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档热映片《我和我的祖国》中，有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相遇》。两个相爱的年轻人，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一生未能在一起。
故事男主的原型就是邓稼先，他带领中国科研人员，攻克重重难题，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妻子许鹿希的眼里，邓稼先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没成年的成年人。
一、贪玩的孩子气
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结婚后，生活得平淡而又幸福。在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子里，邓稼先的孩子气为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当时，夫妻俩住在郊外的一套小公寓里，装修简单，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却布置得十分温馨。
许鹿希工作的地方离家比较远，邓稼先不放心妻子独自回家，一有时间便骑着自行车去接爱人下班。
邓稼先从来闲不住，像个孩子般的精力充沛，十分好动。他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便拉着妻子到处去玩。他们爬山、逛公园、唱京戏，去北海滑冰，在万寿山上眺望昆明湖。
周边好玩的地方，都留下了两人的足迹。
许鹿希性子沉静，不喜欢到处逛，可是邓稼先去哪里，她总是温柔陪伴着。
或许曾经的爱情就是这样，没有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没有动人的甜言蜜语，却把陪伴化成最长情的告白，细水长流，温柔着彼此的岁月。
共同的爱好，让夫妻俩有许多事可以做。
或许是性格都恬淡如菊，两人都喜欢菊花的隐逸和风骨。
有一次颐和园办菊展，邓稼先和妻子拼命赶过去，还是迟了。于是两人各种软磨硬泡，硬是说服了工作人员推迟闭馆，才如愿看到了菊花。
二、幼稚的纯真
婚后，夫妻两如愿迎来了一双儿女。
当爸爸后，邓稼先更是将他的孩子脾性发挥到了极致。
在孩子面前，他不仅喜欢吃妻子的醋，用现在的话说，更是一位女儿奴。
女儿才刚刚学会叫爸爸，他就要女儿叫一声，再叫一声。随着女儿会说的话越来越多，他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不仅要叫“爸爸””，还要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一直要变化到找不出形容词才行。
对于丈夫幼稚的孩子气，许鹿希感到十分无奈，却又甜在心里。
杨绛曾说：“我保住了钱钟书一团孩子气，这是不容易的。”
对于许鹿希来说，也是如此。
在她的眼里：“他虽然当了爸爸，也跟孩子一样，他是永远没成年的成年人。”
许鹿希这么说的时候，嘴里满是嫌弃，眼里却有无限的似水温柔。
邓稼先有孩子气的幼稚纯真，也有孩子的一腔孤勇，一往无前。
这才是他伟大的地方。
从决定为新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那一刻，他早已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将一生奉献给祖国。
站在妻子和儿女的角度来说，邓稼先像个孩子一般任性。但是许鹿希，却也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苦苦等候了二十八年。
离家的那一年，邓稼先三十四岁，许鹿希三十岁，女儿四岁，儿子两岁。
三、不离不弃的守望
正如许鹿希所说，她和邓稼先的爱情，可能是前世的姻缘。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先生，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先后担任北京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大的哲学系教授。
许鹿希的父亲许德衍和太太在北大任职，经常到邓家做客。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常常坐在房子上，看到客人来了就大叫“徐伯伯”的孩子，会成为自己的女婿。
邓稼先担任物理助教时，许鹿希还是他的学生。四年后，许鹿希完成了学业，邓稼先则从美国学成归来。
年轻的他，被称为“娃娃”博士。
后来随着接触的增多，两人互生好感，确定了关系。
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却并不影响婚后的幸福。
分别的二十八年里，许鹿希不知道丈夫在哪里，在做什么，是爱和信任给了她坚持的勇气。
由于受到严重的核辐射伤害，邓稼先快速衰老，还查出了恶性肿瘤。
等到再次见面，邓稼先早已从意气风发的小伙，变成了头发花白，弯腰驼背的小老头了。
即使病魔缠身，邓稼先依旧乐观得像个孩子。
他出院后，硬要拉着许鹿希去地坛庙会吃好吃的，还激动地讲述自己后续的设想。看着妻子愁眉苦脸，他总是温柔乐观的安慰，似乎他得的只是普通的感冒一般。
邓稼先的一生，活得如孩子般乐观豁达，如孩子般纯粹。
正如许鹿希所说：他是永远没成年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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