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萝瀑布
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紫藤萝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
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
“我在开花！”它们在笑。
“我在开花！”它们嚷嚷。
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 。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
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3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只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关于生死的疑惑，关于疾病的痛楚。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
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4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稀零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
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虬卧龙5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
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982年5月6日 [1]
作者宗璞，原名冯钟璞，他的父亲是中国国学大师、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冯家在中国可谓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中也受到了迫害。曾有记者采访，她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哲学大师 冯友兰
“1949年以后父亲一直就在被改造中，是最大的改造对象，因为他有思想。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2年，他访问印度回来，刚到清华，还没进家门就被学生围攻批斗。他屡次检查过不了关，已经都剥光了，还过不了关，金岳霖、周礼全来看望他。金岳霖说：“芝生，你有什么事就交待了吧。”两人抱头痛哭。
文革中，父亲已经71岁了，天天有人冲来抄家，搬把凳子搁院子里，要父亲站在上面。家里贴满了打倒的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贴封条。衣服都封起来了，天冷了，封条不敢拆，父亲就披条麻袋御寒。他的输尿管不通，腰上挂着尿瓶，被拉去批斗，打倒在地。游街时连连跌跟头，还是要继续走。为了斗他，甚至成立了批冯联络站。我不明白，对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何苦至于此，何至于如此对待。
1966年春夏之交，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那是仅次于北大和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我跟何其芳、俞平伯等一起挨批斗，纸糊的高帽子上写了我的罪名，就是“冯友兰的女儿”。那天回到家，如果手头有安眠药，我肯定就不在了。后来一想，是冯友兰的女儿有什么罪，我偏要活着。我就不死！”
1982年的时候他的小弟又查出癌症（不久后去世了），就是在这样的悲痛和焦虑中，她看见了紫藤萝，感受到了心灵的宁静，生命的美好和喜悦，写下了《紫藤萝瀑布》。
1982年11月，她为小弟写下一篇悼文，也很感人，推荐给大家阅读。
哭小弟
作者 宗璞
我面前摆着一张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国考察时用的。名片依旧，小弟却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但是现在怎么轮得到小弟!他刚五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呵!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经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呵！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 到逝世，真象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他站在山泉边，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因为无法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于8月20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呵，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这在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象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象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呵等呵，盼呵盼呵，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石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面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了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唯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他是积劳成疾，也是积郁成疾。他一天三段紧张地工作，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每有大型试验，他事先检查到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胶布。他是三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他曾有远见地提出多种型号研究。有一项他任主任工程师的课题研制获国防工办和三机部科技一等奖。同时他也是623所党委委员，需要在会议桌上坦率而又让人能接受地说出自己对各种事情的， 意见。我常想，能够“双肩挑”，是我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是在“又红又专”的要求下长大的。当然，有的人永远也没有能达到要求，象我。大多数人则挑起过重的担子，在崎岖的、荆棘丛生的，有时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几年的批判斗争是有远期效果的。他们不只是生活艰苦，过于劳累，还要担惊受怕，心里塞满想不通的事，谁又能经得起呢！
小弟入医院前，正负责组织航空工业部系统的一个课题组，他任主任工程师。他的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1981年夏天，西安一带出奇的热，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凉，只有“我们的老冯”坚持伏案看资料，“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汇报工作，得知他经常胃痛，有时从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时会痛得大汗淋漓，挺—·会儿，又接着做了。天啊！谁又知道这是癌症！我只淡淡地说该上医院看看；回想起来，我心里很内疚，我对不起老冯，也对不起您!”
这位不相识的好同志的话使我痛哭失声!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没有早想到癌症对我们家族的威胁，即使没有任何症状，也该定期检查。云山阻隔，我一直以为小弟是健康的。其实他早感不适，已去过他该去的医疗单位。区一级的说他胃下垂，县一级的说是肾游走。以小弟之为人，当然不会大惊小怪，惊动大家，后来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检查，才做手术。如果早一年有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小弟还可以再为祖国工作二十年！
往者已矣，小弟一生，从没有“埋怨”过谁，也没有“埋怨”过自己，这是他的美德之一。他在病中写的诗中有两句：“回首悠悠无恨事，丹心一片向将来。”他没有恨事。他虽无可以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却有一个普通人的认真的、勤奋的一生。历史正是由这些人写成的。
小弟白面长身，美丰仪，喜文艺，娴诗词，且工书法篆刻。父亲在挽联中说他是“全才罕遇”，实非夸张。如果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这一辈子，也没有得以充分地发挥和施展。他病危弥留的时间很长，他那颗丹心，那颗让祖国飞起来的丹心，顽强地跳动，不肯停息。他不甘心！
这样壮志未酬的人，不只是他一个呵！
我哭小弟，哭他在剧痛中还拿着那本航空资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 “肾游走”，我也哭蒋筑英抱病奔波，客殇成都，我也哭罗健夫不肯一个人坐一辆汽车！我还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易奋斗着张开几片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我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
已经是迟开了，让这些迟开的花朵尽可能延长他们的光彩吧。
这些天，读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读到了《痛惜之余的愿望》，稍得安慰。我盼“愿望”能成为事实。我想需要“痛惜”的事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小弟，我不哭！
198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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