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年前的今天，1886年10月11日，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邵飘萍出生于浙江东阳。
邵飘萍生于1886年，浙江东阳人，原名振青。“飘萍”为其笔名，寓意“人生如断梗飘萍”，可谓是“诗谶”，他后来的结局便如此。1918年10月，已经名闻天下、令政客军阀闻之色变的邵飘萍辞掉了《申报》驻京师特派记者的职位，自办《京报》。——那时候办报手续简单，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开一个公号、经营一家自媒体。在此同时，他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业界导师）。
邵飘萍依托北大新闻研究会开办的新闻短训班，吸引了一批热血青年，润之先生即其中一位，并取得了结业证书，这可能是他在北大短暂务工、学习生涯中获得的唯一证书。后来润之公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大笔纵横、挥洒自如时，颇显露出其高超的传媒素养，这应该多多少少得益于邵公的教导。
邵飘萍被张作霖下令杀害的罪名是“宣传赤化”，1949年以后，他被认定为“烈士”。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邵飘萍这位自诩“铁肩辣手”的名报人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不畏强权、捍卫言论权的代表人物。他许多辣文和轶事流传后世。
1915年底袁项城称帝时，邵飘萍为《申报》《时报》写下了一系列辛辣的时评，著名的《预吊登极》轰动一时，文曰：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张作霖得势时，成为实力最强的军阀，邵飘萍撰写《张作霖自由行动》，专戳伤疤，指出“马贼”出身的老底：
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应是段督沈之时），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
后来邵飘萍和李大钊先生同时被张作霖的爪牙抓捕并处以极刑，他当然被后世誉为为新闻事业献身的伟大报人。
但在宏大的历史叙事时，往往隐藏着半明半暗、不被主流历史有意或无意遗忘的细节。邵飘萍在世和刚刚身故时，他的个人操守和专业伦理，其实是受到过广泛的质疑 。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邵飘萍也曾长期从事过“有偿新闻”，拿过政客、军阀的“封口费”，不无滥用言论权之嫌疑。
此公生活奢靡，爱讲排场，且个人生活不检点，有妻有妾，却是八大胡同的常客。本来在奉军进北京前，自知深深地得罪张作霖的邵飘萍已经躲进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这在当时和香港的四季酒店差不多，军阀一般不敢进去抓人），因为接到电话得知家里妻子和姨太太打架，不假思索地答应回家处理家务事。熟料他电话早有人监听，奉军便衣闻讯立刻在路上拦截，将他逮捕，两天枪决。
同为新闻界巨子的胡政之在《哀飘萍》里评论邵飘萍的一段话，可谓很精准：
要其人行止不检，醉心虚荣，学养不纯，定识缺乏，以过人之聪明，居万恶之社会，操危险之职业，营逾分之生活，罹危致死，不外乎此。
而他的冤家对头、被他搞过很多次的章士钊（对润之的恩惠比邵还要大）更是不客气地说：“(邵)颇以言扬抑人，而言皆有值，恩怨井井，铢两都称。”吾友谭伯牛撰文《邵飘萍因何而死》（收录于著作《盛世偏多文字狱》），对邵飘萍之死的前因后果做了翔实的考证，文中曰：
什么叫“言皆有值”呢？用今天的话解释，就是做“有偿新闻”。然而，章士钊举证不够确切，未足定论。幸有一位与飘萍同时且同行的人——龚德柏，提供不少证词，似可合理说明飘萍收入与消费不符的真相。德柏（1891—1980），字次筠，湖南泸溪人。他创办《大同晚报》，曾任《申报》总编，因言贾祸，入狱数次，也是民国时代著名新闻人。他说：“新闻记者的秘密，只有新闻记者知道得极清楚”；以此，他斩截的判断，邵飘萍“是为金钱自由而死”。且看看他提供的证据。
德柏总结了飘萍的“办报宗旨”，所谓“无钱不要，无人不敲”；其“作风”则是“先骂，得了钱后即百八十度转变，而大大恭维”。例如，1924年，中、苏进行复交谈判，其时，外交总长为顾维钧，负责谈判的是王正廷。王氏谈妥，并草签合约，向顾氏报告，孰料顾氏不同意（彼时他对苏联的看法与张作霖相似），打回重写，而又不下达更具操作性的指示，于是，谈判一度陷入僵局。飘萍乃撰文大骂顾维钧，哄动朝野。顾氏脸皮薄，当即赠金五千元，并承诺增加外交部对《京报》的津贴。第二天，飘萍再写一篇社论，则大捧顾维钧，痛骂王正廷。
北洋政府外交部有一个科员夏某，其小妾和儿子通奸，儿子娶了媳妇后，这位父亲的小妾禁止儿子和其妻同宿，其妻回娘家向妈妈控告，其母大怒，赶到夏家撕打那位父亲的小妾。这本是别人的家丑，无关公共利益。可邵飘萍知道后，写了一篇文章的题目，送给夏先生——此乃有偿新闻通用的“引而不发”，夏害怕家丑被热炒，送了五百元给邵，邵就放过了夏。这种拿别人家丑敲诈确实太过分了。
邵飘萍
邵飘萍把张作霖得罪透了，让张杀心顿起的导火索是他深度卷入了高层政治斗争，他和《京报》支持冯玉祥，贬损张作霖，并参与策反奉系大将郭松龄。当冯玉祥与倒戈的郭松龄宣布联合后，邵飘萍在京报上登出张作霖和郭松龄的照片，郭的照片下署文“东三省救主郭松龄”，张的照片下则署文“马贼头目张作霖”。
当时北洋政府各部和地方有实力的军阀，定期给报社一笔津贴，其实就是“公关费”，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因为影响大得钱最多。邵氏既拿张作霖的钱，又拿冯玉祥的钱，还帮着冯玉祥骂张作霖。张曾托人质问过邵飘萍：“我们常帮你的忙，何以这样不客气？”而邵飘萍的回答是，“你们帮的是我邵飘萍个人。而写批评你们的报道是《京报》同仁”。——这就近乎耍无赖了，杀人如麻的张作霖一旦率大军进京，掌握了北京政权，邵飘萍必死无疑。
尽管邵飘萍私德有亏，职业伦理有瑕，然从历史的评价而言，是功大于过，瑕不掩瑜。其在重大事件发生时从不缺席，如段祺瑞执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敢于发声；为彰显民权不惧怕批评政客和军阀，客观上拓宽了言论场的边界，使有权者产生忌惮。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后世撰写新闻史的人，注重的当然是邵飘萍和他的《京报》对言论权的维护，对民权的捍卫，对公权力的监督与批评。这是合乎历史潮流的行为。至于他利用舆论监督权为自己谋利的“灰色行为”，在大的历史进程中也就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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