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因宋版书的版本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出现了大量模仿其字体和版式的影宋刻本。影刻离不开手工摹写，效率低且质量没有保证。清末民初，西方的照相制版和印刷技术传入中国，解决了上述难题。《古逸丛书》是最早，大量利用照相技术影刻古籍的图书。
图1 《玉篇》1
图2 《玉篇》2
图3 《玉篇》3
图4 《庄子》1
图5 《庄子》2
图6 《庄子》3
图7 《广韵》1
图8 《广韵》2
图9 《广韵》3
《古逸丛书》前期的制作方式有影、覆、集字三种，都离不开照相，只不过介入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古逸丛书》之《影旧钞卷子原本玉篇零卷》，原本为日人柏木探古藏，相传为唐宋间物，柏木秘惜殊甚，承柏木提供照相本，始得刊入《古逸丛书》（图1-3）。“影”本自不必说，即使标明了“覆”本的书，也同样离不开照相。黎庶昌《古逸丛书序目》《覆宋本庄子注疏》（注：目录“覆”误作“影”）云：“此本为日本新见旗山所藏，字大如钱，作蝴蝶装，仅存十分之五。予见而悦之，以金币为请。新见氏重是先代手泽，不欲售，愿假以西法影照上木，而留其真（图4-6）。”《序目》《覆宋本重修广韵五卷》曰：“此即张氏士俊泽存堂所出之本。……日本町田久成所藏，亦假用西法影照付刻（图7-9）。”黎庶昌在悼念日本刻工木村嘉平的《重修广韵》识语中感叹道：“此宋本《重修广韵》，町田久成所藏。假用西洋印相法，影照寿梓。自来刻书仿宋者，但闻抚摹，不闻影照，今创新法为之，实自此书始矣”（《<古逸>丛书的刊刻及刻工木村嘉平史略》【日本】石田肇撰文，孔繁锡译，张新民校，载《贵州文史丛刊》）。黎氏这里明确指出， 照相技术开创了影宋刻本的新纪元。
黎庶昌、杨守静言及《古逸丛书》时，大多着眼于版本的选择、校勘，以及刻工方面，较少提到照相；但并不影响我们对该书制作中普遍采用照相技术的判断。那一时期的日本，在翻刻（印）旧籍或编制图录时，广泛运用照相技术，且受益匪浅。照相法的功用主要有两点：其一，通过照相将底本图像复制到相纸上，替代底本，消除了珍贵典籍覆纸影写时可能被损坏的风险，从而扩大了底本使用范围。其二，照相底片可翻印多份，供多人同时校改、修版、重新组版、刻字，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古逸丛书》能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完成选目、寻找底本、编辑、校勘、组版、刻字、印刷、装订工作，与采用照相技术是密不可分的。
《古逸丛书》之后，雕版影刻古籍之风经久未熄，但毕竟成本过高，周期太长，且雕版技师后继乏人，很快沦为仅具象征性的产业。化学感光制成石版直接印刷，省去雕版环节，成为翻印古籍的主流。中国最早采用石印印书的出版机构，为1879年创办于上海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创办者为英国商人美查（1841—1908）。点石斋首先以照相缩印技术大量翻印木刻古籍，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盈利甚巨。书商见影印古籍获利之巨且易，两年之后（1881），粤商徐鸿复、徐润开设了同文书局，购备石印机12架，雇用职工500名，专事翻印古籍善本，《殿本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通鉴辑览》《子史精华》《快雪堂法书》等书尤其著者。此后，各地以石印法影印销售古籍的中小型书商坊肆，更是纷至沓来，争相效尤。
民国以来，利用照相石印将古籍影印做大做强的，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目光长远，延揽人才，注重营造企业品牌，终成大器。负责商务古籍影印业务的张元济先生，不仅是饱学之士，还很有经营头脑，他在影印选题的策划方面，以系统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强，附加值高的丛书为抓手，很快便打开了局面。1919年，《续古逸丛书》开始出版后，又陆续推出了大型影印古籍《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无论选题还是印制的质量，商务印书馆的产品均远超点石斋至同文书局之辈。
然而，上述影印古籍本质上并未脱离影刻的窠臼，只是借助先进的照相石印技术，对传统影刻的某些环节作了改良而已。
清末民初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现代古籍影印的理念尚未成形，石印与雕版印刷和铅印的区别，仅仅是制版工艺不同而已，面对的读者群，以及读者对书的要求基本相同。例如《四部丛刊》，就是借助先进的照相石印技术，对传统的影刻工艺进行改良：照相取代了描摹，晒版取代了雕版。一台标准的石印制版照相机，一次可以拍照8个古籍筒子叶，经过修版，即可晒版印刷，将传统影刻成书的时间，缩短了何止十倍。
影印古籍不但出书周期短，而且可以随意缩小原书的尺寸，降低成本及定价，有利于商业盈利。这一点，《四部丛刊》尤为明显。先说出书之快捷。《四部丛刊刊成记》说：“《四部丛刊》（初编）始于己未（1919年），越今乃溃于成。为书三百二十三部（二十四史不在内），都八千五百四十八卷（四种无卷数），二千一百册。赖新法影印之便，如此巨帙，煞青之期，仅费四年，诚艺林之快事”。对比同一时期中华书局的铅印本《四部备要》，全书收古籍351种，11305卷，成书2500册，自1920年启动至1936年完工，历时16年，是《丛刊》初编的四倍。再看缩小尺寸的便利。《四部丛刊启》说：“雕版之书，卷帙浩繁，藏之充栋，载之专车，平时翻阅，亦屡烦乎转换。此则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叶，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庋藏，字大则能悦目”。《丛刊》将开本缩小至32开，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线装书不便存放和阅览的问题，同时也降低了成本和定价。《丛刊》开工不久便对外预售，第一次印刷1000部，连史纸300部，分四次付款，每次150元；毛边纸700部，分四次付款，每次120元。不出一年，即告售罄，故加印了500部。如此大部头的影印古籍，四年竣工即售出1000部，并全额回款。影印古籍盈利之状况，可见一斑。
图10 《四部丛刊》《严氏家训》1 纸白字黑
图11 《四部丛刊》《严氏家训》2 纸白字黑
图12 宋本《南齐书》纸张纤维明显
图13 宋本《南齐书》书叶污渍
图14 宋本《史记》破损
图15 天一阁藏《明史稿》涂抹修改
图16 宋本《记纂渊海》残破后修复
图17 宋端平刻本《楚辞集注》残缺后托裱补写修复
图18 《老子道德经》彩图
图19 《老子道德经》灰度图，仍可显示原貌大部分特色
图20 宣统元年 神州国光社铜版印刷《黃石齋書王忠文祠記》
图21 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珂罗版印《宋人画册》
图22 民国十四年文明书局珂罗版印《明拓漢史晨後碑》
说《四部丛刊》等影印书与影刻本质上一样，主要指二者在物理形态及制作方法上趋于一致：首先，二者都是白纸黑字，叶面干净疏朗，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阅读习惯（图10-11）。其次，制作时二者都要对原书残缺文字进行修补，使其完整。总体上看，二者均为纸墨分离的产物，即新印之书仅保留原书文字、版框等墨迹；纸上的其他信息，如污渍、破损与修复的痕迹等，均予去除。要做到纸墨分离，影刻相对容易，描摹雕版只取文字、版框等，然后刷印到白纸上，干净利落。影印则需要在照相时去除原书的底色，再经过复杂的“描润”修版，才能达到纸白字黑的效果。
既然有“纸墨分离”，就有“纸墨一体”。所谓纸墨一体，是指影印古籍时，将叶面上所有可见信息完整的复制过来，包括原书纸张变黄、污损、残破、修复、剜改、描修等痕迹（图12-17）。一言以蔽之，就是保留古籍的现存面貌。显而易见，纸墨一体的影印古籍，保存了原书面世以后的历史变迁，对研究古代纸、墨在不同地区和庋藏条件下的状况，修复，以及版本鉴定诸方面，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
纸墨一体图像是彩色模式，彩色印刷可以印制出仿真度很高的影印图书。为降低成本，也可采用灰度模式印刷，效果尚佳（图18-19）。清末、民国时期，彩色印刷造价极高，多用于高档绘画图册。铜版或珂罗版灰度模式印刷，在当时的条件下，影印大部头古籍也负担不起。所以那一时期，铜版、珂罗版一般用来印制书画、碑帖作品（图20-22）。
图23 《毛诗》彩色图像，文字可辨
图24 《毛诗》去除底色后， 墨色浅的文字笔划消失了
图25 宋本《东家杂记》彩图，字迹清晰可辨
图26 《东家杂记》去底色后，底色深的文字糊了
图27 宋端平刻本《楚辞集注》彩图，修复痕迹明显
图28 宋端平刻本《楚辞集注》去除底底色后，修复痕迹和版本特征均消失了
综上所述，早期的影印古籍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去除底色的仿影刻图书，如《四部丛刊》等。第二种是保留原书叶面所有或大部分信息的图书，如近年来出版的彩色古籍图录及灰度印刷的古籍。第一种的图像模式是“位图”，没有层次，在去除底色的过程中会产生“虹吸”效应：笔画少，墨色浅的文字会更浅，甚至消失（图23-24）；笔画多，墨色或底色深的，文字会糊成一团，不可辨认（图25-26）。为此，当年印制《四部丛刊》时，张元济先生严把底本关，品相太差的一律不用；还制定了详细的描润、修版规则，组织了大量专业人员参与其中，并将残缺文字补齐，附上校勘记。张元济先生的做法，最大限度的弥补了去除底色工艺的缺陷。然而，近几十年来不少此类图书，去除底色后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不少影印古籍的文字辨识率大幅降低，根本起不到“化身千百”，替代原书的作用；一些珍贵版本书叶上的版本特征不复存在，版本鉴定的功能也就消失了（图27-28）。因此，我们不要为了叶面“干净、漂亮”或其他原因，去除原书的底色，应该采用灰度模式印刷。对那些版本价值很高的珍贵古籍，要彩色印制，使其自身的价值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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