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重建圆明园(同治朝重修圆明园到底难不难)(1)

圆明园享有“万园之园”的美誉,但这座精美的园林却没能逃脱因近代中国衰落带来的不幸。同治时期,清廷曾采取一系列重修圆明园的措施,最终却不了了之。那么,同治朝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善后举动?又为何归于沉寂?清宫档案可提供这些问题的相关细节。

圆明园的劫难及其后遗症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这些条约并没有满足其强占中国市场的野心。咸丰六年(1856),英法联军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即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八月二十二日,闯入圆明园。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在《奏夷匪闯入园庭褶》中写道:“二十二日夜间,遥见西北火光烛天,奴才等不胜惊骇。”宝鋆所说的西北“火光烛天”即指位于北京城西北方向的圆明园被焚情景。九月五日,英法联军再度闯入圆明园,并继续对其实施破坏。恭亲王奕䜣对圆明园二次遭受的浩劫有此描述:“夷人……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焚烧。臣等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熄,痛心惨目所不忍言。”清朝几代皇帝苦心经营的圆明园至此毁于一旦。

清朝重建圆明园(同治朝重修圆明园到底难不难)(2)

圆明园遭受的噩运并未随英法联军的退出而结束,劫余之际的圆明园遗留下许多隐患,主要表现为园内财物被盗与流失。圆明园被焚导致断壁残垣随处可见,这为觊觎园中财物者入内提供了方便,废墟之中朝廷未能及时清整的物品,成为盗窃者的主要目标。同治七年(1868)二月初,居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居民傅六等人“由藻园门外以南园墙坍塌处爬进”,“在前被火烧殿座厂内,用所带铁扒、铁条刨挖的碎铜、锡、铁钉等物八十余斤”。档案对嫌犯的入园位置、盗窃地点与所获赃物等记载明确。文中“前被火烧殿座”是指英法联军焚烧后的废墟处。傅六等人初次得手后,又分别于二月二十日、三月三日、三月六日、三月十日依原路潜至“前被火烧殿座”地,并于三月十日“刨出被烧小铜佛二尊”。据档可查,从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十年(1871),几乎每年都有圆明园财物盗窃案发生。

为追索圆明园流失的物品,同治元年(1862),朝廷就已经发出告示,凡自行上缴非法所得圆明园官物的人可以免罪。而针对盗窃园内财物的人,通常施以严厉的审讯措施。朝廷追缉圆明园财物采用宽严相济的手段,目的是努力消除“火烧圆明园”的遗留祸患,而重整被焚毁的园庭,则成为同治皇帝在位最后一年多时间里的重要关切所在。

圆明园修缮的动议与准备

同治十二年(1873),皇帝亲政,“遣官祭圆明园惠济祠、河神庙”。同年八月下旬,朝廷出示修理圆明园的谕文,“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清史稿》记载曰:“同治间,穆宗议修圆明园奉两太后居之事。”同治帝以孝养名义提出修葺圆明园,目的是使两宫太后有颐养天年之所。

清朝重建圆明园(同治朝重修圆明园到底难不难)(3)

同治帝 载淳

圆明园的修复需要不少开销,这笔巨资出自何处呢?《择要兴修圆明园》谕文提出,使王公及其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资。九月三十日,内务府官员上奏说道:“钱粮巨款若中外量力捐修,无论各省元气未复,捐输未必踊跃,且往返稽延,亦恐缓不济急。臣等再四思维,拟请先由臣衙门筹画,即将养心殿工程捐款极力劝喻先办圆明园要工。”内务府官员认为,鉴于时局,各省捐款出资未必积极响应,况且钱粮由各地输送至京师,必缓慢多有拖延,不如先行将养心殿的捐款转用圆明园事宜。显然,内务府官员将兴修圆明园视作要务。捐修圆明园的告示贴出以后,不少官员陆续出资,捐资额从千余两至两万两不等。

清朝重建圆明园(同治朝重修圆明园到底难不难)(4)

安佑宫残迹(1916年前后拍摄)

圆明园修理所需部分钱粮暂时解决,而后,内务府上奏拟定正式开工前的准备工作。首先,预算首期工程所需大致费用。《总管内务府勘估园工钱粮褶》显示,仅清理安佑宫等处渣土工作的园工开支需银21981.003两,万春园补盖值班房工料开支需银978.795两,共计22959.79两,内务府请求所需银两从官员报效银中按数拨发。其次,拟定圆明园修复工程处。内务府库守贵祥上奏说,圆明园复修工程开启以前应当先立工程处,类似今日工程指挥部,以便钱粮收纳、文书往来、督促办事人员等。同治十二年(1873)底,圆明园整修准备事宜逐渐办理完妥,接下来,同治君臣正式开启园庭的修缮事宜。

圆明园修缮的过程与困境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内务府上《择期开工褶》说道:“臣等现谨择于正月十九日辰时开工。”圆明园修缮工程的开工日期确定为正月十九日。这是“火烧圆明园”以后,历史上首次正式开启大规模修缮圆明园的举动。

内务府《择期开工褶》提到,圆明园修缮工程第一步是修理被焚毁的殿宇底盘,以便所需木植运到后能够及时竖立于基座上,不至于延误工程。同时,奏折又透露另一个信息,在完成殿宇底盘之后,能否获得竖立在底盘之上支撑大殿的木植,成为修缮工作的关键环节。为获取所需木植,朝廷下旨两湖、四川、浙江等南方数省督抚采办大件木植。

进入三月以后,南方督抚相继回复朝廷下达采办木植的旨意。三月十日,浙江巡抚杨昌上奏曰:“惟四处采访楠木、柏木、黄松等木,浙省向不出产,不特可充栋梁之用者无此大材,即细小不合丈尺者亦所罕见。”四月初四,四川总督吴棠上《奏采办木植恳请展期褶》。各督抚或言难觅朝廷所定规格的木植,或言请求宽限采办日期等。最耐人寻味的是,此前三月三日湖广总督李翰章的奏折中,他并没有直接推脱所办木植一事,而是一方面遵旨采办,另一方面言朝廷规定的尺寸实难寻见,需要其亲自到贵州深山老林探访寻觅。更甚者,部分官员以提供木植为由欺瞒朝廷,从中渔利。轰动一时的李光昭木植案即缘此而生。直隶总督李鸿章弹劾广东嘉应人候补知府李光昭的奏文说:“该革员(李光昭)以五万余元之木价捏报三十万两。”李光昭虚报木料价值为实际价值的六倍。因李光昭木植案被牵涉的官员有内务府大臣贵宝、内务府笔帖式成麟、工部尚书崇纶等人。

圆明园修缮过程中,与木植问题同等重要的是钱粮问题。三月六日,内务府上奏,鉴于修缮工程所需“钱粮甚巨”,“总期饷项源源接济,方能无误要工”。显然,总管修缮工程的内务府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后续资金来源,工程难以为继。事实上,在此之前二月十三日的圆明园双鹤斋修复工作,已经出现朝廷未按时发放钱粮的问题。据《修理双鹤斋工程自行垫办工料银两呈》显示,修理双鹤斋宫门、正殿、游廊、值班房的工程费用先由工头于得福自行垫付。

清朝重建圆明园(同治朝重修圆明园到底难不难)(5)

双鹤斋规月桥残迹

三月二十四日,双鹤斋恢复稍有规模,同治帝欲夜驻圆明园,遭到宗室醇亲王奕譞等人的谏阻。就在同治帝欲驻跸圆明园的当天,圆明园工程处待饷孔殷请求下旨,要求“在京王公大臣官员竭力捐输”,仍然是为圆明园修缮筹集钱粮之事。其后,惠郡王、恭亲王、醇亲王等一批宗室相继为工程捐献。然而,工程耗资巨大,以官员输捐的名义所获钱粮终究有限。

四月二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上奏停止输捐事宜,说道:“各宫估费已将千万,内务府日久凑集,尚未及三十万”,此种捐输不过是杯水车薪。同治帝并未理会王家璧的提议,因为从四月十六日的奏折看,内务府依旧在向皇帝报告官员报效银两一事。

五月十四日,圆明园修缮工程各处,安佑宫、正大光明殿、清夏堂、大宫门等处殿宇承修商人领取工料银两,表明整修工作已经大规模展开。此时,越来越多的大臣如两江总督李宗义、礼部侍郎李文田、陕甘学政吴大澂等上奏,建议停止工程。他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钱粮短缺,入不敷出。同治时代,中国边疆忧患不断加深,如文渊阁领阁事文祥上奏说:“用兵多年,各省款项支绌,现在被兵省分,善后事宜……已无不搜括殆尽。”如此艰难时局下,修复圆明园终难成功。

圆明园修缮期间,同治帝分别于三月十二日、四月九日、五月十一日、六月三日前往园内,实录皆记载曰:“上幸圆明园。”从日期间隔来看,皇帝进园次数较为频繁,足显其对复修事宜的重视。纵观整个圆明园修缮过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缺料少银的困境。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二十九日,朝廷不得不下旨:“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着即行停止,俟将来边境乂安,库款充裕,再行兴修。”同治朝的圆明园修整之举至此终止,前后仅持续半年多,其结局说明,民贫国弱难以成事。

清朝重建圆明园(同治朝重修圆明园到底难不难)(6)

[文章来源]

《档案所见同治时期重修圆明园始末》

[作者]

单 长 城

[编辑]

赵 磊

清朝重建圆明园(同治朝重修圆明园到底难不难)(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