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三国演义》连环画
作者：杨兆麟
上海人美社编绘的《三国演义》连环画，自1956年出版问世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去年第四季度又出版了三大册合订本，到去年年底为止，累计印数已超过一亿册，成为连环画发行量的最高者。在香港、日本翻印的还没能统计在内。今年，台湾的出版社也将翻印这套书。作为一个责任编辑，我很愿意在此际回顾一下当时的编辑工作，谈谈它的得失成败之处。
这套书，我认为大体上有三点特色：第一，规模大，篇幅长；第二，造型多，人物形象和创作风格比较统一；第三，装帧设计方面有新成绩。
所谓规模大，是指这套书有六十个分册，在连环画系列出书方面可说是空前的。它基本上体现了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全貌。画面共七千幅左右。解放前，朱润斋、周云舫画的《三国》，世界书局出版的《三国》连环画，都没有如此之多。
再说第二点：《三国演义》人物是很多的，在创作之前，先由几位同志为主要人物塑造形象，以便在各个分册中做到形象统一。负责造型的有五位画家：刘锡永，徐正平、陈光镒、凌涛、卢汶。他们共塑造了115个形象。在造型之前，除参考《历代帝王像》、《凌烟阁功臣图》外，主要是研究史籍，原著关于人物的年龄、身材和外貌特征的描写，同时参考戏剧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其中一部分人物的形象塑造比较成功，如董卓，吕布、曹操、孙权、刘备、关羽、袁绍、程昱、司马懿、邓艾等。当然一百多人物，个个都画得很成功是难以做到的。但系列出书先搞人物造型，这个经验还是好的。
这套书在创作风格上比较统一。编绘工作为了保持，有三个分册曾重新绘画，其一是《火烧新野》，原来的作者过分强调画面的装饰性以致于和其它分册不协调，不得不另请画家重画。其二是《战长沙》和《空城计》，请徐正平同志重画。
《三国演义》合订本出版以后，有些同志认为：这种画法已是落后的了，现在青年作者很厉害，创作技巧、表现方法上有很大的发展，那才是合乎时代的。一些美术青年对《三国演义》这种严谨的画法更是有些看不上。在这里，我摘录一节日本《读卖新闻》1984年10月4日的报道，或许异国的反应能启示我们：为什么广大读者对创作技巧相当落后的《三国》仍然有兴趣、仍然愿意购买。
“今年八月，中央公论社翻译并出版了中国上海画家小组绘制的畅销连环画《三国志》（共12册）。对此读者的反映良好，比预料的好得多。书中的画是全部用毛笔画出的细细的线条，使人赞叹不已，……听说日本一直在画长篇连环画《三国志》的漫画家横山光辉也买来这套小人书作参考。”
这篇报道，既谈了绘画，又谈了内容。我曾思考过《三国》绘画受欢迎或者说读者还不嫌弃的原因，大致归纳为：
中景多，很少特写。中国读者并非不喜欢特写，但目前有些连环画的特写画面比较粗糙单调，而中景可以许多人物和细节，人物位置关系清楚，读者可以一目了然。
画面的连续性强，不像有些连环画的画面跳动性太大。
画面丰富。虽然《三国》连环画的环境描写还是比较早期的那种画法，但并不单调。
虽然，《三国》连环画的创作水平还不算高，但考虑到其深厚的群众基础，仍然应该加以肯定。像连环画这样的普及读物，作者应该具有鲜明的群众观点，不要以为在群众的喜闻乐见和提高、创新之间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第三个特色，就是装帧设计方面的成绩，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当时的副总编黎鲁同志。他提出封面画要组织中国画画家来创作。封面字是黎鲁请国画大师贺天健老先生书写。他的字刚劲有力。从第一册到第六十册，一气呵成。每册封面都有一颗鲜红的图章，形状不一，字体各异，标明每一册的册数。这些图章是约请杜冰如先生绘刻的。封面深蓝为底，烘托出秀丽的画面。不仅古色古香，而且非常醒目，开系列连环画封面装帧设计的先河。
这套书也存在一些缺点：
首先是出书无次序。全书不是按照分册的次序出版的，而是那一本先画好就出那一本。例如，最后一个分册《三国归晋》倒在1957年先出版了。记得那时，读者来信不断，询问何时出齐，并提出批评。
其次是拖得太长。从1956年第四季度出书，一直拖到1964年，共九年时间才出齐60册。特别是1958年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折腾而“殃及池鱼”，《三国》有些文稿被打入“冷宫”，到了1962年文艺气温略有回升，却又不能再组织水平较高的画家创作，不得已而草草收场。所以从大部分画稿来看，还不能完全代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
当时所以能把《三国演义》纳入选题计划，是根据文化部通知，要大出多出新连环画，以取代旧社会出版的那些不好的旧连环画。《三国》虽然列入计划了，但社领导心里并不踏实，因为《三国》不像《水浒》，写农民起义，主管部门通得过；不像《岳传》、《杨家将》，虽然文学价值不高，但可以算得上宣传爱国主义，也通得过。《三国》表现帝王将相，甚至歌颂帝王将相，开头写黄巾军还是他们的对立面。怎么搞，怎么改编，很没有把握。社里领导的种种顾虑，其实都与那些年的文艺大气候有关。正是这种原因，选题就有了反复：《三国演义》先是被搁置，后来又得重新上马，却又草草结束。时断时续，一拖九年。
《三国演义》确实没有歌颂劳动人民，没有赞扬农民起义，也找不出什么爱国主义的色彩。然而人民喜爱它。这种喜爱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三国演义》里的许多艺术形象之深入人心，恐怕是任何历史书籍所望尘莫及的。
其三，改编上也有不足。我们在改编过程中虽然保留了原著的精华、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典型性格、剔除了一些应当摒弃的情节。但依样画葫芦多了些、创造性少了些。
东吴着墨不多，特别是第三十八分册以后，几乎都是魏蜀之间的战争，东吴的鲁肃，吕蒙、张昭、顾雍，以及晚年的孙权都可以塑造得更丰满一点。历史上有材料，不一定囿于演义。
三国的后半部，战争写多了，影响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刻画，如曹植，曹睿、刘晔、嵇康等等。这些人有性格，有故事。如果在这些人物身上多做些文章，删掉若干没有特色的战争，那么，思想意义可能更大一些。
原著中的一些错误，特别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在改编中没有发现，依然以讹传讹下去。例如在《张松献地图》中说东吴有六郡八十一州，按州下分郡，郡下分县。这里把“州、郡”弄颠倒了。《走麦城》中对荆州，南郡、江陵这原是三级的地理概念弄得含混不清。《火烧连营》中，“夷道”误为“夷陵”，如此等等，发现晚了，不及改正，实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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