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三经注疏》包括十三部儒家经典的经文、古注、音义、疏文。这十三部经典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儒家的主要经典已包括在内了。这十三部经典在传授过程中曾经产生过多家注释解说，其中大部分失传。保存下来的古注有：《周易》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汉孔安国注（据考是魏晋时人的伪作，却有较高的水平），《毛诗》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周礼》汉郑玄注，《仪礼》汉郑玄注，《礼记》汉郑玄注，《春秋左传》晋杜预注，《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春秋穀梁传》晋范宁集解，《论语》魏何晏集解，《孟子》汉赵岐注，《孝经》唐玄宗注，《尔雅》晋郭璞注。其主体部分是汉晋间人注。这些注有的不是汉人的旧注，但也吸收了汉人的旧说。相对于宋元人的注，这一批旧注被称为“古注”。经文古奥，后人理解困难，往往首先求助于这些古注，原因是前人认为这些古注“去古未远”，有较大的可靠性。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对于经文和古注又逐步产生了更为详尽的疏解，这些对经文和古注的疏解称为“义疏”，在南北朝时期比较发达。到了唐代，孔颖达等奉敕撰定了“五经义疏”，由于是朝廷主持，所以称“五经正义”。这五部书是《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另有唐代贾公彦撰《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北宋邢昺又奉敕撰定《论语疏》《尔雅疏》《孝经疏》，另有托名孙奭撰的《孟子疏》。总的看来，唐人的疏是总结南北朝至隋的疏而成的，而宋人邢昺的疏又是总结唐人的疏而成的，都有更早的来源和依据。《孟子》原来不在“经书”行列，至北宋末才由王安石推动正式加入经书行列，北宋徽宗时成都的石经加入《孟子》，第一次出现了成套的“十三经”。唐宋人的疏最初的文本形式是经文、古注不全列，只在每条疏文开头冠以起讫语“某某至某某”，如《关雎》首节疏，先说“关关至好逑”，然后再作疏，《关雎》的正文省略。历史上称这种只有疏文的文本为“单疏本”。
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解经的方式叫“音义”，主要是为疑难字注音、释义。注音用反切，或直音。这种“音义”大概是受佛经的音义影响发展起来的，对于诵读经典有很大帮助。现存的佛经当中有大量音义，还有人专门汇集为《一切经音义》，如唐代释玄应、释慧琳都有《一切经音义》。儒家经典的音义到隋朝由陆德明撰定为《经典释文》一书，可以说集音义之大成，不仅包括当时确定的儒家经典的音义，还包括《老子》《庄子》两部道家经典的音义。《经典释文》不仅保存了大量汉魏六朝至隋代的注音、释义，还保存了经文、古注在不同文本的异文，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尔雅》《孟子》有宋人的“音义”，也值得重视，尤其是孙奭《孟子音义》弥补了音义系统的缺项，到清代受到重视。后人又把“音义”叫作“释文”，是因为大部分经典的音义见于《经典释文》。
总的看来，“十三经”的经文、古注、释文、疏这四大组成部分到北宋都已形成。宋人对于儒家经书又有新的注释，尤其是程朱系统的注释，后来形成了《五经四书》。注释完全是一种新的面貌，这当中借鉴吸收了注疏，但有许多新的见解。《五经四书》的注释为：宋朱熹《周易本义》、宋蔡沈《书集传》、宋朱熹《诗集传》、元陈澔《礼记集说》、宋胡安国《春秋传》、宋朱熹《论语集注》、宋朱熹《孟子集注》、宋朱熹《大学章句》、宋朱熹《中庸章句》。《周易》有的还附上程颐的《周易程传》，与朱子《本义》合为“传义”。南宋以来，到清代，一直非常流行，逐步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南宋以来学习儒学的，大都以朱熹等人注释的《五经四书》为依据，汉唐人的注疏则被称为“古学”。
“单疏本”由于经文、古注不全，阅读不方便，到南宋初年出现了补齐经文、古注的经、注、疏合刻本，就是后来称为“注疏”的文本。刊刻者主要是南宋初年绍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传世的《礼记正义》有当时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的福州人黄唐的跋语，十分重要：“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黄唐说得很清楚，合刻是为了阅读方便。这个系统的本子经文是半页八行，字比较大，称“八行本”。现存的宋刻八行本有《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其中《春秋左传正义》是绍兴府地方刊刻的，不过是同一格式，显然是配套的。《毛诗》八行刻本未见流传，但杨守敬从日本访得室町时代钞本残卷五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了经注疏合刻本以后，北宋时曾经刊刻过的单疏本，南宋仍有重刻本传世。“单疏本”有刻本或钞本传世的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尔雅》。
二
在南宋福建这一刻书中心，还出现了经文、古注、释文的合刻本，叫“附释文本”或“附释音本”。比较有名的是余仁仲万卷堂刻的《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还有建安王朋甫刻的附释文本《尚书》孔安国注。南宋刊“纂图互注”本，也属于经注释文合刻本。王朋甫本《尚书序》末有牌记云：“五经书肆屡尝刊行矣，然鱼鲁混殽，鲜有能校之者。今得状元陈公讳应行精加点校，参入音释雕开，于后学深有便矣。士夫详察。建安钱塘王朋甫咨。”这显示了《经典释文》的必要性。更进一步，则出现了经文、古注、释文、疏文合刻的本子。这种合刻本有名的是刘叔刚刻的十行本《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等，还有福建魏县尉宅刻的九行本《附释文尚书注疏》。在四川眉山这一刻书中心也出现了《论语注疏》这样的经、注、释文、疏合刻本。
经注疏合刻、经注释文疏合刻，都是为了方便阅读。这一点朱熹在《答应仁仲》一函中论及《仪礼经传通解》时说过：“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引用，文稍异。）事实上，把经文、古注、释文、疏合并起来，很像清代以来的“集解”，这种集解古已有之，《论语》何晏注、《史记》裴骃集解、《汉书》颜师古注都是集解性质的。旧注多了，汇起来方便阅读，这是自然容易想到的。值得注意的是，经文、古注、释文、疏文合为一编，恰恰是“古学”的合本，是在宋人新注之外自成体系的注释。后来的学者讲“经学”时往往以《十三经注疏》为依据，而讲“儒学”或“理学”时一般以《五经四书》为依据，表面看来还是这些书，而实际上注释属于两个阵营。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阮元说过：“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他的立场显然属于“古学”一边。而一般士子读经，事实上绝大多数是从《五经四书》始。明白了这个背景才能明白阮元的话是代表一个流派的，而不是当时人都认可的常识。
清代朴学家讲求“古学”，对“十三经”作了更为深入的注释，这些注释最终凝结成一个系统，称“十三经清人新疏”，包括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等。有的新疏没有做出来，例如《大戴礼记》。当代经学家刘晓东先生用三十年之力完成了《大戴礼记义疏》，其不平凡的贡献就不可孤立地去看了。这些“新疏”显然是对着旧的《十三经注疏》来的，训释有很大进步，但基本路线却是“古学”的发展，依然是站在《五经四书》朱熹等注解的对面的。因此，就经书的注释来说，仍是两个阵营，我们姑且沿用旧的称呼，叫“汉学”“宋学”。《十三经注疏》基本上是“汉学”的代表。
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朝廷组织学者撰定了《御纂七经》，包括《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其大体思路是不专主宋学，而是汉宋兼取，希望汉、宋合流。乾隆间曾下令各省重刊，清中叶以后也有各地重刊本，传世量较大，而读者不一定很多。这条汉宋合流的路子，现在看来没有走通。
用现代的眼光看，总体上说，“汉学”较多地注重训诂名物制度，而“宋学”更多地注重思想，在思维模式和兴趣点上有较大差异，不具备“合流”的学术基础，而是属于“互补”的关系。当然，不能“合流”，却并不意味着不可“兼治”。清代“汉学”代表人物吴派惠栋、皖派戴震，都是主张“汉宋兼治”的。
三
既然《十三经注疏》是“古学”的代表，那么整理研究工作就格外重要。其中“整理”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校勘。
校勘的主要任务当然是确定不同文本之间异文的是非，形成错误较少的文本。唐代颜师古等曾校定“五经”，形成《五经定本》。东汉蔡邕奉朝廷之命刊刻的《熹平石经》，唐代后期刻的《开成石经》（包括经书十二种），都是同等性质的“定本”。为了确定经典的用字，唐代还编成《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郑玄在注解《仪礼》时，曾特别注明今文本、古文本有的字不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五代后蜀曾在成都刻石经，到北宋才刻完，称《蜀石经》，南宋初年晁公武在四川做官，曾用国子监本校蜀石经，发现文字有不同，如《论语》“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蜀石经作“举一隅而示之，而以三隅反”等等。有些是非，一时也不能确定，他就写了《石经考异》，刻在石碑上，立在蜀石经旁，可惜失传了。历史上对儒家经书和古注的校勘工作一直持续不断，取得了丰硕成果。清代初年张尔岐用《开成石经》本《仪礼》校勘当时通行的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注疏》，发现了不少脱文、误字，写成《仪礼监本正误》。他还发现《开成石经》也有错误，写成《仪礼石本误字》。这对顾炎武启发很大。顾炎武还抄写一部带到山西。顾炎武到了西安，看到《开成石经》，于是根据拓本校勘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写成《九经误字》一卷，比张尔岐校勘的范围更大。他在《日知录》中批评北监本“脱误尤甚”，举出《仪礼》五条脱文例子，其中一处脱“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十四个字。顾炎武认为这五条经文可以根据唐石经补上，但是这五条经文的注疏遂不可补，于是他慨叹“秦火未亡，亡于监刻”。
清代对《十三经注疏》进行全面校勘的有乾隆初年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附《考证》。这部《十三经注疏》刊印精美，第一次配齐了“十三经”的经文、古注、释文、疏文四大项内容。每卷之后附有“考证”，也就是校勘记，讨论了一些文字异同是非问题。乾隆中后期修《四库全书》，其中的《十三经注疏》用武英殿本誊录，但又根据旧本作了校勘，进一步增补了“考证”，从而比殿本又有所进步。嘉庆年间阮元在江西作巡抚，根据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重新刻了一套《十三经注疏》，每卷附有更详细的《校勘记》，历史上称“南昌府学本”、“南昌本”或“阮元本”。这个版本由于不少著名学者先后参加了校勘工作，因而受到广泛重视。正如光绪十三年俞樾为点石斋石印本阮刻《十三经注疏》所作的序指出的：“阮文达之为《校勘记》，罗列诸家异同，使人读一本如遍读各本。”直到现在，“阮元本”都是权威版本，是学者最常用的版本，阮本各种形式的重印本难以统计。
但是，阮元本并不完善，例如人们比较看重的他的《校勘记》就存在一些缺点。前面说的《日知录》批评万历北监本《仪礼》脱文的话，被《四库全书总目》中《仪礼注疏》的提要直接引用，阮元把这一篇《仪礼注疏提要》刻在南昌本卷首，这样世人都知道北监本《仪礼》不精不善了。直到现在学术界仍然这样说：“有的确实未经很好校勘，如北监本的《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之类。”（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可是在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正文中，却没有指出北监本《仪礼注疏》的那五段脱文，而是仅仅指出明末毛晋汲古阁本脱去那五段文字。汲古阁本比北监本晚，并且是从北监本来的，那么汲古阁本的脱文当然是从北监本来的，单单指出“毛本脱”是不得其根源的。我们进一步校勘北监本之前的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中的《仪礼注疏》，发现也同样脱那五段文字，比李元阳本更早的明嘉靖间陈凤梧刻本《仪礼注疏》也同样没有这五段文字。因此，阮元校勘记固然不到位，顾炎武批评北监本也同样没有得到脱误的根源。进一步查对清代汪士钟影刻宋本《仪礼疏》单疏本，我们发现其中没有这五段经文的疏，就是说唐代贾公彦并没有为这五段经文作疏。顾炎武认为失去这五段经文及注疏，是北监本的责任，因而慨叹“秦火未亡，亡于监刻”，同样也没弄清脱误的根由。因为这五段经文当初贾公彦没有作疏，因此也谈不上“亡”。我们上面说过，“单疏本”没有经文、古注。南宋初在单疏本基础上补足了经文、古注。很可能明中期陈凤梧合刻《仪礼》经文、古注、疏文时，因为这五段经文没有疏，导致添足经文时漏添了。如果我们不把各个版本对校过，这些问题就弄不清楚，就会得出错误结论。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校勘的任务除了发现并改正错误之外，还有两个功能：一是评判版本优劣，二是梳理版本源流。
上面说的陈凤梧本、李元阳本、北监本，都是阮元见过并且校过的，却没有把脱文情况反映在《校勘记》中。还有单疏本，阮元也用了，对于这些疏文根本不存在的事实，阮元也没有在《校勘记》中说明。这都是“漏校”。这样做的结果是误导读者认为毛本极劣。其实顾炎武也误导了读者，使读者认为北监本极劣。这都不是确切的答案。除了“漏校”之外，还有些古本阮元当时没见到，例如《周易正义》单疏本，《周易注疏》八行本，《尚书注疏》单疏本、八行本、宋魏县尉宅本、蒙古平水本，《礼记正义》八行本，《论语注疏》蜀刻十卷本，《孟子注疏解经》八行本等，从而限制了校勘质量。这是古本。离阮元时代较近的乾隆武英殿本，阮元可能不太重视，没有校勘，因而没有很好地汲取其长处。例如《周礼注疏》卷二十八《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一节下疏文“掌其戒令赏罚”下，阮元本有小字注：“原本实缺七格。”这七个字南宋八行本、清乾隆武英殿本作“则是于军因为师”。阮元根据的底本没有这七个字，他也添不上，但是武英殿本已经根据《州长》注推测出来，并且补上了。殿本补的这七个字和南宋八行本吻合，而且被后来的孙诒让《周礼正义》采纳（参日本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十分可贵。阮元没有见过南宋八行本，是客观困难，但是武英殿本近在咫尺，却没有一校，导致这七个字无法校补，而仅仅注出原本“缺七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直到今天，乾隆武英殿刻本也很少引起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重视。鉴于这些原因，《十三经注疏》的校勘工作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这是规划《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学术理由。
阮元的《校勘记》先有单刻本，后来附在他刻的南昌本《十三经注疏》每卷之后，才成为通行本。乾隆武英殿本的“考证”也附在殿本《十三经注疏》之后。我们的《汇校》也同样要附在《十三经注疏》的正文之后，才方便做汇校工作，方便读者使用。那么，哪个版本适合作我们的底本呢？
适合作底本的版本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十三种书俱全。二、经、注、释文、疏俱全。三、错字少。四、版印清晰。历史上具备这四个条件的版本并不多。南宋刊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传于今天的都只有几种。元刊明修十行本缺少《仪礼注疏》，并且一半书版为明朝补刻，补刻的部分错字较多，并且有的书页有墨块缺字，印刷也多有漫漶。嘉靖李元阳本来自元刊明修本，缺字大都没补上，印本不佳。这些都不适合作底本。北监本补上了部分缺字，十三部书俱全，文字规范，错字也比以往的版本少，印本整齐清晰，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官版。比北监本晚的汲古阁本因为校勘不精，受到学术界批评，所以也不适合作底本。乾隆武英殿本是在北监本基础上校刻的，改正了一些错误，增加了“考证”，补足了“音义”（主要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四种），《周易注疏》的《释文》也散入了正文，事实上是历史上第一次形成经、注、疏、释文俱全的本子，并且也是第一次为全部经、注、疏、释文加了句读（用小圈加了断句标点）。殿本的断句基本准确，偶有失误，往往只是疏忽所致，容易发现。这个本子刻印精良，也适合影印。从这些优势看，殿本很适合作底本。遗憾的是，殿本校刊时，对原书作了编辑工作。比如把解释篇名（如《尧典》）的疏文移到各经卷首，再比如合并了大量注文的疏，同时删去了大部分疏文前头带有提示性的起讫语“某某至某某正义曰”。有的地方因为删去起讫语，造成疏文眉目段落不清，因而乾隆殿本的整理者又重新增加了某些提示语（基本格式是“某某某某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十三经注疏》的面貌，这在校勘学上是不提倡的。其后的《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荟要》本完全沿用了这一格式。这样，殿本作为底本就不合适了。剩下的只有北监本、阮元本。阮元本十分常见，并且每卷附有“校勘记”，我们如用作底本，就不能删去阮氏“校勘记”，否则不是完整的阮本。如果保留阮氏校勘记，那么要把“汇校”附在阮氏校勘记之后，大有叠床架屋之病。况且，我们的“汇校”本来是针对阮元的校记不完善而来的，“汇校”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往往是针对阮元的，如此就难以避免“同室操戈”的麻烦。所以阮本作底本也有不方便之处。不得已，只有选用万历北监本作底本了。
万历北监本的长处是规规矩矩，经、注、释文、疏的排列格式沿用了南宋福建十行本的旧式，与元刊明修本、李元阳本、汲古阁本、阮元本一致，容易相互比对。再就是北监本十三部书完整，比在它之前的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阳本，用字更加规范，讹误有所减少；比它之后的汲古阁本，误字也要少，因而选作底本具备基本条件。
当然北监本也有不完美处，那就是《论语》《孟子》《孝经》无音义，《尔雅》用的不是陆德明《释文》，而是宋人的《尔雅音》，《周易注疏》的《释文》没散入正文，而是独立附于《注疏》之后。这种格式元刊明修本、李元阳本、汲古阁本、阮元本也都如此。补救的方法是，影印北监本时，把陆德明的《论语》《孝经》《尔雅》音义以及孙奭的《孟子音义》整体附在各经之后。这是不得已的办法。殿本的句读是重要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在影印北监本时，把殿本的句读移到北监本上，供读者参考，同时也避免我们作校勘记时摘句破句（这种情况在山井鼎《考文》、浦镗《正字》中都有发生）。至于殿本句读偶有脱漏（应加而没加）、错误，我们不予改正，以示谨慎，并取信于人。如果我们作了改订，一是不能尽改，二是不能避免新错误，三是改的地方不能处处都加说明，如此反不如保持原貌。
我们的《汇校》的基本面貌大体明白了：《十三经注疏》正文全部影印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未经崇祯、康熙修版），外加乾隆殿本的句读。每卷影印的监本之后，附有排印的《汇校》。《汇校》除列出各本异文之外，还要把前人的校勘成果，例如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顾炎武《九经误字》、山井鼎《考文》、殿本《考证》、浦镗《正字》、《四库全书考证》、岳本《考证》、卢文弨《拾补》、阮元《校勘记》（包括二本：甲文选楼本、乙南昌府学本）、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等，摘附各条之下，供读者参考。
前面说过，《十三经注疏》包括经文、古注、释文、疏文四大项内容。前人在校勘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文、古注、释文方面，而在疏的校勘方面则相对薄弱。由于校勘工作规模很大，初步统计，《十三经注疏》李元阳本、武英殿本都在一万一千页以上。而历史上《十三经注疏》（早期还不到“十三经”）的版本至少有南宋刻单疏本、南宋刻八行本、南宋刻十行本、元刻明修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明崇祯毛晋汲古阁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清嘉庆阮元刻本等十个系统。此外还有单刻的本子。约略计之，总共不下十万页。全部只校一遍事实上校不干净，还必须二校、三校。校三遍，就是三
十万页。再加上唐石经（无注）本、宋元时期的经注本、经注释文本等版本系统，工作量进一步加大。这一工作的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
先秦两汉出土简帛、汉魏石经残片、敦煌西陲写卷，探源考异之所必资，号称专门，硕果累累，今于唐人写本仅取单疏，石经仅取开成、后蜀二种，其余请参考诸家成果。
《十三经注疏汇校》具有以下功用：一、有利于进一步考证文本的是非，改正错误，整理出错误较少的《十三经注疏》通行读本。二、有利于借助异文，考察历史上《十三经注疏》各个版本之间复杂的流变关系。三、有利于评价历史上作为重大文化活动的刊刻《十三经注疏》工程的功与过。实际情况是：即使评价不高的汲古阁本，也往往有胜于他本处（我们发现《尚书注疏》毛本与十行本、李元阳本、北监本不同的文字，有时与宋魏县尉宅本同）。这些先贤的努力和贡献，哪怕是一字一句，也不应当埋没。而不通过仔细全面的校勘，这些学术问题是不可能给出答案的，因为北监本、汲古阁本等都没有交代更多的校勘细节。四、《十三经注疏》各本的异文，有不少是异体字、俗体字、讹体字、避讳字，这些异文也许在经学家看来无助于经义的考证和理解，但对于考察宋元明清时期经典文本的用字状况却有一定的帮助。因此，《汇校》不仅对经学、经学史研究有直接帮助，而且在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出版史等方面也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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