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神秘主义者呢？那些让跪在受难基督十字架脚下的修女弯腰的人怎样呢？那些在大瘟疫流行的恐怖时刻拯救了无数脆弱而且疑心过重的灵魂，为世纪的男女们散发精神食粮的人如何呢？科隆人如何？还有画家，就广义而言，他们都是莱茵河人，他们如何呢？爱克哈特这位曾在巴黎求学，在斯特拉斯堡传教，在科隆教书的图林根人如何呢？陶勒尔这位曾在科隆传教，后来死在斯特拉斯堡的斯特拉斯堡人如何呢？苏索这位生于康斯坦茨湖畔的于贝尔林根，死后葬在乌尔姆的施瓦本人如何呢？他们的影响如何？
他们的影响很快就为远在莱茵河以外的分析家们所瞩目，在圣怕尔纳的故乡法国，在有着许多菜茵河人的维克托派中间，在鲁伊斯布鲁克的故乡弗兰德尔，此人出生在布鲁塞尔和哈勒之间的一个地方，生活在苏瓦涅森村中的赫鲁嫩神野ーー影响是这样，土地是否也是这样？那些人不在小教堂里传教，却在土地上播种，到勒尔在传播他的教理时，事先不作任何巴泰尔·布卢因的画作：科隆市长、资产者阿尔诺·德·勃劳维勒尔及其妻子海伦选择，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
这是若干世纪以来的一项多么巨大的工作！他催发了民间泛神论这个永恒的酵母，在莱茵河这块土地上，民间泛神论早就促使人们组成为众多的集团，在广袤而宽容的基督教土地上按照自己的需要营造安全地带。贝京、贝加在列日、根特、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等地迅速发展，很快就蔓延到莱茵河、科隆、美因茨、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拥有许多徒众的纯洁派和沃多瓦派、贝纳的老阿莫里、斯特拉斯堡的奥特里埃勃，所有这些名称古怪、令人不安的异端教派的信徒们，与人数众多的14世纪科隆“自由思想”的信徒们在某种程度上融为一体了。
14世纪末，人们对于雄心勃勃的灵性的过度思考作出了反应，曾先后在亚琛、科隆和巴黎求学的代芬特尔人杰拉尔·格鲁特所发起的规模宏大的“现代虔诚”运动初露端倪，由于其弟子弗洛伦特·拉代维耶恩斯这个戈楚姆附近的里尔丹人积极行动，温德斯海姆修道院开始了光荣的接纳人教和革新事业，使得莱茵河地区的宗教状况更加丰富多彩。这个地区的宗教状况原本就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一些极不相似的思考和行动彼此共存，其他地区的各种运动一浪又一浪地传到这里，然后传向更远的地方，并在那里消失；但是，凡是到过莱茵河城市的人，离去时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丰富，而且被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16世纪初期，当广大群众为路德的伟大声音而欢呼雀跃时，以下情况丝毫不应令人感到吃惊：在荷兰，在充满菜茵河气息的蒙斯特地区，在阿尔萨斯和瑞士，民间泛神论这个永恒的酵母与不信教者和持泛神论的再洗礼派教徒一起，为多次遭到围剿的各种异端和承袭自千禧年主义传统的关于世界末日的梦幻，提供了精神食粮。持这种异端思想的人很多，施维比希－哈勒的制革匠梅勒基奥尔·霍夫曼就是其中之一，他一度把斯特拉斯堡变成了自己的传播中心；此外还有面包师哈莱姆·扬·马提耶斯、莱顿的美男子让、安特卫普的不信教群众、诺尔的科平。
德里尔、埃诺的京廷、珀克以及其他一些人；这种异端思想一度传到法国，引起了纳伐尔的玛格丽特的注意和同情，令加尔文感到不安，还把布塞吸引到斯特拉斯堡；代尔夫特的玻璃匠大卫·约里斯那时正在大教堂的影子下面传教。随处可见的各种教派、集团和宗教团体，说明当时人们的思想处于极端混乱状态，即使是最博学的宗教史和神学史专家，一旦走进这个迷宫也会毫无头绪。那时的许多个人著作归根结底都应视为集体著作。
《耶稣基督的仿造》这部揭示了一个时代和一种气质的名著，曾为许许多多孤独的灵魂提供了增添活力的粮食，人们曾长期声称此书出自法国人热尔松的笔下，此事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让我们再说说另一件事，那就是人们用玫瑰花象征性地装饰玛丽亚的圣诗集，借以表达对玫瑰经的虔敬。出生在卡里尔的圣－布鲁诺派信徒亨利·埃格尔，在科隆用日课经把圣母经分成十几段；特里尔的圣－布鲁诺派信徒多米尼克。
德·普鲁士把对玫瑰经的虔敬推向极致；为诺尔的法兰西人所熟悉的布列塔尼人阿兰·德·拉罗什在荷兰宣扬对玫瑰经的虔敬，并把它传播到莱茵兰，于是在各地出现了许多虔敬圣玫瑰经的小团体，在相互作用下，这些小团体大大增强了最具中世纪末期特征的虔敬活动。辐射、扩展和集体事业。印刷术可以看做是最后一个例证。印刷术最终在莱茵河地区成为可以实际使用的技术时，各地的人们期待已久，而且为它作了许多准备；美因茨大主教于1462年拿下美因茨后，印刷术就传遍整个欧洲。
四出游荡的莱茵河人简直就是传播新技术的使徒，他们在几年之内就把这项新技术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洛普·德·维加把印刷术称作“文明的武器制造者”，它锻造了近代世界的武器。格拉纳达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并不早，可是早在1494年，那里已经有三位印刷匠，一位来自斯特拉斯堡，一位来自施佩耶尔，另一位来自盖尔斯霍芬。在几内亚湾的圣多美岛上，两位印刷匠倒下了，一位来自纳德林根，另一位来自斯特拉斯堡。
在各条大路上都能遇见拖着车子的人，他们饿着肚子走村串乡，车上装着简单的行李和手摇印刷机的支架、字盘、活字和纸架；另有一些走在大路上的印刷匠，期待着受到大主教、司铎、修道院长的亲切接待，这些好奇而乐于助人的神职人员，也许会留他们住下来，为他们提供食宿，而他们则会在半年时间里，高高兴兴地印制《教区规章》、《日课必备》、《圣母来临》、《信徒管理》等等，老伙计们多次排印这些书籍，竟然能把它倒背如流。
除了这些冒险者、游手好闲者和前进中的出版事业先驱以外，也有许多人定居在莱茵河城市中，他们在当地建造结实的房舍，通过派驻各地的联络人和经纪人，把莱茵河地区印制的书籍销售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在莱茵河沿岸也能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例如，在威尼斯印制的极其珍贵的阿尔德版经典著作，由巴塞尔的拉赫奈尔及其女婿弗罗本用大木桶运来；一位名叫比克曼的科隆人和另外二十来位书商也是这样操作的。有人说，莱茵河地区的法兰克福交易会很快就变成了书籍交易市场，一年一度的交易会聚集了二十来个开化民族的代表，既是商业场所也是知识交流场所；这个说法完全正确，莱茵河人一度成了世界知识市场的主宰。
如果有人想要身心兼用地对莱茵河地区这些独领风骚的领域作一番考察，如果有人想要感受一下某些人在这些领域中所能获得的特殊礼遇，他们身上的高贵的气质和常见的典雅，那么，请到巴塞尔博物馆走一趟，去仔细看看汉斯·荷尔拜因所作的那幅为印刷家约翰·阿麦巴赫的大儿子所作的肖像。老伊拉斯谟对这位年轻朋友表现出不寻常的亲切，这位年轻人正沉浸在他宽容的人道精神之中，这也正是巴塞尔的改革精神之一。
枢机主教萨多莱托不放过任何机会撰写长诗歌颂这种精神；作为一个真诚的福音传播者，他不会不知道法雷小荷尔拜因的画作：印刷家之子－巴塞尔人博尼法斯·阿麦巴赫尔或者伯撒代表什么，但是，当他们有一天竟然对伊拉斯谟表示异议时，他却毫不犹豫地猛烈反击他们的宗派主义倾向。这是一个真正的人，24岁上就打算到阿维尼翁去接受伟大的阿尔齐亚蒂的教诲，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具有力量之美和以正直和谦逊铸就的阳刚之气的人。对于那些把宗派主义和盲目的宗教狂热视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人，他本人无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驳斥者。可是，对于这位伟大的人物，谁敢说他是哪个城市的人？巴塞尔人，不错，他是伟大的巴塞尔人博尼法斯·阿麦巴赫；然而，大家只知道他是巴塞尔人，谁也不会说他是瑞士人或是德国人。
博尼法斯·阿麦巴赫显然是一种罕见的物质与精神的典型代表。可是，这还不够，他更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是莱茵河城市的一种真正人道主义的文化的产物，而这种文化则是莱茵河及其守护神非凡的创造；这种文化被创造的时候，依然处在基本上无需屈从于国家政治需要的中世纪末期，那时这些城市拥有彼此亲近的自由，它们可以自由地把那些具有诚意的人召唤到自己身边，发挥他们的力量和才能，至于他们来自何方，戴着哪个邦的标记，这都无需顾及。
一连串的城市就这样排列在莱茵河两岸的阳光下，比市政厅宏伟的外墙更加壮观。这些城市继承了数百年的繁荣，其间也经受了严酷的灾难，但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它们给游客留下了生活富足的印象，在大师们不嫌重复地创作的大量绘画和雕刻作品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富足，这些四百年前完成的作品，充分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中人们的服饰、职业和习俗。如今德国人比以往更加不余遗力地将这些作品集中到德国。所谓“德意志的往昔”。
这种自豪感不难理解。无论自称属于哪个民族，凡是意识到每个人身上都带有某种文化烙印的人，都不会不理解这种自豪感。这些莱茵河城市曾经在数十年中有过辉煌的成就，原因并不在于体量的巨大，比如，1450年巴塞尔只有8000名公民，1440年法兰克福的公民不足9000,同时期纽伦堡的公民也不过20000而已；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些城市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城市隐隐地体现着一种光芒四射的理想，那就是一种兼具市民、城市和莱茵河特征的文化。
在一段时间里，莱茵河有能力完成自己作为一条河流的使命，地理法则造就了河流，并不是让它去分裂人类遗产，并不是让它去挑起一些人对于另一些人的仇恨和致命的忌妒。河流由于它的宽度、深度和速度，难免成为制造分裂的鸿沟；但是，由于它没有任何障碍，而且拥有适宜于迅速下降的速度，因而它同时也是促进联合的通道。然而，河流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发挥它的联合作用，而是需要通过人的努力，人可以促进也可以阻止这种作用的发挥；河流并非必然制造分裂，人拥有充分的自由，可以涉水，可以利用沙滩、冰块以及人工搭建的桥板，从此岸到达彼岸。
总之，人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绝不是只能听天由命，这就是河流赠与依傍着它、簇拥着它的人类社会的礼物。中世纪末的莱茵河城市抓住了若干此类可能性，并学会了如何加以利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为人类的智慧所取得的成功而向这些城市致敬。问题在于这种成功的效果能够得到延续吗？不能。当然，这个回答只是一种马后炮。然而，我们的职业就是要弄懂为什么并加以解释。这些县花一现的城市很快就失去了它们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文明形式何以衰落，我们找到了原因吗？当然找到了，原因恰恰与我们想要探讨的莱茵河历史问题中的某些最鲜明的方面有关联，而我们的祖先曾把这个问题称作“骑士的视野”。
“德意志的往昔”，不错，在以往各种组织联合的基础上，现代意义的德意志最终建立起来了，但是仅此而已，一种特征始终存在着，物质上的高度繁荣与政治上的巨大缺陷反差鲜明。莱茵河城市是富足的，它们拥有众多的人口，充满活力。然而，在这些后面是什么东西协调它们的行动，支持它们的努力呢？它们是否凭借自己的实力利用了某个君主的权力，比方说，某个日耳曼国王的权力呢？这位日耳曼国王与其近邻法国国王或英国国王一样强大，可以像他们一样把一个正在走向中央集权的国家所积聚起来的力量，聚集在一个世袭君主的周围。
帝国政权把世界政策这个沉重的负担压在终身制的君主肩上，而这位君主却不拥有任何手段去执行这个政策，他没有舰队、陆军，没有外交，也没有与宏图大略相称的财政实力；我们无需继续罗列这个政权的弱点、不稳定性和种种矛盾，我们只需看看城市：它们确实富有，它们确实美丽，可是它们强大吗？全部问题都在这里。当然，这些城市争得了许多优惠的特权和令人吃惊的自由，而且实际上已经把它们对于皇帝的义务消解殆尽。且听听它们如何夸耀自己：纽伦堡人风趣，斯特拉斯堡人厉害；威内蒂格人有权势，奥格斯堡人豪华壮丽，乌尔姆人的货币在全世界声誉卓著。让我们打开德国学者们关于古老的莱茵河畔那些大城市的著作。
斯特拉斯堡人骄傲地从科德利埃广场向大拱廊的霍尔维格走去时，把充满敬意的目光投向芬尼塔；在能与芬尼塔一争高下、戒备森严的塔楼上，在装有栅栏的地下酒窖里，到处是装满金银的口袋。为什么贮藏着许多金银？所有这些金银几乎都用于军事防务了：修补墙垣，为跟上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而翻修堡垒，铸造大炮，购置炮弹、枪弹、火药和白刃兵器，维修军火库里的火枪，为夜间关好城门、白天在岗哨上盘查面露惊异的陌生人的卫戍部队发放薪饷，为大使们支付旅费，为信使们准备快马，使之能随时随地跃上通往世界各地的大路，策马飞奔，追赶皇帝、王公，前往结盟的城市。
在我们现代社会，所有这些费用都依赖国家，交付给国家，由国家承担，国家是一个集体权力机构，它取之于大众，公正地用之于大众，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说：“强扶弱”。可是，15世纪的莱茵河城市却必须承担所有这一切费用，处于主宰地位的城市必须为它的地位付出沉重的代价，于是它就因此而死亡了。
此外还有一个伦理问题。数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尽可以无拘无束地想像，以为在这些景色秀丽的城市里，既有田园般的和平景象，又有万众一心的坚强决心。然而，文献告诉我们，那时随处可见的却是不和、妒嫉、公开或隐蔽的争斗、无休止的分裂、造反，有时甚至是暴力造反。富豪寡头首先压迫小户人家和穷人，于是形成富豪寡头政治；接着，行业人士在新富的支持下剪除贵族，紧接着是一连串的驱赶和没收，被驱逐者在城市四周游荡，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在我们所说的那个时代，行业几乎到处占有主导地位，城市里面的人只有通过行业的中介才有立足之地，那些从事某种罕见职业的人，必须按规定在某个基本行会的名义下登记；正因为如此，约翰·加尔文的签名竟然出现在斯特拉斯堡的裁缝登记册里，也许他是作为一个学徒登记在册的。这些行业实际上只是一些平庸的政治学校而已。每个行业内部都是冲突不断，行业与行业之间也是你争我斗互不相让，有的想要在城市里扩大自己的势力，有的想要为自己的成员争得若干市政辅助职位，有的想要在宗教仪式上争得一席之地。哪怕整个城市饿死，也得首先考虑自己的行业。
1595年发生在科尔马的面包师傅事件便是一例，他们停止工作，甚至离开城市，原因只是他们在圣体行列中的传统位置被他人抢走了，实在是匪夷所思！整整十年中，从上贝格海姆到昂西塞姆，从昂西塞姆到法兰克福，他们到处呼吁，并且得到了邻近城市中所有面包师傅的支持，而他们所反对的也仅仅是本城居民；后来他们于1505年获得了最终胜利。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同样的上百件事例中的一件。视野需要拓宽，应该从政治角度去考虑问题，还必须具备预见局部性反响的能力；可是，一个人假如连城市利益观念都没有，怎么能要求他具备以上这种素质呢？
对比永远是瘸腿的，所以，我们不想在这里谈论意大利城市。例如佛罗伦萨，这是一座无论从高处或是从远处望去，都不能不充满圣洁之感的城市；在低矮的红色领主府邸中傲然耸立的钟楼脚下，在夕阳照耀下的城市中飘然矗立的布鲁奈尔斯基设计的穹顶下面，多少悲剧性的英雄怀着对自己城市炽热的爱恋，一心要在理和美的意义尚存的所有地方取得胜利。请稍微想一想我们法兰西的城市，15世纪我们法国的市民阶层，每当本国的王朝处于险境时，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聚集在它的周围；他们曾经支持过路易十一对抗“公益同盟”,支持过查理八世对抗诸王，并以他们对于王朝充满机智的忠诚，在1465年和1485年两度拯救了国王的中央政权。
结语那么在莱茵河上呢？城市曾经为一件重大的事业进行过有效的合作，那就是汉萨同盟这个有众多城市参与的强大组织。可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那个时代的所有组织都因无力维持而无一例外地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因此，怎能以国家或民族的名义来谈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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