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启蒙拾零
-------朝花夕拾系列之一
文/王金龙
（1）
1963夏，我已经八岁了，母亲决定送我去上小学。本来应该早一年七岁上小学的，由于当时身体生病，错过了学校报到的机会，所以晚了一年。母亲给我背上新缝的蓝布书包，记得上面还有一个黄色的和平鸽图案，叮咛我要听老师的话，不要和同学打闹，就把我和同院小伙伴一起送到学校去上学了。
我当时上的是聊城北顺小学，分配在一年级二班，老师姓陈，白晰圆脸，梳着两条大辫子，穿一件蓝色圆领碎花上衣，待小朋友和蔼可亲，现在想起来当时陈老师也就二十几岁的样子。第一天发下新书来，心里激动的不得了，急匆匆的翻开看一遍，感到很新鲜，与原来看过的姐姐的课本差别很大。又怕小手把书弄脏了，回家赶紧让姐姐帮助包上书皮保护好。陈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从 a、o、e学起，她教课时也是满面笑容，加上那好听的女中音，大家都听得很带劲。每次课堂提问，我都把手高高举起。由于以前在家早把两位姐姐的小学课本倒背如流，因此，每次回答问题都得到陈老师的表扬，先是选我当小组长，第二学期当选学习委员。第一学年下来，班里评选“三好学生”，看着在黑板上写上我的名字并报票数，心里激动的突突直跳，最后我与其它四名同学当选为班级三好学生。
学校开大会发奖状那天，我的嗓子又发炎了，没能到校领奖。奖状是同学给带回家的，父母看了都很高兴。我心中很遗憾没能参加颁奖大会。三好学生奖状贴在墙上好长时间，到现在依然清晰记得奖状的样子。除了正常上课以外，下午还经常有班级活动时间。陈老师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有时还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做游戏，大家玩得很开心，对陈老师更加敬爱。
记得有一个周末的下午，陈老师把她三岁多的儿子带到教室，让他给我们表演在幼儿园学唱的儿歌。小家伙穿个背带裤，抱个大苹果站在讲台的课桌上，一点也不怯生，有板有眼奶生奶气的给我们唱儿歌，把我们这些一年级小学生逗的哈哈大笑。陈老师扶着孩子，幸福的笑容使她脸色微红。看得出陈老师是多么喜欢她的学生，多么喜欢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
一学年快要结束时，陈老师突然要调走了。她在课堂上宣布后，我们大家都哭出声来，实在不愿意让和蔼可亲的陈老师离开。陈老师眼圏也红润了，流下了眼泪。大家在班级门口与陈老师再见，直到看着她消失在路边的大白杨树林里，还在挥手向我们告别。陈老师，我上学的第一任老师，永远明晰地刻在我的人生记忆里。
（2）
升入二年级，我已成了二道杠的中队委。那时学校管理正规，学生放学必须排队回家。为了防止学生路上散队，学校规定年级开展比赛，并让各班中队委轮流值班，在路上明查暗访，进行记录。
我每次接受到这样的安排，都感到十分庄重，虽然要提前跑到查队的地方，还要拖后才能回到家里。但一看到学生排着队从面前严肃得走过，心里就有一股自豪满足感。
二年级有了作文课，许多小学生感到头痛，但我却感到兴奋，过去背的《小朋友》及读过的姐姐们的课本，现在有了用场。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参加飞机场，走了有三四公里路，看了安二飞机，有的老师还坐了滑翔机。回来后让大家作文，我写了去飞机场参观路上的心情：树木仿佛向我们招手，云朵仿佛向我们点头。老师看了重重的用红笔圈注一下，并作为范本在各班传阅，讲评时更是大大的赞扬一番，让我的虚荣心满足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时小学的课外活动还是比较多的，逢“六一”“十一”还有演出活动，也是各班之间开展比赛。那一年，我被班里选中参加演出《一定要解放台湾》节目，五男五女加一个男生带队，旋律至今仍然记得。演出时全部换上了定作的少年军装，红五星红领章，再加上整齐划一的动作，“六一”节在学校演出一炮打响，被选拔为代表学校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班主任唐老师高兴得合不上嘴，给班级和学校争得了荣誉。
汇演那天，我们下午早早在学校准备，几个老师认真给每个人化妆换衣服，然后送我们去聊城一中大礼堂汇演。由于去的早到一中大礼堂外天还很亮，我一眼看到了正在一中上初中的大姐姐，她正在和同学们抬着大木桶送水，楞了半天才认出我来，高兴的姐姐拉着我的手给她同学说：看，我弟弟来演出了。她的几个同学围拢过来，都说真好，今晚还能看到你弟弟的演出。我那时真是不懂事，只是傻乎乎的笑，看到姐姐高兴。那天晚上汇演，我们很成功，唐老师后来告诉我们，掌声响了好大一会儿。这也是我唯一一次登台演出，再大以后，有几次机会，我都推脱掉了。
（3）
二年级换了新同桌，是个从省城来的黄毛丫头，眼睛细长，眉毛淡的像没有，说话带有重重的泉城口音，但待人很热情大方。发新书了，她主动要给我包书皮。我把新书给了她，第二天带回学校，新书用牛皮纸包得有角有棱，为了防止开角，还用缝纫机宽线沿书皮边缘走了一圈。
早上上课前，大家来得早，都要搬凳子在教室门前的树荫下背课文。她家离学校比较近，每次都是她在教室门口等我来，两人一起把木板凳抬到院子里，一人一头坐着背课文。有时背烦了停下来，她会冒出许多奇怪的问题，诸如：星星从天上掉下来会落到我们头上吗？我们老了是不是头发也会变白？我有时胡乱给她讲一通，她听得有趣就咯咯地笑起来，惹得其他同学都往这边看，以为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
班里排演节目，她也被选上了。老师教的舞蹈动作，她很快就学会了，相比之下，我就显得笨拙的很，有时她还热心的帮我辅导一下，认真大方，一点也不作做。她有一个姐姐，比我们高两级，是三道杠的大队委，经常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露面，是学生中的知名人物。她带着我去见她的姐姐。姐姐很热情，知道了我和她妹妹是同班。大队委再召开各中队委会的时候，见到她也不显得陌生了。
同桌毕竟是从省城来的，她经常带给我一些带风景照片的书签，有些做的很精美，而且一套一套的。还有一张扎蝴蝶结胖嘟嘟的四五岁小姑娘的上色的大照片，是不是她自己实在不记得了。
大概与她同桌了一个多学年，再开学时她就随父母调到不知哪个学校去了。光荫荏苒，岁月峥嵘，茫茫人海，谁也不曾想今后还会有见面机会。十几年后，同城的几位大学同学约我一起返校，临行前，突然听说有她姐姐的名字，心中暗自诧异：上学几年了，还真不知与当年小学的学姐在同一所学校。返校要赶最早的一班车，到汽车站天还没有完全亮，各位同学都有家人陪伴送行，她也陪着姐姐来车站送行。昏暗的灯光下，四目相对，依稀辨认出对方的影子，怯生生得还能叫出对方名字。忙乱之中提行李与家人告别，挥手之间汽车就驶出了车站。后来知道她也考上了曲阜师院，再后来又出国了云云……
（4）
北顺小学校园的北面是个大操场，平日里学生在这里上体育课。操场北面正中有一个砖砌的大台子，那也是学校搞大型活动的主席台。在星星火炬的旗帜下，我在这里庄严入队。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嘹亮歌声里，我在这里也给新入队的队员戴上鲜艳的红领巾。
印象最深刻的是刚入学那年在操场看高年级同学演出，记得演出的是表演大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扮演二小的是高年级我们同院的邻居大哥哥，特别是唱到“春风吹遍了每一个村庄，把这动人的事迹传扬……”他的形象在我眼中刹那间也高大起来，仿佛他真是那死去的英雄王二小的化身，眼泪早已涌了出来。少年纯洁的心真象一张白纸，对他的莫明其妙的崇拜竟然持续了好多年。
操场的南面紧靠着学校食堂，食堂后面有一口水井，井口上架着一台人力水车，食堂用水时就人工推转水车，哗啦啦的水就通过水箕流到食堂的水缸里了。天气热的时候，有时中午上学来的早，口渴了，我们几个同学就会跑到井边树荫下，看看没人，悄悄跑上井台，两人用力推起水车，不到两圏水就从水箕流出来，其它人赶紧趴下喝几口，水清澈拔凉，一下子爽到心窝，比现在吃一口冰琪凌的感觉还酷，也没听说哪个人拉过肚子。
校园大门内有棵很大的柳树，树干要几个人才能搂过来，也是学校的一个标志吧。夏天到了，学校规定中午要睡午觉。早到校的，可以到教室里的课桌上去睡。睡不着的，互相作个鬼脸，真正睡着的，也有从课桌滚到地上的，摔的哇哇直叫。来得晚的，有老师值班不让进去，大家就只好聚集在大柳树下，找熟悉的同学一起玩。我就是在这棵大柳树下，结识了临班及高年级的同学朋友，而且友谊延续至今，终生受益。
大柳树上的阵阵蝉鸣及掠过树条的微微热风，不时进入我的梦乡，定格在我对小学生活的记忆里。遗憾的是沧海桑田，待到若干年后我再去小学寻找儿时的梦境时，大柳树早已荡然无存了。
学校放了寒暑假，要求学生要组织少年之家。我们同院的三名男生及周边的两名女生，在我家里组成了少年之家，每周活动两次，一起做功课，一起做课外活动。暑假里，每逢少年之家日，母亲就把吃饭用的小方桌擦干净，搬到门口的丝瓜棚下，我就摆上小凳子，等候同学们的到来。除了一起做功课外，大家还互相交流看过的课外书，包括听到的一些新鲜的消息。
姓冯的女同学比较腼腆，爱和我家小妹妹玩，姓谢的女同学就开朗些，说她父母给她姊妹仨分别起的绰号是香蕉苹果大桠梨，而且很认真的讲了为什么这样叫她们，把我们大家都逗乐了。母亲把自家产的煮咸的葵花子拿出来招待大家，还有同学带自家的葡萄来。丝瓜棚下，黄花朵朵，书声朗朗，留给人一段美好的回忆。
印象深刻的还有学校办的《支援越南打美帝》展览，图文并茂，加上各年级选拔的优秀解说员，参观下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想想，一个教职工不足百人的小学，办出这样高水平的展览，学校也是倾其全力，同时也让人感到那个时代，人人争先，行行创优的蓬勃朝气。时至今日，我仍然很怀念那个快乐的少年时代！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王金龙 男 1955年出生，山东阳谷县人，中石化退休干部。虽然是理科生，但对文学由衷的喜好，从中读出人生的另一番感受。没有文字功底，更没有系统的文学知识，只凭兴趣广泛阅读。有感悟时也写点文字，诗歌、散文、小说等都有涉及。但才浅学疏，平平淡淡，只是记录生活、愉悦身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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