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把诗人、学者、斗士三重人格集于一身，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照亮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至暗时刻。
他的杂文犹如从火山口喷射出的岩浆, 以其震彻人间的怒吼动摇旧社会, 以其光芒万丈的烈焰为新时代催生。
01
闻一多杂文, 内容丰富，既包括社会评论、文艺随笔、杂感, 也包括一部分讲演录、序跋、以及书信。
从他1916年发表的文言杂文《论振兴国学》、《新君子广义》、《辩质》开始，至生命末期，其间杂文写作虽时断时续, 但也为我们留下了包括文言杂文在内的共60余篇。
其中白话杂文来50多篇，30篇是在1943年后写成的, 它们也是闻一多杂文最主要的部分。
闻一多杂文的思想和眼光, 纵贯古今历史, 横及政治、教育、文艺、军事等诸多社会现实, 组成了一个较长的时序结构和较宽的空间结构。
正是在这时空交叉、纵横伸延的结构，让他的杂文具有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文艺的社会使命、解剖自我、揭露时弊等意识。
闻一多在一系列杂文中深刻反思了儒家思想的危害，告诫人们认清历史前进的方向，警惕时代开倒车。
他还把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加以比较，指出中国文化“每放一次光，都是受了外来的刺激”，提醒人们注意，要敢于和善于“学习旁人的民族”。
把反思历史和现实需要结合起来，把中外文化联系起来加以审视，显示了学者的斗争艺术和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闻一多始终强调文艺要走向人生, 诗人必须为人民而歌唱, 具备强烈的社会使命意识。
在纪念 “三·一八”惨案时，他发表的《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又认为新文学运动应和爱国运动携起手来，诗人应该将那“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也流在笔尖，流在纸上”。
尤其是在三、四十年代为一些诗歌集所写的序言和一些文艺杂谈中，他热情赞扬的是那些“有顶真的生活意义”，“象征搏斗姿态”，具有反抗精神，能够鼓舞人民战斗的诗，而反对那些以油头粉面和娇声媚态去粉饰生活的诗。
他说文艺家应从个人的圈子走出来，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这些杂文，显示了闻一多积极参与文艺变革的社会责任感。
闻一多的思想发展走过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他的某些杂文，实际上也就是自己心灵历程的纪实史和不断进行自我剖析的忏悔录。
他毫不讳言地承认，自己在抗战初期也与其他教授一样，“大家似乎都不谈、似乎也不太想政治问题”是很错误的，批评“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不能像进步青年那样能识大体。
他严厉地自责:
“我们觉悟了我们昨天的那种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因为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敢放手干他们卑鄙的勾当。”
当他看到人民的力量，就反复强调，“假如我们是和人民在一起，我们就有希望了。”他坚信，中国的前途，“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最后胜利是属于人民的”。类似这些心灵剖白文字，透射出作者的真诚和勇气。
而在闻一多后期杂文中，他多于揭露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抨击时弊，激荡着他强烈的抗争意识。
抗战时期，前线兵溃如山倒，大后方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闻一多拍案而起，怒不可遏，以杂文与腐败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及时戳穿了报纸上宣传的“我军愈战愈强”的谎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在“争取失败”。
他痛心于国统区“一部分人为着旁人的剥削，在饥饿中畜牲似地沉默着，另一部分人却在舒适中兴高采烈的粉饰着太平”的可怕现实。
抗战胜利后，闻一多更是大声呼吁民主，呼吁和平，与反动统治寸步不让地进行了抗争。
《最后一次讲演》剧照
当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被特务暗杀后，闻一多面对手枪，作出了雄浑的《最后的一次讲演》，以震憾山河的气概喊出了“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铮铮誓言。
这是他最伟大的一篇杂文，却也是最后一篇。
02
闻一多善于透过事物纷繁复杂的表象, 抓住要害和本质, 作鞭辟入里的纵深剖析, 使杂文具有一种穿透力的效应。
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他却能洞幽烛微，举重若轻，由今及古和由表及里地去探视它的行踪，刮它的肠肚。
比如《关于儒·道·土匪》一篇，文章起笔即肯定了一个事实:“中国是生着病，而且病势的严重，病象的昭著，也许赛过了任何历史记录。”
接着借用一位英国人的谈话，指出中国人灵魂里潜藏着的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并从文化上追根索源，探其底蕴，指出儒家是惯于“巧取”的“偷儿”，道家是看去“一无所取，一无所夺”，实际上是“无所不取，无所不夺”的“骗子”，墨家是破坏既定秩序的捣乱分子，它是“上匪”的前身。
闻一多的诊断是:儒墨道的传统思想就是“中国文化的病”。不过比较起来，“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墨不如儒，儒不如道”；三者之中，儒和道最为狡猾，更容易迷惑人，也最值得警惕。
在对中国文化的病源进行了分析批判之后，作者又把笔锋转到了针对现实，指出如今反动统治者一一这些新的偷儿和骗子，打着儒道的旗帜，“天天剿匪”，实际在做着残害人民的勾当。
文章批判儒道思想，抓住了它们维护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实质；针对现实，又巧妙地揭露了反动派天天鼓吹所谓“剿匪”的要害。
闻一多看问题洞若观火，分析事物力透纸背，使文章具有很强的穿刺力。
他还利用批判对象的心态逻辑进行驳斥，以无可辩驳的道理压住对手，使文章产生一种震慑力的效应。
比如《愈战愈强》是闻一多根据报纸的一则自欺欺人的报导，写成的评论文字。
作者以“豁出去了”、“跟你拼了”的态度，要和“自己讳言失败，同时也禁止旁人言失败”的反动派“算账”。
其算账方式是抓住对方的“闻败则馁”、“闻胜则骄”一一即只能告老百姓以“乐观”消息，不能示人以失败真相的逻辑进行批驳。
文章说：
“你既把我们当作闻败则馁的人，那你泄露了许多乐观的消息，难道又不怕我们骄起来吗？明知骄是抗战的鸡毒，而偏要用‘愈战愈强’来灌溉我们的骄，那你又是何居心？依据你自己的逻辑，你这就是汉奸行为，因此你是出卖了你的祖国，你又晓得吗？”
作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雄辩的道理化成了连珠炮似的诘问，使对方理屈词穷，毫无辩解余地。
同时，闻一多还经常结合具体事例，以确凿的证据、周密细致的分析，充分剖析时事的真相，以唤起人们的思索，使文章产生一种鼓动效应。这种手法在闻一多的讲演稿中用得最多。
在名为《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讲演中，闻一多讲演一开始，就沉痛地列举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连连失地，以致大西南后方也受着威胁的具体事例，把严重的时局摆在人们的面前，引起大家思考。
接着，他一方面指斥了国民党政府涎着脸皮要无赖的流氓相，一方面又引导人民认清自身的责任与力量。他分析道:
“国家是人人自己的国家，身家性命是人人自己的身家性命”，国民党政府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还是我们人民自己。”
对于昆明的前途，他又设想了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敌人不来，第二种是来了被人民打败，第三种是不幸我们失败了退出昆明。他告诫人们，应该准备第二种甚至是第三种可能的局面：“从黑暗中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创造出光明来”。
虽然“这是一个梦”, 但这是“ 一个美梦”; 如果不愿意实现这个梦，那另一个等着人们的, 便是“ 一个恶梦”对于“恶梦”的结局，他又细致分析了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当“顺民”的屈辱的路，一条是当“难民”的悲惨的路。
闻一多号召人们不要选择这两条路，而要组织起米，下定决心，走抗战到底的路……
虽是一篇讲演词，却有事实，有分析，有论证，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头头是道。文章贯穿着周密的思考，充满着战斗的渴望，便闻者兴起，血液沸腾，力足以振人，气足以夺人。
03
思维过程的情感化，是闻一多杂文创作的最大特点。闻一多杂文不但具有精辟透彻的说理，更带着诗人般浓烈的抒情意味和鲜明的形象性。他的理性评价总是同时渗透着情感，许多时候，甚至连理性评价也情感化了。
闻一多杂文浓烈的抒情，表现在一些评论诗歌的文章中。因评论的对象是诗歌，评论本身也笼罩着一种浓郁的诗意。
《时代的鼓手》是一篇评论田间诗作的文章。闻一多针对国统区疲困与衰竭的文艺风气。特别颂扬了鼓的整肃、庄严、雄伟、刚毅，赞扬田间的抗战诗就具有“鼓的声律”与“鼓的情绪”。因为它：
“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动你爱，鼓动你恨，鼓动你活着，在这大地上。”
作者呼唤，“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股作气来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鼓手’的出现。”
整篇文章的写法如抒情散文，没有明显的推理、判断、论证过程，但逻辑思考却不着痕迹地暗融在激情抒发中。
闻一多的更多杂文，是有较明显的逻辑推理、判断的，但情与理仍然高度融合，绝非枯燥的哲学论证方式，同样具有强大的感人力量。
这类杂文的写情方式，大致有“从容自如地挥洒”与“奔腾激荡的宣泄”两种方式。
他在向同事、朋友、青年学生阐述某一种见解，抒发某一种感想时，常用前一种方式。他写《文学的历史动向》、《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五四断想》等文章时，采用了款款而谈，娓娓道来的手法。
他骨子里蕴含着葱郁的情愫，外表上却较为平静和缓；鲜明的爱憎渗透在叙事、说理之中，使得文章并无大波大澜的剧烈起伏。
比如《五四断想》这篇颇具诗趣的短小文字：
“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一一这是演化。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退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一一这是革命。”
全文围绕着“演化”与“革命”的区别，联系“新”与“旧”、“青年”与“老年”、“变”与“乱”、“跟”与“挤”等诸多问题，对照着行文，自如地挥写。
得出的结论是:
“变是悠悠的演化，乱是挤来挤去的革命。若要不乱挤，就只得悠悠的变。若是该变而不变，那只有挤得你变了。”
文章中的情感浓郁，哲理深刻，抒情与说理融合得十分自然。行文的笔调舒缓，内在的骨力却是非常劲健，柔与刚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反观“奔腾激荡”的抒情方式，多用在直接面斥假丑恶、放声向人民呐喊的时候。
作者胸中的激情不吐不快，常用直抒胸臆的手法，一任其奔迸跳跃而出。有时，文章一开头，作者便出其胸中所愤，以感情的烈火炙人。
如《兽·人·鬼》的开篇:
“刽子手们的这次杰作，我们不忍再描述了，其残酷的程度，我们无以名之，只好名之曰兽行，或超兽行。但既认清了是兽行，似乎也就不必再用人类的道理和它费口舌了。甚至用人类的义愤和它生气，也是多余的。”
对特务们“一二一”屠杀群众的愤慨之情、鄙薄之情，溢于言表。
有时，文章的开头则是尽量按捺住情感，不太多露声色，到感情实在控制不住时，堤岸一旦冲开，狂涛怒浪便呼啸而来。
如《从宗教论中西风格》一文, 前半部分都是分析论证宗教的产生、宗教的作用, 情感的潜流蕴藏在纵横议论之中; 到后半部分, 突然转为激昂:
“中西风格的比较, 你拿什么跟人家比? 你配? 尽管有你那一套美丽的名词, 还是掩不住那渺小、平庸、怯儒、虚伪, 掩不住你的小算盘, 你的偷偷摸摸, 自私自利和一切的丑态。你的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和你古圣先贤的什么哲学, 只会令人作呕, 我都看透了!”
痛快淋漓地嘲讽了腐朽发霉的封建文化, 也毫不掩饰地把批判矛头对准了尊孔复古思潮。
然而无论哪一种方式，他的抒情总是和叙事、议论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人们读后，既了解到一种道理，一种观点，又感受到作者心灵的颤动，被他的热情所感染，所激动，久久难以忘怀。
闻一多杂文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思维过程的形象化趋向。作家不是一般地借形象来说理，借形象来抒情，而是自觉地运用形象来作为思考问题和表述见解的符号或载体。
形象是贯穿在其作品内部结构中的有机血肉，而形象化的思考离不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恰好，闻一多的联想力之强令人钦佩的，甚至连一件最平凡的小事，都能触发他的联想，写出一篇既缘于题材又超越题材的有力的文字来。
如“龙凤”，本是一个刊物的名称，闻一多却由这两个字联想到龙凤的来历。他在《龙风》一文中，由远古神话讲到图腾时期，由图腾时期讲到封建时代，再讲到古籍中以龙比老子、凤比孔子的故事。从而展开形象化的议论:
“龙凤只是‘帝德’与‘天威’的标记”，从此打量孔、老，不过是一条“‘见首不见尾’的阴谋家一一龙”和一只“‘戴圣婴仁’的伪君子一一凤”。“有了主子，就得用着奴才，有了奴才也必然会捧出一个主子……主子的淫威和奴才的恶毒一一暴发户与破落户双重势力的结合，压得人民半死不活。”
作者意味深长地提醒人们，要防备“穷凶极恶而诡计多端的蛇和受人豢养，替人帮闲，而终不免被人宰割的鸡”；“万一非给这个民族选定一个象征性的生物不可，那就还是狮子罢!”
文章就是这样利用联想的链条，形象化的分析，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贯通古今，联类无穷，将古今反动统治者狼狈为奸，摧残正义的共同本质揭露得一清二楚。
这与《“新中国”给昆明一个耳光罢》一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新中国”本是一个话剧团的名称， 闻一多说它“真能名副其实的象征了新中国”，于是顺手牵来，给予昆明“当胸一拳，再找上两个耳光”。
这一耳光是对“充满了伪善和臭美的顽固知识分子”的抗议，是要让他们“受点教育”。
由于联想得巧妙、自然，推理判断又始终伴随着可感的形象，使文章别有一种出奇制胜的效果。
作者也善于运用多种手法，把抽象的道理或感情化为具体形象，以有趣的画面、场景作为结构思维的具体材料，使理性评判在生动的感觉描绘中活拨展开。
反动派昆明驻军营房门口，曾竖着一块上写“顶天立地，继往开来”八个大字的标语牌，闻一多把这块标语牌和现实联系起来，写成了一篇绝妙的讽刺文章。
他写道：
这块“极尽丑恶之能事的木质构造物闯入了视野，象黑夜里冷不防跳出一声充满杀气的口令!那东西可把人吓一跳，再看那八个大字，“我只觉得一阵头昏眼花”，“象被某种气味熏得作呕”一样。这熏人臭气“引起的一种恶性发炎的痈疽，浮肿的肌肉开着碗口大的花，那何尝不也是花花绿绿的绚漫的色彩，其实只是一堆臭脓烂肉!”
作者从视觉、听觉等生理，心理角度写来，运用通感、比喻等修辞手法，把这块标语牌化成了一种审美意象，读者不难从中体察到反动派色厉内茬的真面目。
有时为了加强形象性，作者还特地新编一则寓言，借以深入浅出地说明事理。例如为了引导人们认清刽子手的兽性，闻一多便创造了一则寓言故事:
村子附近发现了虎，孩子们凭着一股锐气和虎搏斗了一场，结果不少人牺牲了，于是成人们之间便发生了一串分歧的议论一一有的主张“立即发动全村的人去打虎”；有的则认为“赶紧别提打虎了，免得鼓励孩子们去冒险”；有的还帮虎说话:“虎本无罪，祸是喊打虎的人闯的。
不同的议论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心理。闻一多劝告“善良的人们”，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要被“‘为虎作张’的鬼”所利用。
借寓言来引譬，用形象来暗示，新鲜而又机智，使文章有了言少意多、发人深省的效果。读者不但可以领悟道理，还能感受审美的意趣。
有了感情的灌注，有了形象的显示，闻一多杂文就不是抽象观念的推衍，不是僵死形式的堆集，而是鲜活的艺术创造物。
04
闻一多杂文雄辩的逻辑力量，浓烈的抒情意味和生动的形象性，无一不有赖于他成熟的诗性气质的语言。
闻一多杂文的语言精悍有力，自然流畅。他在大庭广众作讲演时，常作狮子吼，仗义直言，大声疾呼，尖锐泼辣，有着一股充沛的激情，回荡着一股雄健的气势。
同时，闻一多杂文的语言又是质朴明快、隽永活泼的。在与青年学生、同志、朋友探讨问题，他推诚相见，纵意而谈，不做作，不矫饰，且时有风趣间出，既给人以朴素亲切感，又意味深长。
闻一多杂文的语言，词汇又极为丰富，句式也变化多端，极富有张力。他很善于从古语、外来语中汲取俗语、谚语，常引成语、格言、诗句入文，或庄词谐用，或旧词新用，还经常自创新词，以获得一种凝炼、深隽的艺术力量。
比如，与“儒将”相对，便创造了“儒兵”一词，与“奴性”相映，便创造了“妓性”一词，与“兽行”相随，便创造了“超兽行”一词。
涉笔成趣，妙语如珠，他锤炼字句的本领，在杂文中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就句型说，闻一多杂文特别爱用排比、迭句、间句、感叹句，用以强调一种事理，或者深化一种感情。
闻一多杂文有时表现为奔放激越，泼辣犀利；有时又表现为从容洒脱，凝炼写意。
它似一团火，热烈酣畅，刚健明快，温暖了人民，灼伤了奸邪，传达出时代的情绪与韵律，使邪恶者闻之丧胆，良善者闻之振奋，为我们谱写了一段中国人民对抗黑暗时代广阔而壮丽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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