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42度—大明王朝的生死线》 第21节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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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60年10月，大清咸丰十年，已经进行了整整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终于到了落幕的一刻。两万余名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被称之为“万园之园”的园明园随之被焚毁。当然，遵循人类一直所遵循的丛林法则，园中那些珍贵的艺术品照例成为了胜利者的战利品。
按照欧洲人用以自圆其说的逻辑，这座园林属于皇帝的私人财产，皇帝办公的紫禁城则属于国家财产。这种做法只是为了惩罚那位应该对所有事件负总责的中国皇帝，而不是破坏中国政府的国家财产。
以打猎为名北逃到热河行宫的咸丰皇帝，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座位于长城之北山中行宫，有一天会遭遇从海洋而来的威胁。在他的祖父嘉庆皇帝猝死行宫之前，帝国的统治者一年当中总会有几个月在此办公，同时在山前的“木兰围场”举行秋季围猎活动。
这片坐落于北纬42度线上，面朝蒙古草原的猎场，对于来自东北森林的帝国统治者具有特殊意义。皇帝陛下不仅要用那些躲藏在森林草原间的动物，来验证八旗亲军的战斗力；更要以它为平台与草原上的蒙古诸部联络感情。后一项功能尤为重要，与这些草原游牧者建立巩固的盟友关系，不仅能够帮助自己统治庞大的中国，更能够消除中原王朝最为恐惧的北方威胁。
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是十分奏效的。在阻止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的八里桥之战中，来自科尔沁草原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以及他所统辖的近万蒙古骑兵表现得十分忠诚和骁勇，哪怕他们置生死于度外的反复冲锋，只造成了3名法军和2名英军的死亡。
作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英国和法国通过随之签订的《北京条约》得到了令他们满意的收获。包括：赔款、增开通商口岸，以及允许传教士租购土地兴建教堂。相比法国人，英国人还额外得到了一个收获，那就是逼迫清政府割让位于香港岛北边的九龙半岛。在上一场战争中，英国已经通过《南京条约》，正式得到了香港岛。
九龙半岛的面积差不多为47平方公里，约为香港岛的60%。对于英国来说，一场战争扩张了60%的殖民地面积，貌似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然而这丁点收获跟搭顺风车的俄国比起来实在是完全不值一提。
两年前，为了在应对英法联军的同时，不至于同时遭遇来自俄国的夹击，帝国的北境守护者——黑龙江将军奕山，与沙俄帝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南岸签订《瑷珲条约》，约定两国以黑龙江为界，将外兴安岭以南的的大清领土割让给沙俄。同时将黑龙江及其支流乌苏里江以东的沿海地带，设定为中俄共管区。
不过这一条约并没有马上得到北京的批准。这次借清廷的战败，俄国人不仅提出正式确定《瑷珲条约》的效力，更要求清朝割让原本定为共管区的沿海地带。
伤了元气的中央帝国此刻再也经不起又一场战争了，尤其南方的太平天国之乱还未平息。于是新的《中俄北京条约》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百万余平方公里东北土地，从中国领土变成了俄国领土。远东的地缘政治版图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板块概念——“外东北”。
苛责清王朝将外东北地区拱手让人变成“俄属东北”并不公允。客观的说，如果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不是清朝的话，现代中国在东北方向失去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外东北。没有人比清朝的建立者，更在乎这片被称之为“白山黑水”的土地，毕竟他们出身的女真民族就世居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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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东北渔猎民族的历史，光看史书记录下来的名字，那是跟草原上一样混乱。好在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越往上追溯越简单。不管再复杂，都能够像太极图那般的一分为二的剥离出主要矛盾。在匈奴与东胡在草原上打得不可开交的年代，东北地区也出现了两个语言完全不同的民族集团：扶余与肃慎。日后那些见诸史书的东北渔猎民族，都与他俩有关。
这当中高句丽、濊貊、沃沮、百济等出现在中国史书中的东北亚民族，都系出扶余系；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民族则属于肃慎系。
一如系出东胡的蒙古人，在13世纪统一了北亚的蒙古高原，而突厥系游牧者则扩张至中亚、欧洲的草原地带一样，东北的森林地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并且时间还要更早。
东北地区最早建立的政权是立国于公元前2世纪的“扶余国”。公元前1世纪，扶余人朱蒙南下在辽宁北部的山地之中建立“高句丽”政权。后在中原王朝的打压之下，高句丽政权将活动中心转移至鸭绿江西岸。之后在中原经历南北朝的乱局时，高句丽乘机南下夺取了能够支撑大规模农耕经济的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与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政权上演了一出三国演义。
这一阶段的高句丽成为了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政权，甚至三次抵挡住隋炀帝的北伐。一直到唐朝建立，太宗李世民率军亲征才算彻底征服高句丽。
慕强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由于高句丽曾以平壤为都，并且在鸭绿江以西拥有过大量领土，且在被攻灭后有大量贵族及遗民留在朝鲜半岛，所以后世的半岛政权多愿意以高句丽为正溯，甚至以高丽为国名。
不管现在的半岛民族有多少高句丽的成分在里面，高句丽的灭亡都是扶余系在东北地区的转折点。公元七世纪末，出身于肃慎系的靺鞨人大祚荣，在高句丽故土建立了横跨鸭绿江的“渤海国”。由于大祚荣的父亲曾经依附于高句丽，渤海国在朝鲜半岛也被认为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并视为自己历史的一部分。
不管渤海国的属性有没有争议，有一点都是可以肯定的，扶余系民族在后来的历史中，完全退出了东北政治舞台。系出东胡的游牧者契丹人，是这一转变的始作甬者。公元925年，在东北草原建立政权的契丹人，攻灭了被唐朝称之为“海东盛国”的渤海国。
整整两百年后，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又为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所灭。尽管金国最终又为同样系出东胡的蒙古帝国所灭，但这段历史却让东北的森林地带彻底成为了肃慎后裔女真人的天下。
此时北亚的草原游牧者已经被成吉思汗统一在了“蒙古”的名下。于是蒙古和女真，成为了大明王朝在东北及至整个北方防线所要面对的两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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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从外兴安岭到长白山南端，直线距离超过1600公里，如此广袤的土地上，社会结构又松散，所谓“女真”诸部的常态很显然不会是统一的。
蒙古高原因为大漠戈壁的原因，分割为了漠南漠北两大板块。东北渔猎民族同样也有这样的内部区别。女真这个族名起于宋辽时期，最早是崛起于东北草原的契丹人叫出来的。在隋唐五代时期，女真人的祖先被称之为“靺鞨”。
契丹人建立政权并征服东北后，将降服的女真人迁入辽东南部编入户籍。这部分在籍的女真人被称之为“熟女真”，而北部那些尚未完全臣服，需要时时敲打的女真部落则被称之为“生女真”。
到了明朝开始正视女真存在时，则把女真人共分为三大部：海西女真、建州女真以及野人女真。其中分布于吉林及辽宁北部山地的女真部落属于海西和建州女真；黑龙江及外东北地区的渔猎部落则属于野人女真。
套用契丹人分类，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这两支虽然没有编入大明户籍，但与明朝关系密切的南方女真可以被称之为“熟女真”；野人女真则属于“生女真”。至于明朝为什么对“熟女真”没有像辽朝那样内迁，说到底是明朝在人口问题上家大业大，可以从内地北迁大量人口。对于游牧出身的契丹人来说，已经掌握原始农业技术的女真人，则是难得的人口资源。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所谓“渔猎”属性指的是原始属性，不代表不会耕种土地、放牧牲畜。渔猎/采集行为本质与其它动物并没有什么区别，是人类进入文明世代时所必须经历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后，才进化出农耕和游牧两种有别于动物的生产生活方式。
农耕能够提供最稳定的食物供给，对于那些有野心的渔猎部落首领来说，最需要做的一点就是提升经济中的农耕比例，包括建立更严密的组织形式，摆脱原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结构。在扶余国、高句丽、金国以及清朝的历史中，都能够看到这种努力。
然而这种改变，并不代表要完全放弃原本的渔猎属性。恰恰相反，原始的渔猎属性能够带来强大的战斗力。无论是金朝还是清朝的建立者，都深知这才是他们能够在东北三国演义中脱颖而出，甚至入主中原的根本。
从这个角度说，在经济上重视农耕与维护本身的渔猎属性并不矛盾。前者在客观上是服务于后者的。就像朱元璋教授边军学习蒙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会改变边军的民族属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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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解读明朝与蒙古的博弈我们已经知道了，东北地区实际上是渔猎-游牧-农耕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原王朝占着北纬42度线以南的辽东地区，形成了现在的辽宁省；蒙古各部经营着围绕大兴安岭而成的西辽河中上游、嫩江流域的森林草原地带，形成了东北属性的内蒙古“三盟一市”。一定要用现代行政区来对应，真正属于女真势力范围的地区，那就是黑龙江、吉林两省了。
然而当你想更深一步的了解那段历史，还是得从山、水两个基本的地理特征入手。每一片土地，都有支撑它存在的地理核心。这片整体为森林覆盖东北渔猎区，早在辽金时代就有“白山黑水”之称。《金史》记载“生女（真）之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
从这段文字上看，“白山”指的是长白山，“黑水”指的是黑龙江。这也符合大家对东北地区的地理印象。不过金史所说的“白山黑水”，跟当下地理概念的“白山黑水”并不完全相同。搞清楚这个问题，方能吃透女真乃至东北渔猎民族的历史演化进程。
女真人及其祖先所认定的黑水，干流走向跟现在大家所理解的黑龙江有很大不同，甚至可以说几乎与现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不重合。现在的黑龙江大家都知道，上游被认定在蒙古高原东部，鄂嫩河与克鲁伦河这两条发源于肯特山的河流在合流之后，横穿大兴安岭与外兴安岭之间的缝隙，经由中俄边境注入日本海。
问题是“白山黑水”的概念既然出自于渔猎属性的女真人口中，那么他们认知中的黑水源头，显然不可能向西延伸到蒙古高原，甚至与属于东胡游牧势力的大兴安岭无关。
史书中所记载的“黑水”发源地是在长白山，主体对应的其实是黑龙江南岸的“松花江”。松花江与现代黑龙江在边境城市同江合流后，不过250公里就出境了。可以说以中国人在国内所能看到的“黑龙江”而言，只有这250公里的黑龙江（同江市——黑瞎子岛）才与女真时代的“黑水”是重合的，同江以西充当中俄界河的将近3000公里的黑龙江干流，则并非“白山黑水”一语所指向的黑水。
单纯从地理的角度探讨一条大河的长度，标准是选择长度最长的那条上源。问题是古人基本没能力真的从地理角度去溯源，只能依据自己所能看到的部分去划分河流的上下游。以长江为例，在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中蜿蜒了3300公里的金沙江，才是它的地理源头。
然而古代中国对那片高山之地缺乏了解的欲望，从都江堰流淌而下的岷江长期被认定为是长江的源头，以至于四川、重庆境内的长江依这种认知习惯，被认定为是“长江上游”，成都也被认为长江上游第一城。
这意味着从历史和地缘的视角去探讨围绕“长江上游”而发生的那些故事时，并不应该指向金沙江。事实上为了避免引发误会，地图在标注时，也还是没有把金沙江直接换名为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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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误会也出现在对“黑水”范围的认定上。尽管我们已经知道，松花江才是女真人祖先认定的“黑水”，但你要说整个松花江流域都是渔猎者的天堂，那却又是一个错误。
作为东北地区的核心河流，松花江流域的流域面积将近56万平方公里，而黑吉两省的面积相加不过66万平方公里，是当之无愧的东北第一大河。抗日战争时期，那首唱出了东北民众悲愤之情的《松花江上》，便是基于这一地理背景写出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词。
松花江是一条走向非常奇特的河流，它本身也有两个源头，一条是发端于大兴安岭东北端的北源“嫩江”；另一条是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南源“西流松花江”，两江在黑龙江、吉林交界处的松原市宁江区合流，再变身为干流属性的“东流松花江”，斜穿整个黑龙江省注入黑龙江。
以长度来看，嫩江是整个松花江的正源，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西流松花江才是松花江的正源。归纳下来，作为古代东北渔猎民族的地理主线，黑水对应着如下三部分：西流松江江、东流松花江，以及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之后的下游部分。整条河流的主脉并非像现代黑龙江那样，东西向沿中、蒙、俄三国边界延伸，而是与长白山脉一样南北向延伸。
作为“白山黑水”概念中的另一个成员，“白山”或者说长白山同样有广义、狭义两层含义。广义的长白山指的是贯穿东三省东部的“长白山脉”，包括辽东半岛实际也是这条山脉在海中延伸的余脉“千山山脉”。只不过由于辽东半岛位置过于靠南，已经完全属于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广义的“白山”并不包括辽东半岛部分，而是仅指其北部的主脉。
狭义的长白山则指向位于山脉中段、中朝边境的主峰——长白山天池所在的火山。天池所在的火山不仅是整个山脉的最高点，还是图们江、鸭绿江以及松花江三江的源头。
如果将西流松花江、东流松花江视为黑水干流的话，它的地理走向大致为以下路径：从长白山脉东侧的天池发源，然后向西横切整个长白山脉，在现在的吉林省吉林市流出长白山脉，然后在遇到嫩江的阻击之后掉转方向，东北向从长白山脉与小兴安岭之间穿出，与现代黑龙江汇合。整个流淌过程中就象个“＜”一样。
这一走向，使得“黑水”注定与“白山”深度捆绑。
将嫩江与松花江视为两条独立河流，会更便于大家理解游牧与渔猎两股势力，在东北地区的身位。生活在长白山脉中的渔猎者，无论是顺流还是逆流而下西出长白山脉时，在行进到与嫩江的合流处时，都会感觉到游牧者的存在。
一如之前所解读的那样，大兴安岭以及依附它而生的嫩江属于森林草原地带，游牧经济在这一地区会显得更适应。换句话说，嫩江与松花江在古代滋生出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嫩江流域是东胡系游牧者休养生息之地，古称“黑水”的松花江则是渔猎民族的天堂。
基于这一地理、历史背景，东北地区的核心平原甚至都没有被叫作“松花江平原”而是命名为了“松嫩平原”。毕竟自古以来，这两条河流的地缘属性都是那么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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