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河
在《中国地名大会》第八期中，有这样一道题目：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从一个小地方迅速发展成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大城市。请问深圳的“圳”为何意?
A.“镇”字的古称
B.田边水沟
D.水库土坝
C.“圳”姓聚落
葛剑雄在会上解释“圳”字时，是这样说的。
深圳的圳——“川”指“归向大海的水流”，“土”指田土，“土”与“川”联合起来表示田野间通向泽、海的水道，也就是田间水沟。深圳，就是深水沟。
现在有意思的是，广府人又在争“圳”字是他们广府话“发明”的。
“圳”字之本义及其他到底“圳”字是什么来源，是客家话的还是广府话的，如果从学术上从方言探讨上，还是可以研究一下的，但是没有必要上升为民系之争的意识形态层面。
首先，说下“圳”字的本义。
圳，中国汉字，读音为zhèn，会意字，是“甽”的异体字。字从土，从川，川亦声。“川”指“归向大泽大海的水流”。“土”指田土。“土”与“川”联合起来表示：田野间通向泽、海的水道。
“圳”字见诸书籍：
《集韵》：“朱闰切。……甽，沟也。”
南宋·戴侗《六书故》：“甽，子浚切。……按今作圳，田间沟畎也。”
《康熙字典》：【字彙補】市流切，音酬。江楚閒田畔水溝謂之圳。
…………
一个“圳”字，是农耕文化烙下的印。耕田方知水金贵，田边水沟能续命。
“深圳”一名始于清朝康熙年间再来看“圳”字到底出自哪个方言更靠谱。
深圳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清朝康熙年间。康熙《宝安县志》卷3：“惠民桥， 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潦、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此条前有“天渡桥， 在月冈屯蔡屋围前”条的记述。月冈屯当时亦设墟，故“天渡桥”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月冈屯墟蔡屋围前。
而惠民桥就“在深圳墟西”（当时深圳称墟）。
在这部县志里，还有“深圳”“深圳墟”“深圳河”的记录。能在县志中出现，说明这个深圳墟已成规模。当时的深圳墟就在罗湖。
那么，罗湖居民又是哪个民系居多呢？
1949年10月，居民在车站欢迎解放军接管深圳，背后可清晰地看到当时深圳火车站的站名"深圳墟"。
“迁海复界”，客家占优这得要从深圳的移民史说起。早在宋元期间和明代，便有客家先民大量迁入今天的深圳地区。而大规模的客家人移民深圳的历史，则可追溯至3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
根据《宝安县志》，1979年深圳建市之前，宝安县本地村民中，大多数是讲客家语的客家人，他们分布在龙华、盐田、龙岗、坪山、罗湖、石岩、西丽等地，并且在那些地方留下了一大堆客家围村建筑群，根据粗略统计，在深圳保存下来的还有300多座。
因此，深圳客家方言主要分布在深圳的北部、中西部和东部大片地区，主要包括盐田区、龙岗区、龙华区、坪山区、大鹏新区、宝安区（石岩）、福田区（梅林）、南山区（西丽、桃源、沙河）、罗湖区（莲塘、东湖、翠竹、东晓、清水河）与北部东莞樟木头、清溪和南部香港新界客家话属同一方言片区。（为什么要把“罗湖区”标红？因为笔者是想突出罗湖居民以客家人为主）
据 1985 年统计，深圳客语的使用人口约 14 万，占全县户籍人口的 56%。据1994年统计，深圳客语的使用人口约20万人。可见在深圳的本土方言中，客家方言占据一定的优势。而《宝安县志·方言》记载，“客家方言使用人口占全县户籍人口56%，粤方言44%”(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版)，也佐证了客家人和客家话相比广府人和广府话，在深圳占据地理和语言交流的优势。
据研究，罗湖-盐田客家话，主要分布在现罗湖区的布心、草埔、泥岗、罗芳、莲塘、大望、梧桐山、西岭下、水库新村和盐田区的沙头角、盐田、中英街、梅沙等地。
为什么本来一度属广州府的深圳，客家占优呢？
这跟政策有很大关系。
清顺治出台迁海令，强制东南沿海各省人民内迁30—50里。迁海令造成“沿海幅员上下数千里，尽委而弃之，使田庐丘墟，坟墓无主，寡妇孤儿，望哭天末。”
康熙二十二年，废除“迁海”令，前后延续23年之久的迁海苛政方告结束。
据史书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开始全面“复界”，原居民迁回的极少，初时响应“招垦”的也不多。从方志和族谱资料看，到康熙三十年后，迁来的人口才慢慢增多。西部主要是增城、东莞方向来的粤语系人，东部则多是从闽粤赣山区出来的客家人。这样，就形成了深圳民系人口和地域文化独特的分布格局：西部广府人，东部客家人。
专家因此认为，深圳的客家，是“迁海复界”造成的疆域最清楚、人口最集中、发展最成功的新客家地区。
而前面笔者已经说过了，“深圳”作为宝安县（新安县）的地名始于清朝康熙年间，此时正是客家人因得益于“复界”密集迁入时期。客家人向以耕读为传统，农耕文化悠久，开圳为河，也就不足为怪了。看看下面这张旧照片，改革开放前的罗湖，还到处都是阡陌交通，耕作之地。
1972年，深圳罗湖，农民在种田。
方言和地名的密切关系从“深圳”这方言地名，其实也反映了当地的水文特征。圳系田畔小水，或是小溪、河溪。当时的深圳，可谓水泽密布。开深圳是因为要灌溉农田，是因为入海，“雨潦潮涨”。
客家人多以福建为跳板迁入岭南地区，正好在福建“圳”字用得也不少。比如，华安有中圳，沙县有圳后，浦城有圳边，龙海有圳头、圳边、圳子尾，三明有圳头墘，永春有圳古，长泰有圳古头，漳浦有圳口，永定有圳下等。
在广东客家地区，带有圳字的地名是极其常见的。如梅州梅县有圳上村、圳下村、湾圳村、大圳村等；惠州惠阳区也有圳下村、圳背村；河源也有圳下村、圳塘口村、圳头村。
再来看方言学的研究。
“圳”，在广东读“俊”音。据《中华大字典》：“圳，子鸩切音浸沁韵，粤人以通水之道为圳。”
“圳”实为上古音 ，中古音。这也正应了以河洛为根的客家话，保留了相当多的上古音、中古音。
牛汝辰在《汉语方言地名学》一文指出：
各个方言区都有一些特殊的方言词，这些特殊方言词的产生是由于地方社会的生活特点决定的。
诚哉斯言。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圳”字实为客家方言常用字。
1970年代，逛深圳墟的当地客家妇女。
广府话常用“涌”“滘”而极少用“圳”当然，我们也应知道，广府话里也有“圳”的说法，但用得少。在广府地区，大家更熟悉的和“圳”意思相近的字是“涌”“冲”“滘”“漖”。
涌，读音chōng，表河流义，与普通话的“涌yǒng”只是字形相同，在语音和意义上均无关联。“滘”，读音jiào，也是河流义。
“涌”多指小河，所以口语常说“涌仔”。“滘”一般指河道相通处。河网纵横交错的地方称“滘”较多，所以口语有“穿河过滘”之说。
这两个指称河流的方言词在粤地是有相当历史的。编纂于宋代的《广州图经》虽早已失传，但从《永乐大典》等书的辑录中，仍可看到我们的先民用“涌”和“滘”作河流的通名。例如：东莞的麻涌，新会县的东涌，番禺的白泥涌、蓼涌，南海县的上涌、石涌、沙滘、上滘、叠滘等等。
元代的《南海志》还有蓼涌、藤涌、木涌、横滘等水名。明清后的资料保存较多，从明代到清代所修纂的《广东通志》、各县志以及各种杂记等，这类地名俯拾皆是。
“滘”，以前的字书是没有这个“滘”字的。据清初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一书解释，“滘”是指“水相通处也”，是广东特有的、广州方言地名用字。在广州、佛山地区一带，我们会发现许多带“滘”的地名，如迭滘、沙滘、道滘、滘口、茶滘、思贤滘等。据考，凡带“滘”字的地方，多是处于小涌汇入在河的地方，地势一般比较平坦、开阔，有如小小的三角洲。
据上个世纪的统计，全广东（广府地区）带“滘”字地名269处，而“涌”则达2585处。（引自《河流通名：“涌”和“滘”及圩》一文）
如果“圳”字是广府话常用字，那么，广府先民肯定不会放过。而依前面的研究，按广府人的习惯起名，深圳应不叫“深圳”，而叫“深涌”或“深滘”。
由此亦从侧面佐证，“深圳”此地名，应是深圳本地客家先民起的。
至此，“圳”字之争可以尘埃落定了。
后话
在头条待了这么久，总感觉某些“广府人”过于自命不凡，似乎有莫名的优越感，民粹主义日甚，总想把其他民系踩在脚下，也感觉某些“客家人”喜欢穿凿附会，攀龙附凤。其实，不管是客家民系、广府民系，还是潮州民系，都是中国民系，都是汉族民系，都是广东民系，都是广东的主人，不必为一些细枝末节斤斤计较，更不必针锋相对，剑拨弩张，搞分裂，搞撕裂。
想当年，广府客家两大民系也曾起烽烟，死伤无计。现如今，都21世纪了，都民族大团结了，都和谐社会了，何必激奋斗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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