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献礼片的国庆节，电影市场的拼杀似乎显得公平了许多。可是，为票房试水的点映，是用大数据拼凑出国庆档的排片高低。一边是魔幻，一边是喜剧，娱乐精神不足的警匪片《解救吾先生》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从上映之初排片低到排片逐日攀升，《解救吾先生》依靠良好的口碑打赢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这是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胜利。中国庞大的观影群体开始学着不再任人宰割，依靠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手中的电影票来选择该看什么样的电影。
下面言归正传。
不得不承认，真实的故事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大众缘。曾经，张爱玲在某篇小说自序中就说过：“我告诉别人一个故事的轮廓，人家听不出好处来，我总是辩护似的加上一句：“这是真事。”仿佛就立刻使它身价百倍。”导演丁晟虽然有了抢眼的真实题材，但是仍旧面临着一个头疼的问题：故事该从哪讲，才更精彩？要知道，钟爱于手持摄像的丁晟，再加上故事70%的真实度，以及风格凌厉的剪辑方式，稍有不慎就会把警匪电影拍成纪实新闻。导演丁晟在影片开始之初就让绑匪头子华子重复地说出那句：你们是怎么抓住我的？这句话为整个电影选择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分界线，也让观众带着“如何抓”的疑问体验了一场精彩的猫鼠大战。
在这场警匪智斗、成功营救人质的电影中，导演丁晟精心设计三段人物臆想，分别是“吾先生夺枪”、“绑匪抢金库”、“抓捕华子失败”，除了增添影片的商业气息之外，值得称赞的是，在视听语言表达上，导演巧妙地运用升格镜头划清了幻想与现实世界的界限。可是，影片的失误之处在“成功营救人质”这一段，同样也运用了升格镜头，导演对营救结果是不是另有深意，不得而知，但在这个地方运用升格镜头，难免让影片留下疑问：人质真的被救出了吗？但是，这种充分利用电影语言来说话，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架构设计，多条线索并驾齐驱的叙述方式已经值得中国大多数电影去学习和借鉴了。
随着故事步步为营的铺开，影片中许多角色形象逐渐丰满。狡猾残忍的华子、沉着冷静的吾先生、勇猛刚毅的邢峰、各怀鬼胎的绑匪等等，他们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明星绑架案”。在主线营救人质之外，影片中“孔老二被撕票”的副线故事更值得深思。孔老大决定只交赎金换回弟弟，让警察邢峰不要插手此事，甚至质问邢峰：“你能保证我弟弟活着回来吗？”影片通过孔老二与邢峰简短的对话，折射出现实生活中警民间的不信任，正是这种隔阂与代沟不仅让悲剧一次次在现实上演，而且在绑架案中，也把警察从救赎者的位置拉下马。正如影片中“坐出租车撕个票”的隐喻一样，绑架案中“交钱撕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试想，那些被绑匪华子拿了赎金又残忍杀害的人质又何止孔老二一人呢？出钱赎人还是与警方合作，生死关头，哪种方式最安全，最值得托付？不可回避摆在所有人面前。
当年的绑架案告破，欢呼雀跃的喧闹声中，那些受害人家属已经失声，媒体也再没有关注过他们？11年过去了，他们又是怎么熬过来的呢？曾经历过那场劫难的吴若甫在绑架案之后，几乎退出影坛，明星的光环逐渐褪去。但他心里的那根刺有没有真正的剔除？没人知道。在影片中，导演丁晟没有让吴若甫扮演自己，而是让他饰演警察曹队，其实，这是影片给吴若甫疗伤的机会。当营救人质的最后关头，吴若甫说他要第一个进去。绑匪头子华子说“我兄弟的枪都是上过膛的，第一个进去的人会被爆头。”吴若甫微笑说了一声：“谢谢。”这简短的两个字不仅包含了吴若甫是对刑警队长曹志刚的致敬，更是让他自己完成了一次人生的自我救赎。
吴若甫曾经谈起，当时，他在几十平米的小屋，煎熬的22个小时里，他曾经为了安慰精神频临崩溃的另一名人质小杜（影片中叫小窦）唱起了《小丑》，而这首歌也让绝望的自己保持住了一份男人的尊严。这段勇敢的故事后来改编到电影里，除了直戳人性软肋的情节外，还被很多人赋予了向诺兰致敬的深层次文化意义。不过，致敬不敢说，但是在绑匪华子身上多少能够见到小丑的影子，比如对他们命运不公的控诉。影片中透过绑匪华子和人质吾先生在出租屋里关于人命的推理争论，让人不禁想到，整个社会并没为罪犯打开一盏改过自新的窗户，那些苦于没有出路的罪犯，最后只能反咬社会一口。就在劳改期间，华子因为表现好而获得减刑，影片通过展现这一细节，更深层地暗喻了人类社会的监狱改造，不过是形式的幌子。
灯火通明的北京夜景，沉闷而压抑，身处暗夜之中的华子始终弄不清人为什么生来平等，却命运不同？这也是导演丁晟向观众提出终极拷问。虽然影片从多个角度为这个生命哲学注解，但最终还是留给观众一个开放式的回答。答案像朴树唱的那样：“人如鸿毛，命若野草。”也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苹果”，是平安的祝福，也是死亡的墓碑。当华灯升起，大幕落下，“人命不同”的真相哪个离你更近一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