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是王旷的第二个儿子。永和十一年三月王羲之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无锡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他和许询、支遁等人，开始遍游剡地山水，直到他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
那么，王羲之因何壮年辞官？
几年前，笔者认为：是因为他的性格太过直率、高傲，身上的书卷气太重，很难适应官场的原因。可以说，这些想法均出自清朝的《越中杂识》，这部作品中有一句结论先入为主，直到最近，又读了一些历史资料，才对此事有了更深刻的见解。
说起与王羲之打交道的官场中人，就不得不提起王述了。以前笔者觉得让王羲之“耻居其下”的王述，肯定是个较圆滑的人，而让王述成为王羲之的上司，绝对是一种本末倒置，这才使王羲之心有不甘，最终，选择了告病还乡。
但是，事实却是，王述在当时有着与王羲之一样出名的贤才，其声名丝毫不逊于王羲之。王述母亲去世后，王述在故乡守孝多年，暂代王述作为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仅在王述的母亲发丧时前去拜访了一次，算是走走过场，其后再未造访过王述。
然而，王述却时常邀请王羲之做客，每次都洒扫庭院相候，只是王羲之每次都不赴约罢了，这才让王述对王羲之心怀芥蒂。后来，王述守孝期满，朝廷将其升迁为扬州刺史。会稽正是扬州的辖区，这时，王羲之又做了什么事呢？
他上奏朝廷请求将会稽划分给越州，就是害怕王述会对自己不利，这种“行人失辞”的行为难免会被官场同僚笑话。后来，王述履行公职，前往会稽视察，王羲之又避而不见，只叫下属应对。谁知，属下办事不力，很多接待工作都搞砸了。
王羲之面子上实在过意不去，这才“深感耻之，称病而去”。
所以，我们从这些细节来看，王羲之之所以辞官，并不是因为此人不懂得圆滑，而是根本就不通人情世故，对同僚太过于淡漠。之所以笔者会对王羲之辞官这事有了改观，其实，还是因为两种“认识偏差”的存在。
在这里，识人论事切莫不可像笔者这样，有这样两种“认识偏差”：
其一、容易先入为主，根据《晋书》所载，王述并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圆滑小人。早年王述的上司王导官运亨通，他的属下均对其大拍马屁，只要王导发表言论，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只有王述却面色如常地向王导提出建议，并说：“人非圣贤，怎会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呢？”
为此，王导还夸奖了王述一番。
而且，王述是个颇有能力的官员，关于他的办事能力，《晋书》中仅有短短一句：“莅政清肃，终日无事”。为何说“终日无事”的王述能力出众呢？注意，之所以王述每天无所事事，完全是因为他所在的环境就是莅政清肃，并不能说明他游手好闲。只能说工作相对轻松罢了。
然而，就是因为王羲之做官勤勉的印象在先，所以，难免会错误地认为王述游手好闲。有王羲之“耻居其下”在先，更让人不由得想王述的性格缺陷。
其二、就是不可望文生义，前几年在《越中杂识》中看到的那段记载为：“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上疏争之，多见从纳。尝遗书殷浩，止其北伐；上书谢安，谏其清淡。众皆韪之。后王述为扬州刺吏，羲之耻居其下，谢病归。”
看过《晋书》的朋友都知道，其实，这段完全照搬了王羲之的本传，只是稍有缩减罢了。正因为篇幅被修改，所以，很多关键的细节被省略了，以至于，这段记载的每句话都显得突兀，最终，使读者望文生义，将王羲之的辞官归咎于王述，或王羲之不懂得圆滑的性格。
其实，客观来讲，笔者并没有贬低王羲之的意思，他为民请命敢于直言的性子，的确是廉洁奉公的典型，但是，不通人情世故不懂交流也是他最大的弱点。不圆滑与褊狭有时就是一码事，因不圆滑而不懂变通，因不懂变通而不宽容，因不宽容而褊狭，二者之间有逐级递进的关系。
王羲之与王述虽同朝为官，但是，两人却势同水火。王述之所以会恨王羲之，完全是因为此人不通人情世故，自己好意抛出橄榄枝，却被王羲之当作野草对待。而王羲之之所以“耻居其下”，则是单纯地因为他的“褊狭”罢了。
其实，这两人只要各让一步，例如：王述守孝期间，王羲之抽时间登门拜访，两人促膝长谈一番；或王述走马上任扬州，路过会稽时探望一下这个直脾气的小老弟，或许，这两人则会冰释前嫌。然而，历史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终其二人一生，始终心怀芥蒂，无法释怀。
参考资料：
【《晋书》、《世说新语·赏誉》、《越中杂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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