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刚刚平定宁王的叛乱,又收到罗钦顺的书信,彼此交流了对《大学》古本的看法。彼时,祖母离世,他未能送葬,又听闻父亲患病,顿感焦心如焚。于是阳明连续四次上奏朝廷,乞求还乡省亲,结果朝廷都以叛乱未定为由,拒绝了他。阳明日夜听闻父亲病危,寝食难安,甚至想要弃官逃归。但因武宗尚未归朝,只得继续镇守南昌。

一天,阳明问朋友们说:“我欲逃回,何无一人赞行?”

门人周仲说:“先生思归一念,亦似着相。”

阳明沉思许久,回答说:“此相安能不着!

“着相”是佛家的用语,佛教提倡不要执着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为了逃出轮回,修道以达彼岸,不惜抛却骨肉、离弃父母,进入空门,遁世出家。这点王阳明尤其反对,他说:“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因为佛教徒怕父子君臣夫妇之累,所以才选择逃避;而“吾儒”则选择了面对,还它个忠孝仁义。儒者只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明白“良知”尚在的缘故。

阳明心学精神在哪(阳明心学的核心)(1)

王守仁(1472—1529),号阳明

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

经过这次出生入死的变故,阳明更加相信凭借良知能够忘患难、出生死。从此确信了良知就是儒门的核心思想,他在给弟子邹守益的信中说:

“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

只要有良知在心里,就如同掌控了船舵,在风平浪静的生活中,过得心安而理得;即便遇见大风大浪,双手不离船舵,也能冲出苦海,免受没溺之患。

阳明认为《大学》说“致知”,《孟子》讲“良知”,宋朝的儒者多是从“知解”的角度来解读,把“知”仅仅视为知识。因此,张载和二程才讲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前者是基于感官的闻见认识,后者是基于天赋的道德认识。他们的问题在于只把“知”视为一种精神,一种智慧,而没有将它认作本体。这不符合《大学》、《孟子》的原旨,就好像一个养子冒充了祖姓,乱了血统。现在,阳明已经把这个真子找到了,有必要否定养子的姓氏,让真子回归家族。那么要如何甄别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子孙滴血”,进行分辨,这样才能“真伪无可逃”。

阳明所找到的这个“真子”就是“良知”,而他“滴血认亲”的方法就是编订《大学》古文和写作《大学问》,此外弟子们还讲他的言行集成《传习录》。

阳明心学精神在哪(阳明心学的核心)(2)

《大学问》——王阳明心学的诞生地

《大学》原先是《礼记》中的一篇,北宋诸儒喜欢借引《大学》来谈心性。到了南宋,朱熹把《大学》单独提取出来,列入四书中,编成《大学章句》。

朱子教人读四书次序是先要读《大学》,这样才能进入门户,熟悉道学的骨架;然后读《孟子》,辟除杨、墨等异端的干扰,坚定对道统的信仰;之后再读《论语》,体会圣人的语言与教诲。致此,骨架已经生出了皮肉,所以最后要进入道学的心脏之中——读《中庸》,领会孔门独传的“心法”,实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

由此可见,作为把手道学大门的《大学》一书尤为关键,为此朱子不惜笔削数十年才作成《大学或问》。阳明先生是朱子的反对者,他要挑战朱子的主流地位,就得从入门处发难,对《大学》的解释便成了心学与理学交锋的主战场。

阳明率先用《大学》古本和《大学问》来诘难朱熹,他在“亲民”“明德”“至善”“止于”等问题上做出了与朱熹相反的解释。尤其是“格物致知”一说,将争论推至高潮。在《大学》古本里,阳明删去了朱熹的注释,并且重新统一章节。关于“格物致知”的部分本来是阙文,朱熹自称“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因而这段文字也被阳明全部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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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成为理学与心学的战场

在给顾东桥的书信中,阳明解释了自己与朱熹的分歧之处,他说朱熹讲格物致知,本质上是“即物而穷其理”,只是扩充知识而已——

“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

而他的“格物致知”与此相反,是“致良知”,是复归于本心——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阳明通过对朱熹的诘难,把“格物致知”解释成了“致良知”。那么究竟什么是“良知”呢?《大学问》中也给出了答案,他说:

“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阳明认为人具有应对外物的本能,也应有识别是非的本心。本心就像本能一样,是不借助于学问思虑的,它自然就能分别善恶,就如孟子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阳明将这个作为本心、作为心之本体的东西称为“良知”,即:

“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

阳明跟佛教一样,都讲“本来面目”,不过佛教认为“本来面目”是不思善恶,而阳明认为应是自动分别善恶的良知。佛教徒要通过“常惺惺”来恢复“本来面目”,阳明则主张要“致良知”。

什么是“致良知”?

“良知”不是阳明发明的,孟子早就说过了。阳明心学的关键之处也不在于“良知”,而是“致良知”。

早在提出“致良知”时,阳明就担忧后人会专门讲“良知”而忽略“致良知”。“良知”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就如同冠军的宝座,人人都想当冠军,却少有人去脚踏实地的去努力。这样的“良知”说来说去,反而变成了清谈。所以阳明说:

“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良知是人人所固有、能够分别善恶的本心,但人的秉赋不同、才愚有高下之分。当我们心头产生一个意念时,良知会告诉我们它是善的还是恶的,人们或者因个人好恶,失去判断力,以善为恶,自昧其知善之良知;或者持善不坚,明知道是恶,还是要继续去做,自昧其知恶之良知。因此,需要做“致良知”的功夫,这样才能够“不自欺”。当一个人自欺欺人时,我们就可以说他没有良知。

“致良知”不是在内心里做功夫,而是要接触到事物。《大学问》说一念发动,良知判断是善意,虽然自己内心喜欢它,但如果不把这种善意作为于事物,那么这种善就无意义,此所谓“为善”功夫;同样,良知判断是恶念,虽然自己内心厌恶它,但如果从行动与思想上把它去除,那么这种恶将继续发作,此所谓“去恶”功夫。阳明是用“致良知”来解释“格物致知”的,所以他说: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

“为善”与“去恶”就是“致良知”,把我们的良知推行到事事物物上去,使其皆得“天理”。这样才能使“吾心快然无复余憾而自谦”,从“致良知”的功夫中获得了心身愉悦感,不再自欺欺人,实现了《大学》和《中庸》里说的“诚”,也就能够“极高明而道中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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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泉证道”——王阳明心学的分裂

阳明的立言宗旨在于“致良知”而不是“良知”,重点在于功夫而不是目标。他的学术思想一共经历了六次转向:

年轻时阳明泛滥于词章,然后才阅读朱熹的著作,熟悉道统,此为第一变

经过格竹之事后,阳明对朱子的“格物致知”产生疑惑,于是又出入于佛、老,寻求答案,此为第二变

中年贬居贵州龙场,才参悟心学,明白“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道理,写出《五经臆说》,此为第三变

顿悟心学后,他就“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主张收敛为主,不得已才发散,实际上就是坚守于知而不妄行,近于禅,此为第四变

平定宁王后,他开始笃信“良知”,并提出了“致良知”。认为良知自己能够收敛与发散,不用刻意去收敛,也不用固执的拒绝发散。“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此为第五变

嘉靖元年,回到吴越之后,他的思想日益成熟,并进行了“天泉证道”,提出了修行的两条路线,此为最后一变

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即将离开吴越出征思、田。弟子钱德洪跟王畿就“四句教法”展开了争论,阳明之前说过: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阳明心学精神在哪(阳明心学的核心)(5)

根据“四句教法”,“良知”是“知善知恶”,“致良知”是“为善去恶”。王畿抓住“无善无恶”的说法,认为既然本心没有善恶,那么由它发出来的意念也就无善恶可言,更不需要去做为善去恶的功夫。钱德洪则认为“四句教法”是定本,不可移易。

于是他们一起请教王阳明,阳明说:“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之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能将本体与功夫合一,不需为善去恶,是为“顿悟之学”;中根以下之人,则需要“致良知”、为善去恶来复归本体。这说明阳明其实动摇了“致良知”的核心地位,把“顿悟”给抬升到了相同的高度。

后来的王门弟子多好高远之谈,反而忽略了祖师“致良知”的本旨,不再讲“行”,而是“只在知上讨个分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因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

“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掺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

王畿的浙中王门把“良知”说得玄妙无比,立个先天后天之学,却无一字及“致良知”。缺少了功夫一段,只谈境界、只说目标,那就难免要流入清谈了。这种歪曲也是阳明心学最终被清初“经世致用”取代的原因。

清初大儒孙夏峰说:

“阳明良知之说,著力在‘致’字......龙溪时,而放下‘致’字,专言‘良知’。”

研究阳明心学者,切勿犯王畿好高骛远之病,以免流入清谈。阳明心学的重点在于“致良知”,而不是“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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