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于现实 将焦距拉近
现实开始失去硬邦邦的外壳
变得奇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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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无疑是当代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基调轻盈，一扫战后日本文坛阴郁沉重的气息，被誉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他的作品对当代城市青年的心灵处境展开了细腻的刻画和深入开拓，语言风格简洁而富节奏感，善用想象、隐喻、双线条叙事营造神秘幽微的美学氛围。
线上多群活动当天上午，活动群里的读者们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上百条消息迅速地向上滑动着。
有对作品内容的解读与剖析：
“《国境以南，太阳以西》揭示了现代人精神的空虚......有种出轨是婚姻最终形态的感觉。”
“《挪威的森林》我想大概讲的是一群无所事事的青年，一场场的性爱故事。”
有对创作风格的思考：
“村上小说的结构和欧美小说很像，与传统日式写作区别较大。”
“从《挪威的森林》开始，我觉得他是典型的日本作者了。”
有对村上年年“陪跑”的讨论和评价：
“村上的作品是美国式的文学，而诺奖是欧洲中心的奖项。”
“村上作品中大把的警句和议论，是诺奖所反感的。”
“作品能否获奖，取决于翻译而不是作者。”
“作品和读者才是最好的文学奖，而不是诺贝尔。”
电影《挪威的森林》剧照
或许，对村上作品的解读有多少，对他无缘诺奖的原因的猜测就有多少。他究竟是与诺奖失之交臂，还是从未进入提名名单、如人所说“从未参赛，何来陪跑”？这只能等到名单上的密封条在五十年后被撕开的一刻，由那时的人们揭晓答案。
然而，我们都知道，文学是多向度的，内在地蕴含着对权威、中心和标准的斥力。一个奖项的评价标准，本身只是千百种审美视角中的一个，一顶桂冠的缺失，也丝毫无损文字所辐射出的摄人心魄的魅力。
新京报·文化客厅系列活动，我们联合青岛出版社，邀请到文学翻译家林少华，与你一同品味村上文字的质感，探析村上多年“陪跑”背后的缘由——
整理撰文 | 孙嘉言
林少华
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作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村上春树系列作品。
01 情感的黑暗丛林
地下室中的隐秘世界与不安的历史记忆
翻开村上春树的小说，你总能看到种种奇幻的意象和隐喻，交响曲乐章、半人半羊的羊男、富士山的风洞、发出拧发条声音的鸟，交织成一个朦胧而富疏离感的文字世界，对生死、爱欲、记忆、身份的聚焦和剖析，投射着当代人的孤独感、虚无感与对自我身份的焦虑。
村上春树研究者、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评论说，村上处理的都是生命中根本性的问题——生与死的意义、真实的本质、对时间的感觉与记忆及物质世界的关系、寻找身份和认同、爱之意义。平凡而亲切，是村上作品最明显的特征。
然而，大概很少有读者会说，村上的作品是容易读懂的。他的小说里面常充满各种怪异而庞杂的、超出感官经验的想象，令人不解困惑。林少华说，这种超验性来自于他对潜意识的关注和书写：如果说我们日常生活在地上一层的客厅，那村上就是那个走下暗梯、打开地下室门锁的人，挖掘着角落中潜藏和尘封着的隐微意念、黑暗中的另一个自我，并将它带出地下室、铺展到阳光下——读者常常在此照见自我内心的隐秘世界。
除了对个体心灵存在的向内探索，村上也在关注着向外的集体记忆的展开和书写。杰·鲁宾教授在他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中，以独到的眼光捕捉到了村上和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共同点：对记忆、历史、传奇与故事讲述的深入探讨，追问作为个人、作为世界的公民、作为日本人的他们，到底是谁？
村上担忧国家权力对历史记忆的歪曲、裁剪和滥用，也担忧个体中间的“欺骗式遗忘”，因为他们已被剥夺了自我述说的原始动力。村上于2017年写就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就投上了纳粹暴行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阴影：“我”要杀掉的“骑士团长”，正是军国主义的梦魇；“打开的环一定要在那里闭合，舍此无有选项。”他在《文艺春秋》杂志上撰文写道，历史的本质就存在于继承这一行为或仪式之中，即使目不忍视，人也必须将其作为自身的部分接受下来，否则历史的意义又在哪里？
作为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仰慕者，村上对复调小说的创作也充满了热情。他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样板，创作了《奇鸟行状录》、《1Q84》和《刺杀骑士团长》三部复调小说。双主线叙事，独立而完整的各种意识与多重声音穿插呈现，犹如一个破碎了的完整体，作者和读者的多重思想在这里展开交锋。
02 不被接纳的“流行文学”？
林少华盘点了近年的诺奖得主及他们的创作特点：2016年的奖项出人意料地颁发给了美国音乐人、词作者鲍勃·迪伦，接下来几年的得主则有村上好友、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及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
林少华认为，几位获奖作家的文学主题与品质都与村上春树有着某种相通之处：石黑一雄“记忆、时间与自我欺骗”的创作母题，托卡尔丘克的想象力与跨文化性，汉德克的超验性，格丽克对心理隐微之处与人性深渊的诗性把握，同样是村上的作品所拥有的特质。
《奇鸟行状录》剧照
村上的作品为何始终入不了诺奖评委的法眼？诺奖评委霍拉斯·恩格道尔曾在采访中将包括村上在内的一些作家比作“明星”，“如果他们表现成功，可以走向国际，就像足球明星一路闯到世界杯那样。”在他看来，村上的成名是因为合乎市场的偏好，其作品不具有纯文学及经典性文学作品的特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学者张颐武也认为，村上的作品“没有纯文学的复杂感觉”。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则评论说，“读者越追捧的，诺奖越不会考虑。”
作品的流行性是村上获诺奖的主要障碍，似乎是目前文学界最为通行的看法。但林少华不情愿这么归因，他猜想，更可能的原因是村上作品的英译本并不能像中译本那样较为充分传达原作的诗意、展现原作的语言独创性和美学天地，影响了英语文坛对村上的评价。正如杰·鲁宾教授所说，村上的“英文翻译腔”对一位要把他译回英文的译者来说本身就是个难题，因为使作品风格在日语中显得清新明快的重要语言特征，正是将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
林少华回忆说，早在2003年他就曾当面问起村上如何看待自己获得诺奖的可能，村上给出的回答是“没有兴趣”。他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下亮相，也不喜欢诺奖“浓厚的政治意味”；他珍视自己当下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可以像普通人一样不受拘束地穿梭于大街小巷，而一旦被贴上诺奖得主的公共标签，则必然意味着这种“匿名性”生活的丧失。
村上春树
“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村上在其自传随笔《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这样写道。
如果有一天村上真的拿到了诺奖，他会在获奖演说中讲些什么呢？日本第一位诺奖获得者川端康成讲的是“美丽的日本和我”，第二位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讲的是“暧昧的日本和我”，林少华猜测，村上十有八九要讲“虚无的日本和我”。谁知道村上在《舞！舞！舞！》中描绘的这个场景，在那时会不会真的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呢：
“颁奖致辞在瑞典国王面前进行，”五反田说，“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想睡的对象只有老婆一人。感动热潮，此起彼伏。雪云散尽，阳光普照。”
“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
《林少华看村上——从<挪威的森林>到<刺杀骑士团长>》，林少华 著，青岛出版社2020年5月版
新京报文化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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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撰文 | 孙嘉言
编辑 | 吕婉婷；张婷
校对 |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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