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袁隆平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长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揭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文革”期间，他因为这篇论文受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即后来的科学技术部）关注，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力保他进行杂交水稻研究。他说：“这是一篇救了我的论文。”
之后，聂荣臻、华国锋对杂交水稻大力支持，袁隆平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种田人”——中国一半以上的农田都种上了杂交稻种。
有一种说法一度流传：两个“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一是邓小平，二是袁隆平。
曾几何时，袁隆平是个只出现在教科书中的名字，那么，真实的袁隆平是怎样的？
他说：“我日日下田，而已。”
他的神坛下，是无数人的拭目以待；他的眼睛里，却只有秧苗摇曳的一亩田。
他身上有科学家的固执，也有历史亲历者的豁达。
对待外界的争议，他尽量选择消化于田间。他说自己如今满脑就是一件事：“90岁以前实现超级稻每公顷18吨产量。”
其他的争议他不予理会，但关于超级稻，他绝不退让。
2014年秋天，安徽蚌埠等地的近万亩“两优0293”（超级稻品种）出现大面积的绝收或减产。一时间，对超级稻的质疑甚嚣尘上，“超级稻稻种严重过剩”“超级稻口味品质不佳”等话题在网上流传。
舆论纷乱，袁隆平出面反驳。
2014年10月，他在《环球时报》上发表题为《请别再向超级稻泼脏水》的文章，对网友的质疑一一进行驳斥，承认有问题，但也绝不是一些“居心叵测”之人描述的那样，文章不卑不亢。
结尾处他写道：“超级稻研究事关国家荣誉和粮食安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绝不会退缩。”
本性里，他愿意安之若命，20世纪60年代刚做杂交水稻时被人揶揄理论不对，“文革”期间甚至遭遇秧苗全部被毁，都鲜少与人争论，觉得“做好研究才最重要”；
但现实是，他不得不出来反驳，因为袁隆平早已经不是独属于个人的袁隆平了，他的身后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是这个国家农业的定海神针。
他最早明白这个道理是在1992年。那一年，农业部主办的某报纸上刊登了一次座谈会的报道。会上，一些权威人士大肆斥责杂交水稻，称其为“三不稻”，即“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
他的同事、学生都让他声明反驳，他说：“没事，会解决的。”他心想，事实胜于雄辩。几个月后，江西省副省长舒惠国来访，直截了当地问他报纸报道是否属实，舒惠国对他说：“那些言论让群众产生了困惑，许多人在考虑要不要种植杂交水稻。我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这是袁隆平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已经超出了个人荣辱毁誉的范畴。不久，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杂交水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才算是稳定了全国种植杂交水稻的信心。
2000年，隆平高科要上市，想要使用袁隆平的名字。他没同意，后来多位国家级领导劝说，加上他考虑到隆平高科成立后，杂交水稻研究可以不再需要外国人投资，就同意了。
隆平高科许诺每年提供200万元的科研经费，以及由姓名使用权换算而来的5%股本。许多人说袁隆平卖掉股份就能轻松拿到上亿元，他说：“我一分钱都不能卖，我一卖，隆平高科就垮掉了。人家会想，隆平高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他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
隆平高科成立不久，袁隆平辞去了董事的职务，埋头新一轮超级稻的研究，他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
袁隆平出生在战乱年代，1930年的北平，又是“隆”字辈，于是被起名“隆平”。父亲是国民政府铁路局官员，他从小便与父母、兄弟颠沛流离：北平、江西、湖南、重庆。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做老师。他没有政治身份，家庭历史又“成分”不佳，偏居乡下小城，多的是土地，少的是机遇。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袁隆平意识到这是让自己发挥长处的机会，他带领学生科研小组做试验，希望能研究出一种高产的作物。当时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在中国流行，袁隆平就尝试无性嫁接，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无性杂交不能改变植物的遗传性。
1960年全国大饥荒，填肚子只能用双蒸法（米饭蒸两次，看起来更多）。袁隆平曾在路边、桥底、田埂上看见饿死的尸体，走出校门就是狼藉一片。湖南农民对他说“施肥不如勤换种”，他就开始用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研究育种，最后在茫茫稻田中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水稻，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杂交水稻研究。
整个60年代，他经历过“文革”的动荡、海南的烈日、云南的地震，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不断实验，寻找最佳的雄蕊败育野生稻。1970年，他的助手李必湖在沼泽里发现了一株完美的雄性不育野稻，40岁的袁隆平惊喜地发现这就是他寻找10年之久的目标，并为它起名“野败”。
野生败育的稻子成了成功的先锋。“野败”成为杂交稻的第一个母本，从此杂交水稻登上了中国农业舞台的中心。到今天，那一株幸运之稻，已经演化为覆盖全国农田近60%的后代。
“野败”之后，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在1970年的湖南省农业科技大会上将袁隆平请上主席台，他说：“一些人囿于认识的局限和世俗的眼光，对袁隆平这样一个安江农校的普通教员及其杂交水稻研究，还抱有种种成见，袁隆平面临着仅仅靠他们自身努力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
1973年，袁隆平成功培育了几万株“野败”；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提出在南方13个省推广种植杂交水稻的决定；第二年，多事之秋的中国在粮食上却迎来了丰收——这一年全国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在20%以上。跨入80年代，杂交水稻迎来了最辉煌的10年，袁隆平在1981年菲律宾召开的国际水稻研究科研会议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996年，在成功突破“两系法”后，袁隆平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稻”，4年后，他的稻种已经能在每亩土地上收获700公斤的粮食，轰动世界。2006年，在袁隆平提出超级稻后的第十年，联合国停止对华的粮食援助，标志着中国26年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
“失败那么多次，消耗那么多时间，究竟是什么支撑你？”记者问道。
他说：“讲大道理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我觉得还有一方面是我的好胜心，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我就是还想争取新的东西。”
这便是科学家的本心，他们天然对获得答案有着强烈渴望。为了这种渴望，袁隆平错过了母亲的弥留之际，错过了儿子的成长，70年代里唯一一次请假还是妻子突发病毒性脑炎的时候。一连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那是他在中年时代与妻子最长的一次独处：在病床前为她念诗、唱歌、讲故事……等妻子醒来，他又继续踏上了前往田野的路。
科学家、富豪，袁隆平对这些称呼都不太满意，他喜欢说自己是“种田人”。为了那亩田，他其实愿意放弃很多东西。
80年代他最负盛名时，湖南省组织部请他出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他拒绝说：“我不适合，当院长，意味着我要离开杂交水稻的研究岗位。”
他说：“我们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事情，我们也要勇于放弃，必要的放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坚守。”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功勋》，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