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斗”剧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种电视剧体裁，它依托一定的历史史实，运用一定的艺术虚构手法，以某一朝代帝王后宫嫔妃或女官等女性角色为故事主体，以人物情感纠葛或政治权力倾轧为剧情主线。“宫斗”剧虽在以往的历史体裁影视剧中，都多少有所涉及，如《少女慈禧》（香港亚视，1983）、《雍正王朝》（央视，1999）、《大明宫词》（央视，2000）《孝庄秘史》（央视，2002）、《金枝欲孽》（香港无线，2004）等，但作为大陆荧屏的一种新“潮流”，似开端于《美人心计》（2010）。
此后，“宫斗”剧数量即呈“井喷”现象，仅2011年就有《甄嬛传》、《宫锁心玉》、《步步惊心》、《美人天下》等多部宫斗体裁的影视剧问世。此后，《陆贞传奇》、《武媚娘传奇》、《卫子夫》、《芈月传》、《延禧攻略》、《如懿传》等亦不遑多让，亦步亦趋，掀起一轮轮的收视和舆评热潮。
《延禧攻略》今夏大热
在此大背景下，延续曹魏文帝、明帝时期，文帝甄氏、郭氏二后后宫争宠争权的“宫斗”，颇值得探寻其中的隐秘。
一、一篇《哀策文》，题名之误反映出的曹魏“宫斗”
清代著名学者严可均（1762年—1843年）在其纂辑之煌煌巨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三国文》卷10《魏明帝》中，据南朝刘宋时裴松之征引魏晋时人王沈所撰《魏书》记载，辑录有曹魏明帝或亲自，或令有司撰作的一篇《哀策文》。
《军师联盟》中的曹睿
严可均冠以《甄皇后哀策文》之名。然而，严可均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他极有可能望文生义，把《哀策文》哀悼的对象搞错了。现代学者徐公持亦持此文为魏明帝为生母甄氏撰《哀策文》之说。
魏明帝《哀策文》究竟是为谁而撰作的？至少自裴松之之后，至严可均之前，历代学者都没有明确辨析或争辩此问题。从裴松之置此《哀策文》于《三国志·郭皇后传》来看，不难推断，裴氏认为魏明帝此文系为于青龙三年正月去世的魏文帝皇后，明帝即位后尊为皇太后的郭氏所作。历代学者对此均未有异议、争辩，显然是赞成裴说。严可均辑录此文，冠以《甄皇后哀策文》之名，似系自裴氏以来，首次提出魏明帝此文系为其生母甄氏所作者。
《军师联盟》中的甄宓
裴氏等人立论的依据，当即《哀策文》中记载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有关信息。此文记载的时间是青龙三年（235年）三月壬申，而青龙三年正月丁巳，郭太后去世。事由是皇太后梓宫启殡，葬于首阳之西陵。
启殡是中国古代丧礼中之一项仪节，指死者死亡后，至第三天举行大殓，将死者遗体置于棺柩中，在堂下当西阶处挖土成坑（肂，或称之殡宫），置棺柩于其中，谓之停殡。自死亡至停殡及停殡的时间，据死者的身份地位而定。《礼记•王制》记载天子自去世到成殡间隔七天，停殡七个月后再安葬。诸侯是五日、五月，大夫、士、庶人三日，三月。停殡期结束后，将棺柩从殡宫中拉出，举行朝祖（辞别祖先）礼仪后下葬，谓之启殡。
首阳陵是魏文帝曹丕的陵墓名。《哀策文》所说的“首阳之西陵”，是魏文帝曹丕生前确定的自己的后妃随葬于首阳陵涧西之制。魏明帝安葬郭太后，系遵循魏文帝《终制》之有关规定。据上述文献所载，可知《哀策文》中提及的“皇太后”，即指郭氏。这或许也是裴氏立论的主要依据，及历代学者对此问题多无异议和争辩之缘由所在。
《军师联盟》中的郭皇后
严可均提出，此文系魏明帝为其生母甄氏所作，故题此文名曰《甄皇后哀策文》。此处所谓“甄皇后”，虽难免系严氏或《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抄录者或刻印者笔误所致。但若系严氏有意为之，则其中之缘由，颇值得探究。
若此处“甄皇后”非严氏或抄印者笔误，则其立论依据，盖在于严氏认为《哀策文》的有关措辞，与史书记载的相关史实，尤其是《汉晋春秋》所载郭后之死严重不符。
二、“宫斗”牺牲品之一——魏明帝生母甄氏
魏明帝生母甄氏，中山无极（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北）人。建安年间，嫁于袁绍子袁熙。曹操消灭袁绍集团后，甄氏为曹丕掠娶。曹丕初与甄氏夫妻感情深笃，言听计从，甄氏至屡有“专宠”之感。
曹丕和甄宓
然而，曹丕即帝位后，与甄氏感情却逐渐破裂，反目成仇。最终，甄氏于黄初二年（221年）六月被曹丕赐死。甄氏失宠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看，似乎是曹丕移情别恋，他称帝后，娶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郭后、李、阴贵人等也陆续得到曹丕的宠爱，甄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感觉不复存在，难免有怨言。曹丕闻知后，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
实际上，郭后的得宠，和她为专宠固宠，而对甄氏设计的阴谋，制造的种种流言蜚语，可能是导致甄氏被赐死，且后事不得遵循礼制办理的直接原因。对曹丕而言，这些流言蜚语应具有极大的杀伤力。民间历代流传曹植所撰《洛神赋》中的女神，就是甄氏，郭后或许编造出甄氏与曹植私通之类的流言，致使被“绿”的曹丕怒下杀手。以至于曹丕竟罔顾与甄氏多年的夫妻情分，不但对甄氏痛下杀手，将其赐死，而且在她死后，也通过“不获大敛，被发覆面”等方式，继续予以摧折和凌辱。
《洛神赋图》（局部）
甄氏死后，遗体也遭到凌辱，未遵循礼制正常安葬：没有举行大敛礼，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三、“宫斗”牺牲品之二——郭后
通过制造流言蜚语，最终成功诱导曹丕杀甄氏，并于黄初三年受封为皇后的郭氏，是安平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人，她很有智谋，曹丕之所以最终被曹操选为后嗣，即帝位，与郭后的谋略有很大关系。在与甄氏争宠过程中，或许难免凭借“智数”，对甄氏造谗进谮，最终诱使曹丕杀甄氏，自己得以成功上位。
曹丕和郭皇后
在位期间，郭后无论是私德，还是公义，皆不乏可圈可点值得赞许之处，比如孝顺公婆，爱护其她妃嫔，生性俭约，不好音乐等，为她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此时，她似乎可以说是人生赢家了。可惜，她还是不得善终。关键的原因竟然在于，她固然在宫斗中“傲视群雄”，数十年占据皇后、皇太后的宝座，却没有诞育子嗣。
史书记载，曹丕除与甄氏生育曹叡（后来的魏明帝）外，还分别与李贵人、潘淑媛、朱淑媛、仇昭仪、徐姬、苏姬、张姬、宋姬等妃嫔们生育有曹协、曹蕤、曹鉴、曹霖、曹礼、曹邕、曹贡、曹俨诸子。郭后却未曾生育。这似乎是上天在冥冥中给予她肆无忌惮地运用阴谋诡计施害他人的惩罚。而后果，就是在十余年后的将来，付出生命的代价。
甄氏死后，魏文帝命郭后抚养甄氏生育的曹叡。对这个养子，郭后可能还是比较照顾的，至少在史书中没有郭后虐待曹叡的记载。曹叡即位后至郭后去世九年期间内，曹叡对他的这位养母也无不敬之举。而曹丕可能恨屋及乌，久未有立继嗣之举。曹丕最初不选立曹叡，或许与怀疑其是否亲生有关。曹操攻陷冀州的时间，是公元204年八月。而很多史书记载曹叡亦于此年诞生。所以世间一直流传曹叡系甄氏前夫袁熙之子；若甄氏与曹植私情是真，也不排除曹叡系曹植之子。曹丕或许顾及上述因素，迟迟不立太子，不排除曹丕或有待其他子嗣成年后选立的意图。
或许曹丕没有想到自己的死亡来得那么早，黄初七年五月丙辰（公元226年6月28日），魏文帝突然疾病加重。自知不久人世的曹丕鉴于其他诸子年幼，匆遽立曹叡为太子。次日，魏文帝病逝。
《军师联盟》的曹睿
曹叡即位后，对郭后及其家人多有封赐。这虽可视为曹叡对母亲甄氏被赐死后，奉曹丕命抚养自己的郭后感恩回报的表现；但也可能是甄氏被赐死时，尚处于十七、八岁懵懂少年时代的曹叡，对母亲缘何触怒父亲，竟至被父亲赐死等宫闱隐秘的事实和真相，尚缺乏明确的认知和判断；更可能因即位不久，羽翼未丰，对在朝野拥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郭太后，自不便匆遽查索定谳。
曹叡在尊崇郭氏的同时，对甄氏及其家人更是不吝封赐。如谥母亲曰文昭皇后，别立寝庙，对甄氏的娘家人，自己的舅舅们按照亲疏高下，授予不同的官职，赏赐累巨万。
对曹叡种种尊崇生母甄氏的举措，郭后虽或难免不满、忐忑，但曹叡承袭帝位已成事实，郭后即便有改易君主之谋念，恐亦无力回天，只能静观其变。
史书记载，甄氏临死前，托付李夫人照顾她的儿女。曹叡即位后，作为当事人，李夫人应该对曹睿说过当时郭后向曹丕进谗言的种种过往。
随着帝位巩固、羽翼丰满，对生母被谮逼死始终耿耿于怀，备尝自己在风雨飘摇、冷彻骨肌，痛彻心扉、处处充满危机和杀机的宫廷中，只能如蝼蚁般谨小慎微保全身份和性命，费尽心机、历尽艰难始获父亲认可，在父亲临终之际始被立为皇储艰辛的曹叡，积郁已久的愤懑终于爆发，而与郭后摊牌了。
史书记载：曹叡心常怀忿，多次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怒曰：她是你爹下令杀的，你现在来责问我干什么？况且你作为儿子，还能视你早就死去的父亲为仇敌吗？能为了你的生母枉杀我吗？明帝怒，逼杀郭后，并下令按照当年办理甄氏葬礼的规格和仪式，处理郭后的丧事。
曹睿杀郭后
郭后玩弄智数，万般谋计，谮杀甄氏，得以于黄初三年被册封为皇后，至魏明帝青龙三年正月被曹叡逼死，十四年的宫廷尊荣华贵，至此终成黄粱一梦。
文史君说
《哀策文》中的有关措辞，对皇太后的不幸去世可谓哀伤凄惨、情真意切。皇帝因为皇太后的不幸去世，使劲的捶打自己的心口，跺着脚的蹦（古代丧礼中的仪式，谓之“踊”，表示极度的悲痛），大声哭号，仰头看天，向上天倾诉。对皇太后生前的功德，则不吝赞颂，甚至是溢美之辞，将皇太后与舜之二妃、周之三母（指周太王古公亶父、季历、文王三代君王之妻，皆为古代中国贤惠品德女子的象征）相提并论，与之媲美。或许在严氏看来，这些措辞，应是魏明帝对其生母甄氏的痛惜和赞颂，而不应施用于与甄氏因争宠而致其于死地，对魏明帝而言有杀母之仇，最终被魏明帝逼迫致死的郭后。
还有人认为，郭后去世后，魏明帝追谥她为“文德皇后”，是美谥。这应是郭后非魏明帝逼死，而是寿终正寝的证据之一。
结合前文有关论述，不难看出，无论是魏明帝《哀策文》中如何表现皇帝对皇太后的去世伤心欲绝，如何不吝溢美之辞大加褒扬，如何追加郭后“文德”美谥，……其实都是为了掩饰他犯下弑母大逆人伦罪行的遮羞布而已。“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至此，甄、郭二后争宠争权的“宫斗”大戏，随着当事人的陆续谢世，也缓缓地落幕了。
参考文献
1.（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3.（西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4.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5. 白寿彝总主编、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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