉过世后，王定国曾对所有的孩子说：“我带大你们几个，还照顾你们的父亲。现在我要自己做事情了。以后你们的事情我一个不管，你们的下一代我一个都不带。”
不过，2003年4月，王定国被“非典”困在杭州，不能回北京。此时谢飞不幸感染“非典”，在生死线上挣扎，这个消息谁也不敢告诉老太太。然而有一天，老人却从报纸上读到了这个消息，她说：“这不是谢飞吗？谢飞没有去拍电影啊！”身边人忙解释说，这个“谢飞”不是她儿子。王定国认真地说，“我不会弄错人的，我的儿子我还不知道。中国只有一个导演叫谢飞！”
大家都很担心此事会给老人的精神和身体带来打击，没想到王定国转念却说：“没事儿，报纸都登了！谢飞就没事了！”老人对待孩子，就是如此“心大”。果然，谢飞最终康复了。
谢亚旭说，“父母亲这辈子的言传身教，就是想引导我们如何生活好，现在想想，家里的这些兄弟姐妹，还有第三代，谢家的整体方向都是平稳向前的，我们都过着普通人的日子，安静平和。我想父亲所说的‘好’的概念，就是那句老话‘平平淡淡才是真’。”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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