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前，推行的是世卿世禄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人才选拔制度才逐步形成。
封建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按取才方式划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秦汉时期，这个阶段，取才主要采用察举、征辟等方式，隋唐以后到清末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主要用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即所谓的科举。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一阶段即秦汉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情况。
说明：1.这一阶段的人才选拔制度，主要是推荐形式，即民间所说的“官推官”，即便有点考试，那也是辅助手段。2.由于秦国祚不长，其人才选拔制度只是萌芽，故第一历史阶段的人才选拔制度主要体现在两汉时期。3.两汉的人才选拔制度主要有三种：一是察举；二是征辟；三是杂途。其中察举、征辟称为正途，也是主流选拔形式。其他如荫、袭、卖官等方式皆列为杂途。
一、察举：察举是秦汉时期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它通过三种方法进行。
1.举贤良方正。举贤良方正同后来科举的进士科大同小异，只不过举贤良方正着重推荐，而科举进士科强调考试罢了，举贤良方正的意思是，大臣向君王举荐自己认为才能高、德行好、正直无私的人，使其为国效力。
举贤良方正无固定时间，一切随皇帝意，看他心情，他想什么时候进行就什么时候进行。举荐者也无明确界定，有时是王公，有时是普通大臣，但无官职者不得推荐。被举者即可以是官吏，也可以是平民，被举荐为贤良方正的人，到京后有时也要简单进行考试，合格者即任用，有时不考试直接任用，无定规。
2.举孝廉。举孝廉就是推荐孝廉的意思，孝即孝行，廉即为政廉洁勤政的官与吏，举孝廉初期，孝和廉分开推荐时，平民还有被举的希望，后来将孝廉并举，平民就不够条件了。举孝廉与举贤良方正完全取决于皇帝之意，随意而为不同，它定时、定员并定制，是地方郡守的法定责任，地方官员每年都要按人口比例为国举贤，完不成者会受到惩处。举孝廉具体名额现在已不可考，但东汉时期的一个规定可做参考，规定20万人的郡一年要举1名孝廉，不满20万的两年举1名，不满十万的，三年内最少要举荐1名孝廉。秦汉时期，贤良方正高于孝廉，因此，被举孝廉者还可以被举荐为贤良方正。
3.召博士弟子并举博士。现代学校教育未普及前，也有学校教育，只不过都是官府办的，地方政府办的学校叫官学，县以上政府机构均设，朝廷办的称为太学。一般而言，太学即是学校也是教育的管理机构，秦汉时期的太学归太常寺管，后世太学基本上归礼部统属。秦汉时期太学或官学的老师一律称博士，其学生叫博士弟子。
博士的俸禄大约为六百石，其待遇相当于后来的七品官。举博士同举贤良方、举孝廉一样，也是推荐制，只不过贤良方正和孝廉是从官吏和平民中举荐，博士大多来自于博士弟子即太学学生。
博士之职刘邦建汉即设，但由于行伍出身的人充盈朝廷，这一措施并未得以重视，直至汉武帝重教兴学后，特别是布衣宰相公孙弘主政后，重视了太学和官学建设，大量招收了博士弟子，东汉末期时，在校博士弟子曾达到过3万人。
博士弟子来源一般有三种，一是太常按朝廷要求，招生招来的，其条件大体上是：男丁且18岁以上，相貌端正。二是州县推荐的所谓好文学、敬长上以及出入不悖即不影响行孝的男孩。三是荫庇，刚开始时还重条件，后来门第占了上风，汉末时期，六百石以上官吏子弟皆可入学，博士弟子来路混杂，导致了博士质量降低。
贤良方正、孝廉、博士都是开科取士的名称，但博士除了是取士名称外，还是官职名称。
贤良方正、孝廉和博士所取之士，按朝廷的重视程度和所受官职来看，贤良方正为最尊，博士次之，孝廉最末。这从推荐人也能看出，举贤良方正者大多有三公、宰相、二千石大臣以及刺史、县官等推荐，所任之位也大多为官，少部分任佐贰。而孝廉则大多数由州县佐贰之官推荐，因为他们接触群众，了解民众情况，因为推荐人地位原因，被举孝廉的人，也大多在幕府从事佐贰工作。
需要说的是，贤良方正和博士也要考试，所考之题皆为策论即议论文，考题采用射策之法，即抽签选题，考试只是辅助手段，只起参考作用，不以分数高低论，同后来的科举制，以分论高低不是一回事。
二、征辟：征辟是秦汉时期第二种人才选拔制度。察举是举主对自己中意的人向皇帝或有司推荐，去取之权操之于上，即举主只有推荐权，没有决定权。而征辟则不同，它是由上而下的进行。
征辟是征和辟的合称，一般而言，皇帝下诏延召自己满意人的行为称为征，而王公大臣的召请谓之辟。
被征之人，通常称征君，原则上讲，征君有听从应征或不应征的自由，同时君上也有见面后，不加任的权力。刘邦三顾茅庐，其实就是一种征召。在两汉时，一些自恃甚高的人被征时，为博取虚名，有时会采取先拒后应的手法对待征召。
征是皇帝召请满意之人，公卿百官选用人才、延请助手的行为则称为辟，辟的范围和人数较征为大为多。辟来之人有小吏，也有平民，大多被公卿安置在幕府，或被郡县长官委任为佐贰。
辟召由于完全由上操纵，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了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问题，同时也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因为，你如果想出仕为官，就必须有人推荐，因此，士子们不管你多有才，也不管你有多清高，只要有事业和前途的考虑，就必须依附于高门大户。
三、杂途：秦汉时期的人才选拔，除了察举、征辟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杂途，杂途是一些非常规的取士制度，包括荫、袭、赐赠、卖官、鬻爵、赀（zi）补以及由官补吏等。
荫：即籍父兄或宗亲之余荫得之为官者。秦始皇时即有，终封建社会时期，未偿革除，但汉时期为最严重，历史上著名的苏武、汲黯、霍光等皆为荫官。
袭：承继先人的官或爵谓之袭。秦汉时期即袭爵位又袭官，后世只袭爵位，不再袭官，袭爵按推恩降等承袭。
赐赠：为兴教助学，西汉末期至东汉，朝廷有将年满60岁但还为出仕的饱学之士赐为朗、舍人、县尉和县丞等官职的操作，该官属赐官，这种形式被称为赐赠，该官称为赐赠官。汉代官员的官职是领取俸禄的依据，与权利大小无关，具体负责工作要看派遣什么差事。
卖官：顾名思义，就是花钱买官。卖官之肇起于汉武帝，刘彻西北长时间大量用兵，致使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于是为填补亏空，动起了卖官的念头，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朝，不仅卖官，而且还明码标价，同时什么官也能卖，即便是最尊的三公只要舍得出钱，也可买到。据文献记载，卖官最严重时，官价等于俸禄数，即二千石，官价即二千万，六百石，官价就是六百万，宰相可竞价，价高者得。
不过令人聊以自慰的是，汉乃至后朝，一般士人皆以买官为耻，买官入仕者，世人多鄙视，“谓之有铜臭味”。东汉时，有个叫崔烈的名士，在乡里名望很高，可自从买了个官，名声大坏，不仅朋友都不理他了，连他儿子也以他为耻。
鬻爵：鬻，卖的意思，为避免卖字重复，将卖爵说成鬻爵，鬻爵早于卖官，爵本为君上封赐，虽不是官职，但它具有极大的荣誉性地位，同时也有其丰厚的物质待遇，尤为重要的是，有了爵更容易任官。
鬻爵同卖官一样，为世人所不齿，也是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赀（zi）补：秦汉时期的主流价值观认为，人人都具贪念，因此，为防止官吏过于贪得无厌，他们出台了赀补之法，就是规定出仕为官之人家庭必须家境殷实，个人有10万钱以上存款，才能委官得吏。后来觉得此法有鼓励贪墨，拒绝廉士的意味，稍稍做了调整，即降低了个人存款数额，廉士者有4万身价也可得官。
在汉朝，当小官有一定的钱数就行，但当大官，比如三公等，必须是巨富之家，穷人绝无可能。但有一条，商人不算，经商之人即使家财万贯，也不许为官。
以吏补官：吏者理也，大多为做具体事情的佐贰之人，这些佐贰之人，欲要掌正印、做主官，要通过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以吏补官，通俗的说，做具体事务的非正印官，倘若想再进步，必须找人推荐自己并接受考核，这个过程叫以吏补官。
除了以上得官为吏途经外，还有各种奇技淫巧的旁门左道之法，比如，上书得官即给皇帝上书言事或谏诤获得官职，也有靠方术、医术等得官的，如邓通以男宠事汉文帝，而任郎官并铸钱，富甲天下。
秦汉时期采用的察举、征辟和杂途等取士之法，并非一无是处，久负盛名的汉朝吏治已做了很好的证明，只不过到王朝末期，由于统治力式微，各种弊端尽显，这是末世之兆，也是末世之因。
除了世卿世禄制和察举、征辟以及科举制等取士方法外，从魏晋开始到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九品中正取士之法，因为，兴起于乱世，加上与察举、征辟的方法差别不大，隋文帝杨坚肇基大隋后，即行废除，只给后世留下了九品官阶的说法，其利用中正官选拔人才的方法也被扬弃不用，其取士之法也被后世归为推荐制，不再单列。
世上的三种取士之法，世卿世禄制和察举、征辟以及科举制，各有优劣，对底层的普通劳动者而言，世卿世禄制保障了王权的世袭性质，从而避免了改朝换代，进而减少或避免了战争。废除世卿世禄制以后，成王败寇的理念继而兴起，士大夫或势力派不臣之心就随之萌生，因此，改朝换代就成为了必然，改朝换代中普通劳动者被裹挟，随波逐流，成为最大的牺牲者。所以说，社会稳定是普通老百姓的最大福报，当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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