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牙，春秋时期一个弹琴弹得非常绝妙的人，荀子《劝学》中对他的描述是“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意思是，伯牙弹琴的时候，正在吃草的马儿都能听得懂，并做出回应。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钟子期，钟子期弹《高山》的时候，钟子期就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伯牙弹《流水》的时候，钟子期就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不论对方弹什么，子期都能听得出来琴中的声音。之后钟子期身亡，伯牙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能听得懂自己琴音的人了，知音都死了，还弹琴干嘛，于是把琴摔断，终身都不再弹琴。清代冯梦龙根据伯牙子期的故事，进行了文学上的在创作，并且将伯牙写成俞伯牙，将钟子期写成了一个砍柴的樵夫，后世之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冯梦龙再创作的文学作品。知音这个词，自从伯牙和钟期相遇，弹了几首曲子，抒发了一些见解，留下了一段传世的千古佳话之后，便使得无数文人骚客为之毕生追求。后世的许多诗词中，或多或少的都写出了寻求知音的慨叹。
《古诗十九首》中“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希。”
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中“欲取鸣琴弹，慨无知音赏。”
求而不得便的成了哀叹，求而有所得的便成了佳话。知音这个词也早就脱离了原来的本意，早已不单单指的是对音乐的领悟了，更多的是朋友之间心灵上的，精神上的想通。知音，比中国士人普遍盼望的知遇之恩更为纯洁，更有心灵上的深度，也正因为如此，知音难求便是中国文人普遍的哀叹。
知音难求
中国古代文人为何会如此执着于追求人生知音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人们的生活际遇决定的，古代的交通不发达，文人科举，做官，派遣都是很费时费力的，这就导致了士人的一生中，很多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当然这种旅途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游玩的旅途，他们更多的是身不由己，东奔西走，如同浮萍飘蓬。亲人自不能随时陪着自己东奔西走，于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最能排解内心寂寞孤苦的，便是和自己有着相同境遇的文人了，因为大家都是东奔西走，同性朋友之间的友情便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慰藉。弹琴者也是一样，在一般人看来，弹琴者终日与琴相伴，总是孤独的，虽然弹琴者自己可能并不在意这种处境，他们的内心更多的是自得自适，但是他们也希望有人能够听得懂自己琴音之中的感情。于是在没有知音的情况下，他们更多的是自己选择一个小的地方，或是闲静雅室之中，或是山清水秀之处，对自己弹，对大自然弹，都是他们追求自己内心的一种方式。
王维的《竹里馆》之中“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便是如此。
不与俗士弹
与琴相伴，清高自重，不媚世俗这些特点，在竹林七贤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当然魏晋名士不止竹林七贤几个。东晋时期的戴奎，字安道，也是闻名天下的高士，博闻强识，性情高迈，也有着宁愿把琴摔碎，也不愿意成为侯门伶人的清高之举。当时的皇帝曾多次征召他前往朝廷做官，但是他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后来游历隐居到会稽之时，权倾一方的武陵王司马晞听闻戴奎琴艺高超，想要将戴奎征召入王府，专门为自己弹琴。戴奎回绝的很决绝，但是司马晞并不甘心，屡次派人前往戴奎住处纠缠不休，希望这样能让戴奎答应。后来戴奎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 于是当着来着的面，将自己的琴摔得粉碎，以此告诉来者自己宁愿从此再也不弹琴，也不会成为侯门的伶人，为侯门之人取乐。
这样的事相信历史上并不在少数，只是戴奎被史书记录下来了而已，弹琴者不为世俗弹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文化层次低，更多的是精神境界不在一个层面之上。侯门之人所代表的的一个群体，对于琴的理解，就跟宫廷之中的其他舞乐一般，是用来博人一乐的乐器。但是文人心中，琴不是一个博取他人乐趣的乐器，而是精神上的慰藉。因此琴人和世俗的差距便越来愈大，也因此越来越孤独。《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个小故事说的就是王子猷和戴安道两位知己之间的事。文字虽短，但是两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已经一目了然，乘兴而来，乘兴而归，纵使两人不见面，也仍然是高兴的，这边是文人之间知音的相处方式，更多的是精神心灵上的。这在一般人看来，是不能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文人很多作品中都说自己孤独，他们的孤独，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
同样，弹琴者也是孤独的。他们孤独是不知道琴该对谁弹，漫长的文化积淀中，古琴随着文人的性格，一步步走向高迈之处，也走向了一条狭窄孤寂的道路，对于知音的渴望，和本身阳春白雪的文化属性使得他只能走进山水之中。古琴遇知音是每一个弹琴者的梦，也是中国文人高士的梦，更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绝佳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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