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刘昱秀 实习生 龚婷婷 马庆隆
“恭喜黄西获得了四盏灯，晋级！”
在《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舞台上，黄西按规则应该走向晋级区，却意外地冲着相反的方向转身。急得李诞大喊，“你去哪儿？”
黄西后来选择了退赛。“这确实是属于年轻演员的舞台”，51岁的黄西谈起那次节目时说，脱口秀是一个马拉松比赛，要有一个长期的打算。
19年前，生化博士黄西在美国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研究癌症，“干的活最多，但总不被认可”，在职场的苦闷中，他遇到了脱口秀。那时，他白天上班，晚上去俱乐部讲段子，在漫雪纷飞的马路边卖力地邀请观众，争取一次上台机会。
39岁，他成为第一位登上《大卫·莱特曼秀》的亚洲人，也是首个在白宫表演脱口秀的亚洲人，在那里吃到了这辈子“最难吃的一顿牛排”。
当黄西在2013年回国时，中国的脱口秀市场还是一块处女地，几乎没有俱乐部的存在，观众也分不清脱口秀和相声的差别是什么。
那时，他去一家四合院表演，旁边有个妇女活动中心，老头老太太听完，举手提问，“你说我孙子该不该出国呀？”
在这块处女地上，黄西就像笨拙的农夫一样垦荒。他在国内做线下巡演，每次叫上不同的新演员，开场讲个五分钟，能力稍好点的，就多讲一会儿。2016年，他又创办了笑坊俱乐部，陆续签约了三四十位脱口秀演员，接着办起了培训班。
脱口秀演员四季曾签约过笑坊。他记得，2018年时，俱乐部每周会有两三次开放麦和商演，“算是北京非常不错的厂牌。”尽管如此，说脱口秀对多数演员来说，仍不足维持温饱。
《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总导演谭晓红回忆，直到2020年夏天《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播出之前，“脱口秀都是件不挣钱的事儿”，线下开放麦的票才卖2块3毛3，就能看到呼兰、杨蒙恩等演员。
为了谋生，四季甚至做过一段时间的票贩子，他的微信里有好几个500个人的群，用来卖票。他也给黄西的俱乐部运营过半年的票务， “黄老师的商人气息特别低”，他印象里，俱乐部管理很宽松，像一个闲时聚会的场所。四季一直把黄西当成老师，而不是老板。
2020年，疫情发生以后，笑坊俱乐部不得不暂停——最近，黄西打算再把它做起来。
这些年，黄西尝试过许多事。2017年，他在爱奇艺举办的《CSM中国职业脱口秀大赛》中担任评委，周奇墨得了冠军。几乎同期，《脱口秀大会》第一季上线。但两档节目效果似乎都不尽人意。第二年，爱奇艺没有再做下去。两年之后，笑果文化做了《脱口秀大会》第二季。
可能没有人预料到，只几年光景，脱口秀变得如此火热，势不可挡。
面对这片火热，黄西坦承，他目前稍显平淡，也会感到些许危机，但回过头想，平淡也未必是坏事。他在这个舞台上已经说了19年，他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
【以下为黄西的口述】
脱口秀的“在天之灵”
参加《脱口秀大会》第四季，有一定纠结。播出之后，有粉丝问我：“看你在脱口秀大会上表演，我都没睡着觉，你怎么能去那种节目？” “我以为你是评委？”因为很多人觉得这脱口秀大会是给新手做的，但我觉得跟年轻的演员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现在是怎么讲段子的，也挺好的。
我没有参加接下来的比赛，因为其他事儿也比较多，脱口秀大会讲实话是给年轻脱口秀演员展示的机会，所以我在那儿意义不是特别大。我也不是海选上的，我说感谢他们给我海选的机会，主要是当个段子讲的。
我平时讲段子比较低调，好汉不提当年勇，但现在观众喜欢“凡尔赛”。包括之前撒贝宁去过脱口秀大会，讲过一段特别“凡尔赛”的关于北大读书的段子，我就也按照那个风格讲一下。
“在天之灵”这个段子是我想的，2017年，我在爱奇艺办的《CSM中国职业脱口秀大赛》当评委，当时周奇墨是冠军。他做了五六年，现在是脱口秀OG（元老），我做了十九年，再往上怎么走，只能叫“在天之灵”。
我比较倾向睿智一点的脱口秀，更内敛一点。因为外向型的表演风格，在其他形式的喜剧里已经有了，相声、小品里有很多。脱口秀的价值是，输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又能够让观众笑，这是特别让喜剧演员开心的一件事。
任何一场演出，都很可能有一个新演员比老演员讲得好，这太正常了。脱口秀是个马拉松，你得有一个长年打算。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做的东西会不会受欢迎，只能保持自己的风格。我对其他演员也这么讲，你不能说是今天这个演员火，我就模仿他，明天另一个演员火就模仿另一个人。那人家为什么用你，不用另一个人？
从小镇到美国
我出生在吉林省河口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厂里的工程师，妈妈是医生。80年代，相声最火的时候，我常常趴在收音机边上，听侯宝林、姜昆、冯巩、牛群的相声表演。
我小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差。我爸妈一开家长会，所有的老师都向我爸妈保证说：“你们家孩子肯定考不上大学”。但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这种话，他就说：“你好好努力肯定行”。但他自己心里也没数，我念了大学才知道，他背着我在他们工厂的锅炉房给我找了工作，他觉得我肯定考不上。
在农村，成绩是唯一的出路。如果我没考上大学，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工厂里往锅炉里扔煤。我爸是为了我学习操碎了心，有一段时间因为成绩不好，我爸有半年时间不跟我说话。直到15岁的一天，我爸跟我说：“你现在已经不小了，从今以后你的事我就不管了。”但他把我们家唯一的自行车让给我骑，自己走路上班。
我高二的时候，物理老师当了我的班主任，他是我爸妈的朋友，在我小的时候，他还给我做过棉袄。他批评我就觉得特别过意不去，不好意思再旷课。当时我的英语老师，天天站在教室门口，其他班级同学来找我出去玩，他就把他们挡在门外。就这么着成绩一点点好起来。
在吉林大学念书时，我在班里可受欢迎了，干了三年班长，都是同学给我选上去的。我在宿舍一楼和舍管聊天，三楼四楼的同学都跑下来跟我打招呼。但也干了不少傻事，春游之前我负责去山上探路，一走走八个小时，山路上根本没车，我坐着运白灰的拖拉机下山，风刮过来，身上全是白灰。我们大学宿舍15个学生，宿舍之间有个特别薄的胶合板隔着，一到晚上，能听到30个人在说话。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但交的朋友确实是真心的朋友。
我看了好多哲学类、文学类的书。给自己设定两个人生目标，一个是寻找人生的意义，另一个是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我比较认同存在主义，比如说椅子的意义是让人坐着，那人的意义呢？你只能自己寻找意义，寻找自己的位置。在我的观念里，完美的人是挺成功、挺自信的，而且过得挺幸福，年轻时候的想法有点不切合实际。
去了中科院读研究生，感觉压力特别大，那时候是真自卑呀。我是第一名考进去的，有机化学100分，理论上的东西基本上没有我不会的。入学以后，还有学长特意跑宿舍来看我，他就想看看有机化学能打满分的人长啥样。但履历和别人比就不行了，同学里有四川省状元、本科北大清华的、GRE满分的。北京像是更大的池塘，当时我对北京没有什么好的感情，就觉得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竞争的地方。
等我到美国以后就一点儿存在感都没有了。1994年，我申请去美国莱斯大学读生化博士，（以前）我所有的科学知识全是用汉语学的，到那儿以后既听不懂，也表达不出来，觉得像傻子似的。有一天晚上，我对自己发誓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去另外一个文化里生活。
脱口秀“表达自我”这点特别吸引我，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比较腼腆，到美国更难受，觉得自己语言也不行。每次我们小组讨论，教授问的问题我都知道答案，但不敢举手说出来，我把答案告诉我旁边一个美国同学，他举手把答案说出来，被教授表扬了。
我完全可以自己答，为什么没这个勇气？
后来我才意识到，等所有的事儿都完美以后，你的机会早就没了。所以机会在的时候，不完美也无所谓，一定要去做。
我读博士的时候，一个最关键的数据是凌晨2点拿到的，拿到数据以后，你还得重复实验，重复不出来不算。做青蛙注射DNA的实验，一天注射400只青蛙卵，枯燥又艰苦。
前两年时间，我只休过一个周末，那么玩命地做，也发了一些比较好的文章。但我后来一想，我那个专利发现一个跟癌症有关的基因，如果我没发现这个基因，另外一个科学家肯定也会发现，就觉得个人标签没有那么强。相反脱口秀里，只有黄西一个人讲这个段子，其他人不会讲。
“大部分时间是在失败”
第一次接触脱口秀，是一个同事带我在休斯顿的脱口秀俱乐部里看了一场表演。当时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八年，但我只能理解每个词的意思，却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笑。
2002年，我从休斯顿搬到波士顿，换了一个文化环境，我就想尝试点新东西，报了个脱口秀培训班，慢慢就做起来——到了那个年龄，大家都觉得应该安顿下来，但我还没有对我的生活真正满意。
博士毕业以后，找工作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大部分人都是做了博士后，收入薪水特别低。但我拿到了七家公司的offer，还被邀请回学校做求职经验分享。在外人眼里，我可能挺成功的，但我自己感觉在公司里做的没有那么顺利。那时候总觉得能过得更好点，工作更有成就一点，生活更丰富一点，比较贪吧，什么都想要。
当时，我是公司里面唯一拿了专利的人，但在公司待了八年，一直也没被提拔。而很多白人小孩儿刚毕业，拿个文凭，做几个ppt，就被提拔上去了。白人同事给我起外号叫“成龙”，叫印度同事“阿普”，因为美国有一个动画片《辛普森一家》。
我确实付出了很多东西，所以没有得到认可的话，心里边儿难过。身边很多中国人基本上闭上眼睛干活，白天工作，下班就回家买个菜，带带孩子，可以不太在乎（职场）这些事，但我还是比较在乎。
那会儿，我还写过一段时间日记，他们告诉我写日记可以解闷。大概一年，我打开日记本一看，我越看越难受，就觉得还是写点好玩的东西比较开心。说脱口秀以后，写一些好玩的故事，让我很开心的事也能让别人开心，感觉自己在另外一个文化环境里被别人接受了，我的自信心也一点点上来了。
脱口秀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你在业内的地位有多高，上台以后，基本上过个30秒还得全靠自己段子，因为笑这个东西不会装出来。但中国人在美国说脱口秀还是有一定的劣势，因为很多在美国长大的人，他们讲一下小时候玩的玩具，大家就很快有共鸣，但我在中国长大，在美国有些东西很难跟他们产生共鸣。
最开始做脱口秀的大部分时间是失败的。那时候，我不再害怕失败，因为在做科研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失败，通过好多次失败，你才能找到成功的地方或者有用的东西，所以我对失败看的稍微平淡一点。有时候，晚上想段子挺有挫折感的，但我觉得挺好的，以后我就不用再试这些段子，还挺有成就感。
买了保险的冒险家
我刚开始做脱口秀的时候，美国脱口秀环境很萧条，有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都找不到上台机会，你得先跟俱乐部老板混个脸熟。
有一次，我坐着大巴从波士顿到纽约去试镜，见导演，正好赶上犹太人的节日，这个导演是犹太人，也没见着。还有一次，参加一个演出，星期日下午只有一个观众，他喝得醉醺醺的，一直在拆演员的包袱，一猜一个准，当时演员都下不来台。
做脱口秀的头四五年，我连汽油钱都挣不出来。而且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还有房贷，过一段时间又有孩子，压力很大，有的时候演出比较晚，还会碰到抢钱的。
我内心里是有冒险精神的，但也不是一个完全冒险的人。那时候，我特别羡慕一个一起做脱口秀的朋友，他从小在海边长大，家庭条件特别好，没有一天为房租或者工资操心过，八年换了十八份（工作），特别潇洒。而我一边做脱口秀，还得一边想着怎么养活自己。
有八年时间，我不敢轻易辞职，家里还有老婆孩子。2007年，那一年我没做脱口秀，那时候感觉没戏，跟我一起做脱口秀的人，有的已经上电视了，也有做了17年也默默无闻的。还有人公开跟我讲，“你这段子挺有意思，但是大家不会对一个中国人的故事感兴趣。”当时对我打击挺大的，因为你说我段子不好笑，我可以回去改一改，但（哪国人）这个东西我没法改。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专心致志拿个MBA，或者争取公司内部提升机会，多做些项目。
2005年，《大卫.莱特曼秀》（注：美国知名脱口秀节目）的星探艾迪·布里尔到波士顿的时候，让我去试镜，也寄过去演出段子和光碟，但纽约的制片人担心我的口音西部观众听不懂，之后便杳无音信。2008年，艾迪·布里尔又来波士顿叫我去试镜，才有了上《大卫.莱特曼秀》的机会。2009年4月17日，节目播出，前一周特别煎熬，我当时犯了一个语法错误，就怕他们发现语法错误，把我这一段都删掉怎么办？
后来，美国电视记者年会的主办方看了我在《大卫.莱特曼秀》的表演，打电话让我去白宫演出。我之前很少写政治有关的段子，只有两个半月的准备时间，我才不得不逼着自己坐下写段子。每天早上把儿子送到幼儿园，我去咖啡馆写一个小时段子，再去上班——每天写一小时段子的习惯就那时候开始的。开车的时候也在想段子，等红灯的时候，我马上拿出本子写一下。可能在家里一天练习七个小时，上台只需要讲五分钟。
白宫记者年会上，我特别紧张。我记得去演出的路上，当时的经纪人感慨，你在中国农村长大，我在美国最大的城市长大，咱俩能在一起干这件事，确实挺神奇的。他是一个在纽约长大的犹太人，但他还挺羡慕我的，他说，“你看你还能拿总统开玩笑，我顶多能带你看一看总统。”
到了那个场合，我心里直打哆嗦，当着两千四百多个记者和政要的面，我在主席台上吃晚宴，大家一边吃饭一边看你。那是我这一辈子里吃过的最难吃的一顿牛排，一点味儿都没有，就硬着头皮咽下去。
我有名气的时候，已经快40岁。当时可能会激动一会儿，但也没有那么强烈，不像更年轻一点，我天，一看有粉丝了，兴奋的要命，没有那种感觉。
刚做完记者年会，各种演出机会、电视节目访谈都挺多的。小的演出一场有几百美金，大一点的要上千美金或更多。原来我每天老老实实上班，跟别人打交道也不多，出名后，我经常看到公司门口报纸上头版头条是我的照片，《波士顿杰出人物》、《华尔街日报》。他们还把我的照片截下来，挂在中午吃饭的地方，看着特别别扭。以前在公司不太受重视，后来高层开董事会前，跑我办公室聊一会儿再去。
“我分不清观众在笑包袱，还是在笑我的少数族裔”
在美国，政治和娱乐是发声的两大渠道。我的很多同学，他们在美国其实都很努力，但是不被认可，也经常因为是少数族裔被人开玩笑。
我原来以为演艺界是公平的，在科研单位等才有Bamboo ceiling（竹子天花板）。但是做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会发现是极其不公平了。我上完了莱特曼秀以后，很多白人抱怨怎么会让外国人上我们美国的节目，我作为少数族裔讲好以后，更容易被嫉妒。
有一个导演，他当我的面说好几次，我们不能让亚洲人做一个剧的主演，或者不能让亚洲人当一个剧的配角。我的白人经纪人一个劲儿向我道歉，他说，其实美国不是这个样子，我说你在撒谎，我亲眼看见了，你告诉我不是这个样子？
总有些纠结的地方，我在美国做专场的时候，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去看一些中国段子，你永远摆脱不了肤色和你的作品的关系。有时候分不清观众是在笑我的包袱，还是在笑我是少数族裔。但在中国讲脱口秀，我不会有那种纠结，就觉得挺开心的。
2013年我选择回国，有几方面原因。有一次，上小学的儿子回家跟我说，“爸，我特别同情黑人，我很庆幸我是白人”。我跟他说，你不是白人，你是黄种人。那时候意识到，即使天天在家和儿子讲汉语，但在外边，没有人跟他讲汉语。在美国，孩子找不到和自己对应的历史群体。也很难完全接触到《西游记》、《水浒传》，这些小孩特别感兴趣的东西。
此外，在2011年，我出了一本书《黄瓜的黄 西瓜的西》，在国内做了很多宣传。我做演讲的时候，中间插了一些脱口秀段子，也可以让观众笑，感觉在国内做脱口秀可能也会有前途。2013年，当时央视《是真的吗》节目组邀请我去做主持人，叫我去试录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个机会。
我不知道在国内能做成什么样，有一定的压力。那时候我总在网上挨骂，被问到你为什么回中国呀？为什么去央视做节目？你都搞不清他为什么骂你。当时国内对脱口秀的认识特别少，我总跟别人解释脱口秀到底跟相声有什么区别。
回国之初，我们在方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演过，旁边有个妇女活动中心。有的老头老太太听完，举手提问。我一看太好了，终于有一位朋友对脱口秀感兴趣。她就问，你说我孙子该不该出国呀？还有一次，别人知道我想做剧，说认识制片人，约在茶馆谈谈。我到那一看，那天茶馆开业，诓我去剪彩拍照，经常遇到这些事儿。我在国内做专场，他们不相信脱口秀演员，特意给你配个键盘，怕你中间有停顿留白的时候，就赶紧用键盘给撑起来，特别干扰。
那时候，脱口秀俱乐部几乎是不存在的。我们得去学校或者公司活动，试一下段子。我记得有一次我跟编导去昌平试讲，在旁边一家小馆吃的晚饭，结果回来两个人闹了四五天肚子，差点节目没录成。
央视做节目要求高，因为我是从小在东北长大的，像我们老家说话都没有卷舌，我还得注意哪个是平舌、哪个卷舌。但是所有的事都有两面，一方面我跟其他主持人确实路子不太一样，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很多人能记住我的原因。我记得有的时候我带儿子去公园买票，很多人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
水土不服肯定有，但对脱口秀演员来说不完全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刺激你写更多的东西，找到一件事的敏感点。你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回国也有一些新词，你不明白什么意思，这些东西都可以变成段子。
尝试新的段子，最好的方式就是上台讲，肯定有效果不好的时候，讲完效果不好，你就有动力再写下去，或者再换个段子。
脱口秀的成就感是及时的，它不像拍剧、拍电影，拍完以后再等个两年才上映，才有反馈。讲完以后，马上有反馈，让你觉得特别高兴。
这是一个生存游戏
现在脱口秀火的太快了，很多年轻人只靠互动就能做脱口秀，剧场的上座率也能达到80%-90%。我不太喜欢纯互动式的脱口秀，觉得那属于脱口秀的边角料，不是真正的作品。
2013年，我开始在国内做线下巡演，那时几乎没有年轻脱口秀演员在千人场地做过演出。我每次巡演都会带上一个不同的脱口秀演员，跟我也没有签约关系，我都是叫他们去开场讲5分钟，或者能力稍好的讲15分钟，去大剧场体验一下。有一场在上海的演出，还有从杭州过来的情侣在舞台上求婚成功了，当时把我紧张够呛，万一那女孩不同意，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2017年，我创办笑坊俱乐部，人多的时候，签约过40多个演员。讲实话，我们对他们没啥约束，资本希望你签约。我们俱乐部的演员可以去其他地方讲，其他人也可以到我们俱乐部讲。那时候我们也做过培训班，像现在笑果的挺多人去过我的培训班。
疫情以后，俱乐部停了一段时间，我们最近打算再把它做起来。现在我去其他城市巡演，有些当地俱乐部的创办人还跑过来看我的演出，演出之后来找我，他说你记不记得我当时在笑坊俱乐部讲过，一听我还觉得挺高兴，最起码还带出了一些人，让脱口秀更普及了一些。
我记得谁总结过一句话，脱口秀是一个生存游戏，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机会在哪儿，所以你总得去找机会。
没有上台机会怎么办？像我这种内向的人也得不管刮风下雨，开车到俱乐部里问谁是组织者，做自我介绍，站在大街上邀请观众。
我也一直在尝试做节目、做剧。但你得有制作团队、平台、投资人、广告商等，和很多因素有关，去跟平台、公司、投资人谈，甚至拍摄影棚也要去谈。之前做剧，有投资人一看区块链火，马上把钱抽出来，不做剧了。
最近，我开了快手，很多网友说当年他吃饭的时候，或者一放学赶紧跑回家去看《是真的吗》，还有人给我留言，当年他和前女友一边吃饭，一边看这个节目，希望我们把节目继续办下去，他也努力把前女友追回来，两个人还真在一起了。前几年，电视还是有一定影响力，很多事都是推波助澜，一点一滴做起来。但2018年之后，好像突然看电视的人不如看手机的人多了。
目前，我还在主持央视节目《是真的吗》，也在策划一些脱口秀节目，做一些剧的东西，好几件事都在往前推。我想演一些喜剧，像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把一个脱口秀演员的独特视角和幽默感呈现在屏幕上。
我不太在意别人的评价，还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们没法判断观众喜欢什么，只能把自己的东西呈现出来，再做一定的妥协。
责任编辑：黄芳 图片编辑：沈轲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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