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胶东半岛的县市（不算区）当中，海阳算是设立相对较晚的一个。在明代和清代前期，海阳大部属登州府莱阳县管理，滨海一隅为大嵩卫辖区，一直到了清雍正年间，海阳才单独建县。
关于海阳建县的原因，《清实录》和《海阳县志》中都有记载，大致原因是当时奉命东巡的河东总督王士俊认为，承平时期，胶东沿海的威海、成山、靖海、大嵩等四卫已经失去了过去存在的意义，尤其是大嵩卫毗邻的莱阳县，地域广阔，管理不便，建议以大嵩卫城为县治，设立新县，以此为两便之举。
清廷准其奏，雍正皇帝取黄海之阳的寓意，为这个新设立的县赐名海阳，这就是海阳县建立的由来。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没有计算机查重系统，一时之间也没有人提醒雍正皇帝，其实在广东的南海边（属于潮州），已经有了一个海阳县，因此，从雍正到清末，山东的海阳县和广东的海阳县长期并存，一直到了民国初年，电报邮政逐渐发达，重名县之间容易混淆，这时，广东的海阳县更名为潮安县，而山东的海阳延续至今。
不过，本文叙述的年代为清代，为避免混淆，还是以登州府海阳县作为标题。
众所周知，成立一个新的区划，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事问题，即原来的人员怎么安排，新任的官员从哪里选派？登州府海阳县设立之初，谁是首任知县？这也是一个很引人关注的话题。
乾隆年间，登州府海阳县建立的时间还不长，那时修撰的《海阳县志》中，只记载了三位知县的名字，他们分别是费元衡、高晋、包桂。其中，费元衡实际上是雍正末年的莱阳知县，雍正十二年底，朝廷就已经决定设立海阳县，但一时还没有派出新知县，费元衡就以莱阳知县的身份，署理海阳县事，作为正式交接前的一个过渡。
费元衡署理海阳知县大概半年之后，朝廷新选派的海阳知县走马上任，他的名字叫做高晋，此前为山东泗水县知县。
根据《海阳县志》的记载，高晋到任的时间是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八日，此时已经是秋末冬初，并不是一个适合外出活动的季节。但建县之初百废待兴，尤其是与莱阳县勘界等工作需要马上推进。因此，高晋下车伊始，便亲力亲为，相当勤政，后世对他也评价相当高，从实际效果来看，清廷也的确给海阳物色了一个不错的人选。
从档案上来看，高晋为汉军镶黄旗人，籍贯为奉天。但在民间传言当中，他与海阳却有很深渊源。除了是海阳首任知县外，相传他与海阳有名的徽村高姓有同宗，也就是说，高晋的祖籍就在海阳。（《海阳县续志》称：“传闻晋与本处徽村高氏为同族”。）
按照清代制度，地方官实行原籍回避制度，即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为官。高晋祖籍为海阳，为何会派到海阳为知县？
对此，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高晋先祖的确与徽村高姓同宗，但迁到关外时，尚无海阳县，原籍记载为莱阳县，而高晋沿用原籍莱阳，因此到海阳任职无需回避；还有一种解释是，高晋与徽村高姓同宗属于讹传，根本不存在回避问题。
根据《八旗满洲始祖通谱》记载，高晋的先祖名为高名选，镶黄旗人，世居辽阳，国初来归，原隶包衣。而在清初，汉人投旗的情况并不鲜见，但如果是胶东移民，大多会记载原籍信息。这段族谱中只提到高晋的先祖世居辽阳，为未提到海阳或莱阳为原籍。
且乾隆版的《海阳县志》并未提及高晋籍贯，《续志》为光绪年间修撰，年代已经久远，且原文也有“传闻”二字，不敢肯定，因此高晋原籍为海阳之事，只能暂且存疑。
不管原籍是否海阳，高晋出生时，其家族入旗已经历了四五代人，成为皇室比较信赖的群体。因此，这一家族的仕途也都比较通畅，高晋的父亲高述明曾任凉州总兵，伯父高斌官至大学士。而高晋自己，以恩荫监生的身份踏入仕途，任泗水县知县。登州府海阳县设立之后，他被选中，成为首任县令。
在清代实行的“冲繁疲难”地方评级制度当中，海阳县被定为“简”，相应的，当地知县也并非要缺，通常难有较大的仕途。但首任知县需要在草创之时操持局面，责任重大，显示出的是朝廷的信任。因此，高晋从泗水县调任海阳县，虽然表面看起来没有升迁，但也算是一种历练了。
在海阳知县的位置上，高晋兢兢业业干了三年时间，等到了提拔的机会。根据清史稿记载，乾隆四年，他离开海阳县之后，一路扶摇直上，历任陕西邠州府知府、安徽布政使兼江宁织造等职，等到乾隆二十年，他已经官居安徽巡抚，成为地方大员。
此后，他没有停止升迁的脚步，乾隆二十六年，他升任江南河道总督；二十七年，授内大臣；二十八年，加太子太傅；三十年，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进入封疆重臣的行列。乾隆三十六年，他以两江总督本官，兼署漕运总督，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显赫一时。
官位虽然越来越高，但高晋的口碑一直保持不错，他在河道总督和两江总督任上，都颇有政绩，治理河道名声流传后世。乾隆四十三年，七十二岁的高晋去世，谥号“文端”。
按照这个年纪推算，雍正十三年就任海阳知县时，高晋只有二十八岁，也算是年轻有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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