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湖，来源：唐诗宋词古诗词(ID:tsgsc8)
他出生于1021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有心人将这个日子换算成了阳历，即十二月十八日，也就是说，到2021年12月18日，这位老人就整好满一千岁了。虽然他只存世六十六年，但是其思想、行为，对千百年之后的今人影响，依然深厚。
细数中国历史从古至今，对一个人的功过评价最为两极分化的，唯此公一人。后世梁启超先生曾谓之曰：“旷古完人”，现代学者谓之“毁誉参半的改革大师”……你可能已经猜到了，他就是在北宋积贫积弱局面里积极改革变法，却最终黯然离场的临川先生，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
01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这首小诗流传千年，家喻户晓，是王安石首次出任宰相，着手新政之时所作，这万象更新的气息，不仅是新年即感，也是变法伊始的新气象。
王安石变法中最著名的就是“青苗法”，有点类似我们现代提供给农民的信用贷款；“市易法”则是由政府直接收售物资，参与交易，以平易市场物价，很像现代国企雏形……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不仅改了祖宗法度，还奇想连篇，他这些想法都太超前了，当世人大多理解不了。用现代目光来看，王安石的头衔还可以多一个：务实的“经济学家”。
王安石的所思所想已然超越了时代，也受制于时代。虽然是为国家生利，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但是儒家思想下，文人谈理财是可耻的，因此反对声音巨大，保守派以司马光为首，还有我们都知道的苏轼苏辙，但最初，苏轼兄弟是赞成变法的，只是后来发觉王安石与他们想法有差异，或许更确切地说，苏轼是温和改良派，讲求稳健，他认为王安石大刀阔斧，殚精竭虑虽可敬，但步子跨得太大、走得太快，容易扯得到处生疼，反而影响民生。
神宗在位十八年间，对王安石非常器重和尊重，君臣同心，推行变法，成就中国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相互欣赏、充分信任的君臣关系，虽然迫于压力，一度罢相，但是对王安石的关心丝毫未减。他深知，换个人到王安石的位置上搞变法，也未必有王安石干得好，只不过做实事的人被千万只眼睛盯着看，容易被挑错和指摘。
在中国历史上，改革变法者历来下场都不太好，前有商鞅，后有张居正，到近代戊戌变法亦是如此。王安石还算有善终，死后赠太傅，谥号文，牌位曾配享神宗庙，后又配享孔庙，成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政治的变迁，大宋成了南宋，宋高宗想甩锅找个替罪羊时，追溯、迁怒到王安石变法，不仅将其撤出宗庙，还成了千古罪人，至其身败名裂，差一点就编进了奸臣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虽然政见上针锋相对，一个是“拗相公”（民间给的绰号），一个是“司马牛”（苏轼给取的），都是倔脾气，但为人原则上没有不同，轮番上台并不对政敌落井下石。王安石默然去世后，情形非常惨淡，因已失势，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司马光站出来提议赠太傅，这是朝廷给予的极大肯定和荣誉，撰写这个文件的，正是苏轼，苏轼充分肯定了王安石是个“能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才，是个能改变风俗的伟大人物。”
苏轼在“乌台诗案”性命堪忧时，王安石也曾出手相救。旧党上台，苏轼返回朝廷途中折道金陵，看望这位曾经的老宰相，王安石骑了他那头众所熟知的小毛驴前来岸边迎候，苏轼穿着一身布衣而来，为自己身着便装见大人而致歉，王安石哈哈大笑：“世间礼法岂为我辈所设？”两人互相敬重对方人品，也欣赏对方诗文，共游山水多日，饮酒唱和，成为一段佳话。
如今看来，这一届大人物都是忠心为国为民，不掺杂个人恩怨，一派君子之风，又都是那么才华横溢，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千秋功过，我等亦难以轻论，但不可否认王安石是一代杰出大才，必有后人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闪光点——
02
《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宋仁宗皇祐二年夏天（1050年），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返回江西临川故里，途径杭州时写下此诗。这时他三十岁，眼界已是在“最高层”来俯瞰世界，这种全局观使其胸怀广阔，有雄心壮志干一番大事。
王安石二十岁进士及第，中第四名，好友曾巩从欧阳修处得知王安石本是状元，上呈仁宗御览时，仁宗对文风刚硬的文章不甚喜欢，因此和第四名对调了。王安石根本没把这当回事，终生不曾宣扬，他的关注力，都在做实事上，甚至不在乎官级。他二十岁中进士，三十岁还在做县令，并不是没有进京做官的机会，只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理由都是：还未安葬家父回乡；上有老祖母要奉养，不便远行；家里兄弟姊妹人口多，京城生活成本太高……这些理由的确很充分，另一方面，他第一任官衔曾是一个闲职，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而进京做的文职官也一样是无法施展心中的抱负，因此他宁愿去最基层做一方父母官，放开手脚实施他思想的“试验田”。
就在这任鄞县知县期间，他按心中设想做了几件实事：兴修水利、预演青苗法、兴办学校。换成现代方式看，他主抓了三件大事：基建、金融、教育。这个不寻常的县令吃苦耐劳，干得风生水起，把自己管辖的一方土地治理得井井有条。
任期满后，直到47岁拜相的十七年时间里，王安石数次婉拒朝廷的任命，理由都是家里困难多，婚丧嫁娶等等照顾家族的事务缠身，难以入京赴任。拒绝的次数多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被人误以为沽名钓誉实在有悖内心，在欧阳修的劝说下接受了群牧判官一职。群牧司相当于现代的交通部，当时长官是包拯，同僚有司马光等，都是正人君子，大家相处愉快，这是一段比较闲适的日子，后人笔记中许多王安石只知读书、不修边幅的书呆子趣闻都出自这一时期。
工作轻松、俸禄丰厚的官职是多少人羡慕渴求的，却不是王安石想要的，他要的是做大事而不一定谋大官，因此不断上书请求外放。他始终清楚，大处着眼，必须小处着手，实操起来才能获得真知。
在地方上积累了实干经验后，王安石变法的思想体系逐步成形，神宗即位后召他进京“越次入对”，相谈时政看法，拉开了变法序幕。王安石登上了最高人生舞台一展抱负，一如他年轻时登高望远的雄心万丈。
03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改革变法在风云中落幕，王安石抱憾退居江宁，作了这首梅花诗。冷清的墙角，不畏严寒的梅花独自盛开，暗含幽香，这种孤寒高洁的品行，也是诗人内心的操守。
同一时期还有一首《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杏花本是一种极为普通且有些艳美意味的花，却在王安石笔下有了不寻常的光芒，他把自己的心志咏在其中，也使我们从中领略了他不凡的见识和气度。
作为改革家，古今对王安石看法不一，但作为文学大家，几无异议。王安石对待诗文，与对人对事的态度一样严谨认真。他在二度拜相启程赴京时，有过一首著名小诗《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春风的“绿”字，给整首诗画龙点睛，成了千古传神的一笔，让人暗自叹服。据史载，他当时的手稿流传了下来，这句诗边上圈圈点点有很多字，有“到”、有“过”，凡此等等，推敲程度不输贾岛，最后定了这个“绿”字。这种一字较真是王安石的日常，比如他对南朝诗人谢贞的《春日闲居》不满，认为“风定花犹舞”不符合事物规律，风都停了，花还能在空中舞吗？于是改为“落”字，没有风，花是自然下落的。可惜王安石没有继续往前再进一步思考，不然就没有600年后牛顿什么事了——当然这是说笑。
王安石改了谢贞一个字后，又从南朝王籍《入若耶溪》中找了一句接上，浑然天成：“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流传下来以至于后人早忘了原诗，只记得这一对天衣无缝的佳句了。王安石晚年用这种集句的方式作了不少集句诗，非常巧思。现代网络上也有各种脑洞大开的古诗拼接，但今人还可求助电脑程序而古人全凭学识积累，没有渊博的学问功底，绝无可能信手拈来，又恰到好处。
04
王安石既品行高洁，又学问深广，他是如何长成的，他的家庭，他的人生初期，对他有怎样的影响？他一路走来，烟火生活里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的？我带着这些问题在史料与诗文中进行了寻找。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21岁进士及第，开始流转各地为官。王安石是王益与第二任妻子吴氏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任妻子早逝，留下两个儿子。吴氏对两个孩子视如己出，后面几年，王安石的四个弟弟三个妹妹相继问世。一大家子相处融洽，给了儿时的王安石很好地孝悌仁义的教育，因此父亲英年早逝后，王安石担负起家庭责任，人口众多，不便于去京城做官也是实情。
母亲吴氏品行端正，知书达理，做事很有主意，对孩子们的学习要求比较严格，父亲王益则和蔼可亲，经常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做游戏，说故事，寓教于乐。这样相对轻松的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积极影响的。
妇孺皆知的一篇古文《伤仲永》，是王安石少年时有感而作，深刻认识到即使有天赋，后天也得努力学习才能发展天赋之后，他更加认真研读大量典籍，并不局限于儒家，而是博采众长，独立思考，形成了他最初的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
王益做了二十几年地方官，直至46岁死在任上，他是个有主见的官员，非常注重民生，也颇有政绩。王安石从小跟着奔波为官的父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体察到了各阶层百姓的生存实况，对他以后的思想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父母一生相守，共处和谐，也给了王安石正面的影响，他23岁与表妹吴氏（母家亲戚）成婚，终生一夫一妻，妻子给他买来妾室也被他退了回去。他们共同养育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也如父亲当年那样疼爱自己的孩子。女儿出嫁后，写信来诉说想家，他回诗安慰：
孙陵西曲岸乌纱，知汝凄凉正忆家。
人世岂能无聚散，亦逢佳节且吹花。
还曾写过古风长诗给两个女儿化解忧思，《寄吴氏女子》（大女儿嫁给了吴安持），《寄蔡氏女子》（二女儿嫁给了蔡卞），诗句充满慈爱深情。在外刚冷的变法宰相，内心竟是如此温情细致的父亲，可亲可敬。
我在文字里读出了一个活生生平实的王安石，荆国公，字介甫，晚岁号半山，儿时小名獾郎。卸去他身上所有的标签，暮年寂寞的半山先生，曾是一往无前的赤子，欢实奔跑的獾郎。
-作者-
一湖，一个热爱诗词的简单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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