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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握着手中的刀，在课桌上一下一下地刻，竖，横，竖，横，最后一刀落下，成了一个“早”字。
先生刚刚训斥他迟到，但他没有解释。
父亲的病已经越发严重了，大夫列出来的药方上又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药引子。什么新鲜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同窠的一对蟋蟀……他已经起了大早去找这些东西，还要去比他个头还高的当铺柜去典当换钱。等他回家把东西交给母亲，再去书屋，便已经迟到了。
这就是鲁迅的童年。
一、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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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的鲁迅是绍兴名门望族周家的少爷。不必说做官经商，单是人丁繁衍就可见这个家族的庞大。他出生时，本家已经分到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一个大户了。
鲁迅的祖父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县老爷。后来又在北京当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并不大，像祖父这样出身翰林，又做过京官的人，自然能获得同乡的敬畏。家中写着“翰林”的门匾，彰显了家族的地位。
不出意外的话，“学而优则仕”是鲁迅人生可见的坦途。
但13岁时，家中发生了一场大变故。
祖父贿赂好友试图在科举中帮衬父亲，没想到这件事情却败露了。皇帝亲自下诏，秋后处斩。
家中所有人都慌了。父母急着变卖家产贿赂官吏，希望能为祖父减刑。鲁迅和弟弟们被送到了母亲的娘家。亲戚们都知道是来避难的，并没有什么好脸色，有时还叫他“乞食者”。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第二年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肺水肿。
大小名医都请了，家产物件也纷纷拿去典当，来填补祖父的缺漏和父亲的药费。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但父亲最终还是走了。
父亲去世，祖父仍在狱中，大家族在时代的裹挟下迅速落败。一家大小的责任都落在鲁迅身上。
十几岁的少年，突然从温室中一下子被扔进了残酷的现实的泥潭里，他饱受误解、羞辱和愚弄。但他没有任何怨言，仍然把母亲安排的事情一件件办妥帖，俨然一副大人模样。
此时家族已成为绍兴城中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家族内部的倾轧又令他十分苦闷。
出于对周遭环境的憎恶和对逃离的渴望，少年鲁迅毅然踏上离乡求学的道路。
二、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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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子弟，在当时有三条路：
其一、参加科举当官。但祖父的事情已使这条路变得不可能；
其二、学习经商。此时家境已不足以支撑；
其三、成为地方官的幕僚。这无疑会增加周遭人的议论。
这时同族的叔父给鲁迅指了一个方向，洋务。当时的洋务不仅不收学费，还每年给津贴二两，这非常适合鲁迅当时的境况。
不过这条路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异路”，是走投无路之人的选择，注定会受到世人加倍的奚落和排斥。但至少，终于可以离开了。
中国人自古认为“好男不当兵”，家中有后生当兵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为了避讳家谱中的名讳，他改名为周树人。
鲁迅就这样从绍兴来到了南京，进入南京水师学堂。
但破釜沉舟的勇气并不能保证一切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
南京水师学堂的校风十分陈腐，学堂内不论师生都充斥着封建迷信。一座海军学校，因为有人在游泳训练时溺亡，担心游魂不散，便将泳池填埋。每到中元节，学堂还会请僧侣做水陆道场。而这已经是学堂内最能体现洋务之学的实物了。
半年后，鲁迅便带着对新学的失望退学离开，考上了同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幸好，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崭新的风气。
在这儿的三年中，鲁迅学习了德语，接触了现代科学，尤其是生理和化学。后来，他在《呐喊》的自序中写道：
“……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呐喊》）
这其中也有为父亲治病时积累的怨恨。
此外，看新书的风气也流行了起来。严复的《天演论》支撑了一代青年人的世界观。鲁迅也是其中一员。
以第三名的成绩从学堂毕业后，得益于当时清政府的“新政”政策，鲁迅被派赴日本留学。
三、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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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日本后，鲁迅进入了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一般的基础课程。半年后，他将在这里遇到自己的一生挚友，许寿裳。
学习两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尽管清政府制定的升学方向是采矿冶金系，但是他却选择了学医，还特地去了偏远的仙台。怀着叛逆的心情，他再一次想要躲开自己与生俱来的那些身份和痕迹。
鲁迅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终生难忘的老师，藤野先生。
在仙台，藤野先生也不是一位走运的人。他学历不高，衣着寒酸，讲课有很重的口音，年薪也远不及同届的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师，给了独在异乡的鲁迅难得的一点温暖。
作为唯一一个中国留学生，鲁迅身体不好，日语也很勉强，在仙台学医受尽排挤。那时的鲁迅已经剪掉辫子，但仍被一些日本学生叫做“梳辫子和尚”；学习成绩中等，却还是被怀疑藤野先生给他漏题。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藤野先生》）
许多年以后，日本学者曾田涉为收录作品征求鲁迅意见时，鲁迅表示《藤野先生》一文一定要收录其中，他期待借此得知先生的消息。
但命运弄人，就在人们千辛万苦终于取得藤野先生的消息时，却得知鲁迅已在不久前离世。
这些都是后话了，此时的鲁迅还挣扎在困顿的学业中，不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仙台。
寒假结束后，鲁迅的课程新增了一门细菌学。课堂上常用幻灯片展示细菌的形态。授课提前结束时偶尔会放一些风景和时事的幻灯片。
这一天，鲁迅看到了一张中国人被日军双手反绑将要被处死的画面。而男人四周围着的，同样也是中国人。他们健壮的体格和麻木的神情刺痛了鲁迅的神经，愤怒、屈辱，以及作为中国人的羞耻感油然而生。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四、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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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仙台回到东京，鲁迅进入了德语学校。德语既是他了解欧洲思想和文学的窗口，也是他为了能接受官费资助的同时投身文学运动的选择。但是，他在这所学校几乎没有上过课，而是在各大书店收集德文图书，然后阅读至深夜。
但在7月，鲁迅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便风尘仆仆地赶回国内。
但在绍兴等待他的，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婚礼。
朱家和周家一样，是落败的宦官家庭。朱安的父母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一直到20岁还没有挑选满意的女婿。一个大龄当婚，一个前途未卜，两家一合计，便在鲁迅离开绍兴的第二年定下了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而现在，已经7年过去了，朱安已经28岁，完成婚礼对两家长辈来说都太重要了。于是，鲁瑞便欺骗儿子自己患了重病，实际上安排了一场婚礼。
当初定下婚约时，鲁迅就写信回家拒绝。但在母亲的坚持和堂叔的恳求下，他退让了。要求朱安放开缠足，学文识字。但最终这两个要求都没有实现。据当时侍奉的人说，新婚第二天黎明，鲁迅从二楼的新房下来，能看到他的脸上有埋在被子里哭的痕迹。从那天起，他就独自在书房过夜。
鲁迅为了母亲，也为了避免朱安牺牲在封建礼教中，放弃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四天后，鲁迅返回东京。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再也没有回过绍兴。
鲁迅从日本回国，已经是5年后了。
回国第二年，鲁迅的继祖母去世了。
鲁迅从小听着这位继祖母讲述的故事和传说长大。得知祖母病危的消息急忙赶到绍兴时，她已气绝身亡。作为嫡孙，他必须主持丧礼。
在鲁迅多年后发表的小说《孤独者》中，主人公魏连殳的状态就和此时的鲁迅相似。
“同族的其他人害怕他这个“崇洋媚外”的“新党”对葬礼中的一切环节提出异议，待他回来，坚持要求他必须遵守三项条件——穿白色丧服，行正式的跪拜礼，请和尚道士来做法事。他静静地听人们轮番上阵七嘴八舌劝说的话语，最后回答“都可以的”，反倒教人大吃一惊。葬礼按照惯例规规矩矩地举行，人们在反复交替地叩拜和哭泣，他却正坐在席子上，没有落一滴眼泪。然而，当入殓仪式结束，列席者将要起身离去时，他却突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众人纷纷上前安慰，但他依旧哭嚎，像铁塔般一动不动。大约三十分钟后又突然停住了哭泣，不和吊唁者招呼一声就回屋了。”
“像一匹受伤的狼，在深夜的狂野中皞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孤独者》）
他哀悼继祖母既亲手造就了自己的孤独，又在咀嚼这孤独中度过了一生。他抗议人们徒有其表的礼教，丧失了真正的悲哀，仿佛是在愚弄一个人的一生。
但此时的他，又何尝不是在品尝自己一手造就的痛苦呢？
五、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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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鲁迅先后在杭州、绍兴执教，最后来到北京。
同年鲁迅和钱玄同交往增多。那时，钱玄同正在为了《新青年》杂志的稿源四处奔走，竭力“怂恿”鲁迅重新开始写文章。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呐喊>自序》）
鲁迅终于开始重新写文章，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为鲁迅赢得很多的赞誉，鲁迅也重新结识了一波战友。但又一场寂寞已在来的路上了。
《新青年》的两位领导人物胡适和陈独秀因为对杂志的定位不同，逐渐分离。1923年，一度停刊的《新青年》重新登场，但此时它已是一本纯粹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期刊。对此表示反对的胡适创办了《努力周报》。夹在中间的鲁迅再度失去了战友，孤立无援。
“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自选集》自序）
鲁迅再度回到寂寞中，或许是因为第二次，因此寂寞地更加深刻。《狂人日记》后的一年，他发表了《阿Q正传》。
与此同时，好不容易在北京团结起来的家庭又将分解了。
1919年年底，远在绍兴的曾经庞大的周氏家族最终分崩离析。鲁迅兄弟将百年老宅卖掉，将家人全部接到北京。独自一人，耗时九个月在北京八道湾置办了一座宅院。在此经历的基础上，鲁迅创作了小说《故乡》。小说结尾，是那句脍炙人口的话：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同在1923年，从绍兴搬到北京的家庭，再一次瓦解。
周作人的妻子是一名日本女性羽田信子。作为长兄，鲁迅为整个家庭四处奔波挣钱，但羽田信子在 家庭管理上的散漫 和 开销上的任性 让鲁迅头痛不已。
终在这一年的7月，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决裂。
8月，鲁迅便和朱安迁居至临时住处。
10月，向友人许寿裳等筹借大笔钱款后，搬入了西三条胡同的一座老宅。
第二年，鲁迅回八道湾取回物品时遭到了周作人和羽田信子的侮辱殴打。在从八道湾带回的《俟堂专文杂集》的题记中，鲁迅使用了“宴之敖者”的笔名。宴由家、日、女组成，敖在《说文解字》中由出、放组成，也就是“被日本女人放逐之人”的意思。
《新青年》解体，亲人决裂。或许是遭受了这一连串打击的缘故，1923年，鲁迅的肺结核复发，他在这一年几乎没有写任何文章。只作了一篇演讲稿《娜拉走后会怎样》。他在演讲中说：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这仿佛是对不久前的“铁屋”对话的回应。
1924年，鲁迅重新开始创作。《祝福》、《在酒楼上》，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结局都陷入了无以言对的挫败之中。
这一时期的作品后来被收录在小说集《彷徨》。
六、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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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三条胡同的新住所虽小，却是一座合格的四合院。正房北侧建了一个凸出的房间，被鲁迅取名为“老虎尾巴”，当做工作间、客厅兼卧室。面朝后院的大玻璃窗外，种着两颗枣树。
1925年是鲁迅最高产的一年，《彷徨》、《野草》、《坟》、《华盖录》中大多数作品都是在“老虎尾巴”中完成的。
3月，鲁迅收到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学生许广平的来信。一开始，这位自称“小学生”的女学生的来信并未引起鲁迅的注意。但很快，两人的通信频繁起来，关于人生的体验和内心的阴暗，鲁迅很少公开剖析，却在这位“小学生”面前，诚实的一条条的写了出来。鲁迅曾经坚固封闭的内心在这位女学生面前变得柔软而温存。
许广平出生于广州的名门世家，出生三日便被父亲定下了婚约。许广平顽强反抗，终于在十八岁时取消婚约。此时的许广平二十七岁，两年后毕业，对人生、社会的怀疑和愤懑的她向鲁迅寻求指导。一人率直提问，一人坦率回答。鲁迅的回信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在讲述自己的烦恼和彷徨。
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第一次访问鲁迅，她把这次访问叫做探险。从这一天之后，两人的通信似乎带上了情书的性质，不只是社会问题的探讨，还有互相间的调侃。许广平的探访也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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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许广平的正式相识源于女师大学潮。
1924年，杨荫榆接替好友许寿裳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虽然留学日本、美国，却推行旧式教育、封建管理，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对因军阀混战而迟到的学生进行简单粗暴的退学命令直接引发了罢免校长的运动。第二年，杨荫榆决心以更加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章士钊、段祺瑞政府为杨荫榆站台，政府公然对几名学生发出了恐吓性的命令。勒令其退学。
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女学生，另一边却是校长、总长、总理，恃强凌弱竟到了如此地步。得知此事的鲁迅随即公开表态支持学生，并联络了一些其他教员，联名宣告反对杨校长。
端午节，鲁迅请许广平等几位女学生到家中吃饭。许广平他们轮番敬酒。先是葡萄酒，后来说葡萄酒太轻了，就换成黄酒，又说黄酒太轻了，就换成白酒。鲁迅喝多了，开怀大乐，甚至用手轻扣许广平的头。这以后，两人之间的语气更加亲密了。
1925年的夏天，鲁迅和许广平越走越近。鲁迅的内心却也越来越矛盾。
“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生怕辱没了对手。”（《鲁迅杂文精选》）
他向许广平坦诚了自己不配的种种因素，最后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却干脆的回答：“神未必这样想。”
这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一句诗。描写的是一对忘年恋人的遭遇。男人顾虑年龄差距没有结婚，女人十年后嫁给一个不爱的人。多年后男人悟到，他的顾虑是违反天意的，“神未必这样想。”
鲁迅曾经教授过的内容，许广平拿来还给老师。
鲁迅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说许广平“中毒太深”。
同样苦于封建旧式婚姻、拥有共同理想的两个人，在并肩作战的过程中逐渐互生情愫，这无可厚非。但鲁迅毕竟已经有一位妻子，在遇到许广平之前，他几乎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并已经打算好就这样了此残生。仅凭爱情无法突破鲁迅这颗“仁慈”的心。
在北京十分受鲁迅器重的学生高长虹，时任《莽原》杂志的编辑。他一直单恋许广平，在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北京后，高长虹开始攻击、污蔑鲁迅。据说鲁迅在校阅高长虹的稿件时曾痛心到吐血。这种背叛带来的伤害，反而激起了长久以来被压抑于心底的情感。鲁迅终于解放了自己的心。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为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两地书》）
为了躲避政府的追捕，也为了对北京的厌倦，8月，鲁迅和许广平出发去往上海，然后分别登上开往厦门和广州的轮船。
朱安对鲁迅和自己的命运或许隐隐已有了预感，却也只是默默送别。就像去世的祖母一样，这位向来沉默的女性，也将在咀嚼自己的沉默中度过余生。
七、人生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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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一场被鲁迅称作“血的游戏”的大屠杀开始了。蒋介石在上海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公会，取缔一切革命组织。
鲁迅所在的广州也血雨腥风。为了保护学生，鲁迅愤然辞职，和许广平来到上海，搬进了景云里23号。
虽然上海盘踞着国名党政府机构和各类帮头流氓特务赌徒，但是十里洋场却透出自由的空气。伴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文化的重心也渐渐地从古都北平移向殖民地色彩更重的上海。上海俨然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大舞台。这里既有革命作家，又有旧派文人。
鲁迅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十年。
1929年9月，许广平临产，住进了医院，整整一天一夜。随后诞下一子，因为是上海出生的，故取名“海婴”。
有了海婴，鲁迅就搬到楼下的会客厅去工作了，以免打扰母子修养。日常会客，也总是谈到孩子身上来。给孩子看病的日本医生坪井觉得这位父亲过于宠爱孩子了，鲁迅写了一首《答客诮》赠医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每天深夜，海婴睡熟了。鲁迅在灯下写作，许广平做些手工。倦了，两人放下工作，饮茶谈天，吃些零食。这是一天中的黄金时刻。和许广平在上海的日子，是鲁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一段尚好时光。他曾对许广平许诺，我要好好为中国做点事，才能对得起你。
相遇的第十年，鲁迅赋诗题赠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但是，鲁迅已经老了。
1928年那场大病之后，肺结核和肋膜炎纠缠着鲁迅。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体重降低到38公斤，穿着棉袍子走在街上，仿佛一阵风就会被吹倒。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他请来上海最好的医生诊断，那位美国医生说，这要是欧洲人，五年前就已经死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泪来。到这年夏天，鲁迅甚至陪客人吃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
“赶紧做”，是鲁迅这几年最强烈的念头。他说，与其什么都不做多活几年，不如做点什么少活几年。日本医生须腾 警告他，什么都不要做，只要静静地躺着。他说，我一生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不看书、不做事，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这和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不无关系。
1931年，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短短三个月，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
1932年1月，上海事变，日军逼近上海。鲁迅的公寓受到炮火威胁，一颗子弹呼啸着穿过鲁迅的书桌。他不得不在日本好友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到处避难。
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以来陪着鲁迅的青年接连遭到暗杀。
左翼作家柔石被枪杀。他写道：“忍看朋辈变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杨铨被枪杀。他又写道：“何期泪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在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他写：
“不是年轻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1936年10月17日，当天夜里，鲁迅正在撰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时突发高烧，18日开始哮喘，；19日清晨，在许广平、周建人、须藤医生等的注视下停止了呼吸。
苦苦跋涉了五十六年之后，鲁迅终于走到人生的尽头。
据说，身在北京的母亲鲁瑞得知消息后，将宣布鲁迅死讯的报纸新闻和追悼文章都收集起来，摆在床上，说：“还好，这样子，儿子死得不太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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