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戏剧历史上如果要排位的话，《西厢记》当为翘楚是无疑的，尽管有很多人会将票投给《牡丹亭》，包括我也会，因为，我认为《牡丹亭》在艺术上是远高于《西厢记》的，但这两部戏在受众的数量和影响上，绝对不是一个层次，《西厢记》定是一骑绝尘。
这两部戏都有个共同点，写的都是男女间的情爱，而且是那种“不守规矩”的男女之情，说人话就叫做“偷情”或“淫乱”。
这就很奇怪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万恶淫为首”的国度，这情偷得是理直气壮，偷得是家喻户晓，偷得是万人钦羡，偷得是好评如潮，于是，中国有了个特色的词汇叫“红娘”，也有了那《红楼梦》中“双玉读曲”的绝美画面。
其实细细想来这个也不奇怪，想当年，有一部风靡的电影叫《廊桥遗梦》，故事情节极为平淡，画面也不美，演员也不漂亮；但就是这样一个主题为偷情的故事，让多少人挥泪；感叹中，早已忘却了这歌颂的主题，同我们核心价值观的相悖之处，因为，它唤起了我们压抑在心底的那阵阵春潮。
《西厢记》的作者是王实甫，他的这一作品甫一面世便受到了追捧，历代文人墨客对此剧是青睐有加，现在流传下来的明清刻本不下百种，所以，此剧亦被誉为中国古典剧作之冠。
他于正史自是无传，在当时“八娼九儒十丐”的年代，一个写剧本之人被正史所轻视，很正常；那与他齐名的大家关汉卿不也一样史无记载吗？我们只能从野史的点滴记载中，读出他生平的鸿爪雪泥。
王实甫，字德信，大都人氏，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人，生活在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大约活了六十多岁，今存《西厢记》及《破窑记》等多部杂剧。
据野史记载，他的父亲地位显赫，曾随成吉思汗出征，后任礼部尚书及太原郡侯等一堆的高官。
这个我是不太相信的，如果他出身于这样一个被“封侯”的家庭，在元人的等级制度上，他就应该不是我们汉人这个层次了，那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的贵族，至少如和他同一时期的元曲大家贯云石一样。
王实甫据说是当过官的，野史说他是“以县官入仕”，而且还“治县有声”，还被提升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这可是相当于当时的省部级高官了，看来还是个有能力的好官，但因与上司不和，因此，在四十岁时“弃官不复仕”，从此混迹于勾栏之中，至于真实情况如何，姑且信之。
虽然我没有资料证明以上说法是空穴来风，但凭直感觉得大为可疑，最大的可能是同名同姓之人的张冠李戴，就如同《宋史》所载的宋江，带着数万官兵征方腊一般，难道朝廷不怕他再反吗？所以，此宋江非彼宋江也，然而，一旦被施耐庵写进《水浒》，那就被世人相信是真的了。
如果以上所述为真，如此一个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之人，缘何突然放弃万千身价，混迹于倡优之间，成为纵情风月的市井文人呢？这个从哪方面来说都令人费解。
既然“姑且信之”了，那么对王实甫这样选择唯一的解释，只能说他在骨子里厌恶官场，又醉心于戏剧创作，于是便“奋不顾身”地置身其中。
元人钟嗣成著有一部《录鬼簿》，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为戏剧作家和演员立传的书籍，将这些人名为“鬼”，可见这类人的社会地位之低，正如他在序中所说：“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与已死之鬼何异？”
按艺术成就，他将王实甫排在关汉卿之后，我不知他是以年代还是以成就排序，但他对王实甫的记载为：“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鸯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王实甫的艺术成就和修养还是有着很高的评价，因为，对王实甫的钦佩不仅仅是局限于剧作家的小圈子，而是扩展至整个“士林”的范围内。
但这一串词中的“风月营”和“莺花寨”以及“翠红乡”，均为当时艺人和私妓聚居的场所，由此可以判断，王实甫并不是一个在自己园林中笔耕的剧作家，而是一位在这些地方“厮混”的浪子，也正是在这样“红烛昏罗帐”的地方，他汲吮了民间丰富的文化养分。
在王实甫仅存的三部杂剧中，《西厢记》当然是成就最高者，故事的情节就不用俺在此啰嗦了，人人尽知，我只是将其演变的过程作个大致地叙述。
这是一个自唐代元稹就开始写的故事，他是以自己的经历写下的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戏剧《莺莺传》，其结局是以始乱终弃结束，反映的是一个“薄情年少如飞絮”的人生过程，总体说来是一部爱情悲剧。
但到了宋代，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人们的审美意识出现了一个变异，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生活需求在精神层面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又由理学的兴盛，从而对人的礼法观念有了更进一步的禁锢，这就对《西厢记》的结局提出了异义。
于是，至金代出现了董解元写的诸宫调《西厢记》，要注意，这是一个只知姓董的文人，“解元”指的是他是乡试第一名，也就是某省的高考状元，如当年那唐伯虎被人叫做唐解元一样。
诸宫调是一种说唱艺术形式，类似于西河大鼓或评弹一般，以琵琶和筝伴奏，边说边唱；在这部《西厢记》的说词中，董姓之人对内容和结局作了大量地修改，最后是以张生和莺莺完婚结尾，但在艺术上还是比较粗糙，以至于金圣叹评价道：“女子红牙板，大汉铁琵琶。”仅此而已。
及到了王实甫，又将此剧作了更大的改动，不仅将单纯的说唱改为戏剧，内容紧凑，且故事情节更加丰富，以大团圆结局，体现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艺术主张。
这就是《西厢记》大致的流程，尽管后来明清之际还有其他版本，但都无法超越王实甫，就都忽略不计了，所以后世是将这部伟大的剧作算在王实甫身上了。
但后世对《西厢记》的作者为谁还是很有争议的，最多的是有人将其归于关汉卿，或者是“关作王续”及“王作关续”，当然还有其他人创作之说；其实，都不重要啦，我是认为就是王实甫所作。
要认证当然很是麻烦，也没有铁证相佐，我只是感觉到王实甫是一个特别能化用前人创作的高手，可以说，没有元稹的《莺莺传》和董解元的诸宫调，就不可能有王实甫的《西厢记》，当然，这不能归于抄袭，也不能说是“点铁成金”，只能说他是化用前人作品的水平之高超。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这是《西厢记》中的名句，云天蓝碧，黄花满地，雁声凄唳，在这浓浓地秋色中，莺莺在送别张生赶考，通过对这充满离情的萧瑟之景的描写，道出了莺莺满满地无奈和忧愁。
但细看这醉人之句，总有点似曾相识之感，同当年千古名相范仲淹所写的《苏幕遮》何其相似乃尔。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如此化用的手法，在关汉卿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关汉卿是叙事高手，于情景的渲染并非其所长，而王实甫的写作手法是长于寓景于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臻于化境，由此看来，这《西厢记》不是王实甫所作，更有何人！
至于这个写那个续的也没啥道理，关汉卿属王实甫爷爷辈的人物，他要大王实甫四十岁，二人在他们的文人创作圈子，就是关汉卿成立的大都玉京书会中是朋友，成天厮混在一起，如果谁续谁的《西厢记》，敢不留原创人的大名？就如同续写《红楼梦》的高鹗，敢独自署名不成？
我觉得剧中最出彩的人物，其实并不是主人公张生或崔莺莺，而是红娘，她虽是配角，但她的艺术形象在剧作中特别地丰满，于是，后世便将所有“保媒作筏”之人，皆以此为名，早就忘了她有“拉皮条”之嫌。
对红娘的形象，汤显祖有段最著名的评价：“红娘委是大座主，张生合该称红娘为老师，自称为小门生。恐今之称老师称门生者，未必如红娘拳拳接引、白白无私也。”
《西厢记》一问世便得到时人追捧，而让人有些不解的是，王实甫并没有位列“元曲四大家”，这四大家是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和马致远，从艺术成就来说，那是环肥燕瘦，各擅胜场，但如果从知名度来说，王实甫远比这郑光祖的声名来得响亮，是何原因呢，不懂。
《西厢记》中的佳句多多，真可谓是美不胜收，历来脍炙人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曾借林黛玉之口，赞誉《西厢记》是：“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王实甫不但有这名震遐迩的《西厢记》，他的散曲成就也很高，比如他写有一首《集贤宾》，那读后也是心曲款通，令人感叹。
“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领卧苔莎粗布裘；捏几首写怀抱的歪诗句，吃几杯放心胸村醪酒。这潇洒傲王侯，且喜的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亲，有亭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
这首曲儿名为《退隐》，其实王实甫的一生并没有如晋之陶渊明，宋之林逋那样地退隐，他只是在勾栏瓦肆的红粉中消磨，如那后世的柳永或唐伯虎一般，但那些当时的王侯将相我们又能记得几人，而他的一部《西厢记》，却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一座高峰，让多少人望峰兴叹，止步于山脚之下。
尽管《西厢记》写的是偷情，在历代定是被列入禁书一类的，而历代对这部剧作的封杀力度总是有些忸怩作态，似乎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究其原因，是这其中的男欢女爱之下，反映的是一种率性而为的人之本能，以及对美好婚姻的追求和向往。
还是金圣叹说得直接：“读西厢应与美人同坐，方能品出韵致。”至于那些被冠以无视伦理，冲破封建礼教的“大无畏”精神之类的溢美之词，那是今人给强行安上的，与王实甫的主题思想是毫无关系的。
每每捧读这《西厢记》，眼前恰若繁星织锦、明霞璀璨；看的是“晓来霜林醉”，品的是“古今离人泪”，耳边是雁声的凄冽，眼前是满目的黄花，思的是两情相悦，感的是一肩的擦过，就是一生的痛！
万林染霜，朦胧中昏沉的醉意阵阵地袭来，在眼前一片地氤氲中，我仿佛看到，一如衣袖生香的佳人，裙裾轻扬，一路地娉婷而来。
恨杏花插头时，全付东君主，唯有读这《西厢记》时，方才感觉到，那张生的翻墙，莺莺的自荐，也是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气，我想，这正是王实甫要告诉我们的真谛，然而，现在唯有的，只有晓风残月，浅笑安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