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津话别图》说起
《东津话别图》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主讲人名片
刘晓峰，天一阁典藏研究部文博馆员，艺术学博士。长期从事金石书画保管及艺术史研究。曾策划《金石遗音——天一阁藏明清刻石珍拓展》《根深叶茂——天一阁馆藏珍品展》等境内外展览多次；在《新美术》《艺术工作》《中国文化报》《中国文物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十余篇。
海派“三任”与宁波文人交往频繁
“任颐的《东津话别图》揭示了宁波与海派绘画之间的渊源，特别是海派‘三任’与当时以姚燮为代表的宁波文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天一阁典藏研究部文博馆员刘晓峰用一幅画揭开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段如烟往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绘画流派——“海派”。海派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鸦片战争以后，上海由一个滨海小城镇变成了繁华的大都市；二是太平天国攻占浙江之后，大批官员、商人逃往上海避难，带去了大量财物，为海派绘画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踽踽而来，侨居卖画。”清代张鸣珂的这段话，经常被用来证明当时上海对画家的吸引力。
海派一般被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人物是“三熊”与“三任”。“三熊”是张熊、朱熊和任熊；“三任”是任熊、任薰和任颐，来自浙江萧山的同一个家族，任熊是任薰的哥哥，任颐是他们的侄辈。
《东津话别图》中的东津，就是今天宁波的三江口，它是当时宁波通往上海、苏州的重要码头。任颐（字伯年）创作这幅手卷的时间是1868年，该图宽度为34.1厘米，长度为135.8厘米。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
刘晓峰介绍，《东津话别图》可分为三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整幅画的铺垫，画面上有桥梁、绿叶，绿叶掩映下还有一些枯枝。从中可以判断反映的时间是初春，而事情的发生地是在江边。第二部分是作品的核心，也就是话别的场景。里面有五个人物，分为三组，左边应该是任颐，中间三个人物是他的好友，一旁还有一个人物。画面的最后部分是大量的空白，用空白来衬托情感，是中国画中常用的手法。
“再从整体上观察，如果从上到下画一条对角线，可以看到整幅图的构图集中在右下部分，而左上部分是一片空白，这使得话别的场面，既不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也不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达观，倒是添了一种前路漫漫、无奈离别的愁绪。”刘晓峰分析道。
任颐为什么画这幅作品？题跋上写道：“客游甬上，已阅四年，万丈个亭及朵峰诸君子，一见均如旧识。宵篝灯，雨戴笠，琴歌酒赋，探胜寻幽，相赏无虚日……”从中可以获得两个信息：第一，任颐在宁波已经待了四年，这期间他结识了万个亭、陈朵峰、谢廉始等好友，经常探胜寻幽，秉烛夜谈。第二，任颐离开宁波是因为要随叔父任薰去苏州，此时的他29岁，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画家。
画面中的五个人到底是谁？一些文章提到他们分别是任颐、任薰、陈朵峰、万个亭、谢廉始。刘晓峰认为，任薰应该不在其内，虽然题跋中任颐确实提到了这四个人的名字，但是从画面安排来看，显然是不对的。如果任薰在其内，他应该跟任颐站在一边，与宁波的好友话别。而且画面中的最后一个人物，比其他人要矮一点，距离要远一点，推测他应该是某人的书童。
“任颐为什么来宁波？他到过哪些地方？画过哪些关于宁波的画？这就需要研究他的另一幅作品《小浃江话别图》。”刘晓峰说。
同样是话别图，《小浃江话别图》上看不到话别的场景，相反，青绿着色倒使画面呈现出一种热情。任颐在题跋上说：丙寅年春客甬东，同万个亭长游镇西南乡之芦江，卸装数日，适宗叔舜琴偕姚君小复亦来，谈心数天，颇为合意。小复兄邀我过真山馆，盛情款待，出素纸索我做话别图，爰仿唐小李将军法以应，然笔墨疏弱，谅不足当方家一笑也……
于是，我们获得几个新的信息：这是任颐与姚小复首次见面之后的作品，两人谈心数天，颇为合意。任颐与姚小复的结识，应该是通过宗叔舜琴也就是任薰介绍的。这说明任颐来宁波，很可能是投靠任薰。
据史料记载，姚小复是姚燮的第二个儿子姚景夔。姚燮是当时宁波最著名的文人，不仅诗词、骈俪文写得好，还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同时他的画也很好，为人又十分洒脱，喜欢郊游。
任熊流传下来的《姚大梅诗意图册》，共十册，每册有12幅画，都是以姚燮的一两句诗词来创作绘画的。在其中一幅作品后，有任熊的题跋，大意是说：他到宁波来卖画，住在姚燮家里。他非常喜欢姚燮的诗，而姚燮非常喜欢他的画，两人如水乳之交融。闲暇的时候，姚燮就摘了自己的诗句，让他去作画。两个月的时间，画了120幅画，这是一件非常风雅的事。最后任熊感慨道：“一时品辞论艺之乐，若万金莫能易也”，可见当时的愉悦心情。
姚燮也记录了跟任熊的交往。他说，当时任熊到宁波后，住在他家里一年。儿子摘了很多宋元人的诗句，让他去画仕女册，10天就画了16幅，而且画得非常好。
通过这些记载，可见姚燮跟任熊的确交往频繁。刘晓峰仔细梳理后，得出几个结论：姚燮与任熊的交往，是奠定“三任”来宁波的重要基础；虽说海派活跃于上海，但从“三任”的经历来看，宁波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东津话别图》反映的是一个转折时刻，此后，宁波作为活动中心的地位逐渐衰落。
文人审美对海派画家产生重要影响
“三任”与宁波文人的交往，对他们的艺术有怎样的影响呢？最大影响是诗画的彰显。从作品来看，任熊绘有《姚大梅诗意图册》《宋元词句仕女册》。姚燮自己也会摘取一些诗句来进行创作，如《大某山民画中诗册》。
诗画传统古已有之。苏轼曾在《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个观点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苏轼还有一首诗论述“诗画一律”的特点：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提出了一个重要理念，绘画或者作诗，不仅仅是描写对象，还要表达自己的情感。诗与画是一种表现，而不是一种再现。”刘晓峰说。
提倡诗画结合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宋徽宗赵佶，他不仅喜欢藏画，也进行绘画实践，还创造了著名的瘦金体。宋徽宗时代设立了“画学”，相当于今天的美术学院，成绩优异者可以直接进入画院，甚至还有官衔。但进入“画学”并不容易，出的题目一般是诗句，如画一幅作品表现“踏花归去马蹄香”。
任熊、姚燮等人认识到了诗对于绘画创作立意的重要性，他们是如何实践诗画一体的？
为了体现“人醉万花醒”这句诗，任熊画了一个微醺的仕女，置身于花丛中，周边设置了各种奇石，整个画面显得非常娴静，一点俗气都没有。这是他在宁波时画的，人物与周边的花形成了“人醉万花醒”的诗景，让这幅画更多了一层含义。
“春江水暖鸭先知”是人们熟悉的诗句，怎么来表现？姚燮在河里画了两只鸭子，岸上还画了高士与书童，书童手指着鸭子。同时，画面上还有一棵桃树，桃树上有浅浅的几朵桃花，点明这是初春时节。书童与高士的对话，刚好契合了诗句的内容。
“海派画家为什么要追求诗与画的结合？因为诗是文人趣味的一个重要体现，画中有诗意，是文人画与画匠的重要区别。”刘晓峰介绍，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海派画家努力与世俗拉开距离，他们或借助诗，或借助金石，使自己不沦为画匠。这其中，“三任”是佼佼者。而诗歌或者说姚夑等文人的审美品位，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任”的绘画，除了立意外，色彩跟线条也是一流的，他们的绘画风格受陈洪绶影响颇深。观察陈洪绶的《蕉林酌酒图》，可以看到芭蕉、奇石等经常出现的元素。任薰也画过类似的一幅画，他把仕女置于芭蕉的场景里，又画了很多奇石，整个画面显示出高雅之气，与世俗的画风拉开了距离。同样是画芭蕉，任颐在《芭蕉狸猫图》中，体现出了黄色、绿色、深绿色等很多的层次，让我们看到了他驾驭色彩的能力，以及借助色彩来表达情感的能力。
人物的线条表现也是“三任”的重要探索方向。陈洪绶用的线条比较长，使画面形成跌宕起伏感。“三任”在继承陈洪绶线条技巧的基础上，又做了改变和创新。如从任颐的《风尘三侠图》中，可以看出线条多变，以方折居多，人物衣服上的层层皱褶，靠线条的粗细、长短来表现。
怎样鉴赏一幅画？刘晓峰的经验是，首先对画面进行切割，然后抓住它的立意，之后再看笔墨技巧，还要看笔墨技巧是怎样为立意服务的。如果说笔墨是我们用眼睛去捕捉的对象，那么立意使我们的想象力插上了翅膀，从而收获更多的惊喜。“从这个角度而言，欣赏绘画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慰藉。”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此为线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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