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都新桥区的虎之门之丘附近有家开了100多年的点心铺“新正堂”，这家店最受欢迎的商品叫做“切腹最中饼”。
用日本人的话说，豆馅破开的样子很像切腹的光景
原本“最中饼”是一种很普通的和果子（传统日式点心），但店家突发奇想搞出了新噱头——新正堂的店址恰好是日本历史上一桩著名“切腹”事件（“忠臣藏事件”）的发生地。
1701年的赤穗义士事件，又称“忠臣藏事件”，是日本戏剧、电影经常改编的故事原型
“切腹”，外人听着心惊肉跳，在日本社会却有特殊含义。“切腹最中饼”很快成了新正堂的热销货，日售超7000个。对于一个最怕给人添麻烦的群体来说，它是十分切题的道歉伴手礼，意思是“反省到想要切腹”。这种日式幽默的表达，半假，半真。
日本传统戏剧表演中出现的切腹仪式
在当代日本社会，没人再用切腹这种荒唐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以它为代表的“耻感文化”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当颜面扫地时用切腹来挽回尊严，是武士传统，代表着“高贵的失败”。而武士们到现在依旧是日本文化中的英雄，这种印象在人们少年时便已形成：做错事，必须要承担对等的责任。更准确地说，要对等的惩罚自己。
《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
2014年，日本的内阁报告显示，80%的日本人赞同死刑，认为“一命换一命”不但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当然，没有一个社会的形象是一成不变的，幕府时代的忠臣藏们和今天读村上春树的日本人，在某种意义上不再是同一群人。单纯用“武士精神”解释日本社会的高自杀率，是不负责任的。在一个更现代的社会里，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主义也许会异化人们的生死观但并非致命，真正点燃它的，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病。
当我们谈论日本社会的压力时，到底在说什么？
这一次，真的要给大家添麻烦了贯穿东京的JR中央线，是日本最繁忙的铁路，也是自杀率最高的一条，高到在社会上形成了潜规则：因搭乘JR遇到人身事故而迟到，只要车站开具证明，就可以被原谅。
最近10年，JR铁路每公里就有4.8人自杀
新闻中的“人身事故”已经成了跳轨自杀的代名词。因为担心被模仿，自杀事件是鲜少被报道的，但跳轨自杀是个例外，因为这种个人选择已经严重影响了公众利益。它是最糟糕的死法，不只自己的身体被撞得四分五裂，而且给别人添了麻烦。
铁路上有一套应急机制，当驾驶员发现意外情况，将启动紧急制动器发出警报，附近所有车辆都将停运
在一个将自律与公德看的极重的社会，这种与社会规范相悖的“自杀常态”构成了社会学研究对象。有一类观点就认为，跳轨对他人造成了极端惨烈、震撼的视觉冲击，是一个失败者对于一个他无力反抗的社会，所能想到最有存在感和破坏力的报复：用自己的身体做一回自己的主。
铁路工作人员在处理人身事故
对于这种“怨念论”，不同的声音认为，在日本社会，应该不会有人故意给别人添麻烦，何况那一瞬间的“快意”报复不只影响了不相干的人，更大的麻烦是给了自己的亲人。
日本铁路有公、私之分，除了像JR这样的国企，其他线路多被私铁承包，另外日本地铁也是由公司经营的。如果选在私铁路段跳轨，铁路公司会向死者家属要求赔偿，光是处理遗体就要花费2、3百万日元。一旦造成列车损坏、车辆晚点，赔偿金额会达到1、2千万日元，家属根本无力承担。
铁路的公私之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JR线自杀率更高
无处可逃的男人们无论是否有“报复社会”的心态作祟，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绝望的人才会选择自杀。而日本人恰恰是对绝望持有“最低标准”的那个群体。
这样的情景是绝望还是日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日本基金会（Nippon Foundation）的数据显示，1/4的日本人曾认真考虑过自杀。札幌医科大学对564名重症自杀企图者进行精神科诊断，结果是19%的人有适应性障碍，这是一种程度不及抑郁症的轻度抑郁状态，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图表中，重度抑郁症是自杀的罪魁祸首，因适应性障碍触发的自杀事件只占3%。日本人对于自杀的心理阈值明显低于世界平均值。换句话说，日本人的精神更紧绷、承受力更差，轻度抑郁就可能让人做出越界的事。
晚高峰的跳轨事件明显增多。很难想象轻生者在工作中经历了什么，也许只是一次失误？（图自公众号tokyomen）
然而抑郁只是轻生者的病理表现，是什么导致这些人抑郁呢？最直观的打击来自财务压力。根据厚生劳动省的人口调查报告，日本在二战后有过三次明显的自杀潮，最近一次发生在1998-2010年间，也是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它的缘起正是那场世界性的亚洲金融危机。
山一证券创立于1897年，日本人将它的破产称为“山一冲击”。它也是日本自杀率陡增的一个节点
1997年，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宣布破产，公司负债总额达到战后空前的35000亿日元，10000多人失业。这只是这场危机在日本病发的开始，危机的影响是漫长而沉重的：1998年的失业率刷新历史记录，从1997年到1998年，自杀率增长35%，这样的高自杀率一直持续到2010年之后才开始下降。
社长野泽正平在谢罪记者会上声泪俱下，一人担下公司经营不善的全部责任
在这次自杀潮中，日本每年的自杀人数都在3万人以上，平均每天有80多人自杀。不同于1952-1960（自杀者集中于15-25岁间）、1983-1987（自杀者集中于35-54岁间）的前两次自杀潮，1998年之后，自杀者大多是55-74岁之间的高龄人口，尤其是40-60岁的男性自杀率在上升。
1998年，男性自杀率的曲线出现了明显爬升（图自WHO）
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在他的非虚构作品《饱食穷民》中，以泡沫经济崩溃前夕为背景，记录了东京一家证券公司普通业务员的生存状态，他把这些人称为“无处可逃的男人”。故事的主角在销售指标和个人债务的夹缝中，出现了精神病理学上的“漫游”症状。这绝不是一个最坏的结局，因为从故事的走向看，他最终没有自杀才是真正的意外。
《饱食穷民》对《日本第一》的时代进行了反思。经济腾飞时的日本精神，为泡沫破碎之后的社会病埋下了伏笔
接近60%的自杀者来自失业群体。对于日本人来说，失业似乎意味着失去一切。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社会，个人身份和多元表达必须服从于集体的功能利益。集体主义是这个社会的向心力，但集体主义也对个体的失败缺乏宽容。
在这个表面一团和气的集体中，同样存在竞争，同样会有人掉队。那些掉队的人，却没能从集体中得到谅解与同情心，这里不缺少“勇担责、不抱怨”的光荣传统，却不存在“人生豪迈，从头再来”的环境和空间。失败者们所感受到的，是一次失败就会被排斥、被孤立。在心理学家看来，被孤立是抑郁症和自杀的头号原因。
在《十三游》中，日本防自杀协会会长张贤德谈及自杀事件与现代社会问题、传统文化的某种联系
“维特效应”如果说抑郁症最可怕之处，在于人们并不掌握它的发病机制，那么，自杀从产生念头到酿成事实，同样充满了未知。在这个过程中，有太多可能的外部刺激，成为那致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人的终结”，是这众多外部刺激中被广泛讨论和研究的一项。死亡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件被忌讳的事，但对于有轻生念头的人却可能充满“诱惑力”。
新小岩车站近年来出现了自杀连锁反应
JR中央线总武线上的新小岩车站被称为“人身事故名所”。2011年，一名女性跳轨直接撞向了通往机场的成田特快列车，第二天就有一名男性效仿者在月台的另一边轻生。从2011年到2018年，类似的事故在新小岩车站重复了47次。
“10年间辛苦攒下的500万日元就这么没了。我没脸见妻子和孩子，只有去新小岩了。谢谢大家。”
—— 一位炒股失败的轻生者生前在网络上的留言
千贺健史是一位日本摄影师，2015年，他的朋友自杀了。从2017年开始，千贺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用文字、图片、数据集结创作了摄影集《自杀潮》，希望藉此廓清日本人自杀的原因：历史根源，媒体的报道方式，以及“维特效应”与传统文化的暗合。
千贺健史和他的摄影作品（图自一条视频）
1774年，歌德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维特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部小说因强烈的时代性引起轰动，也在当时的欧洲引发了一场模仿维特的自杀潮。后世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每次有轰动性的自杀新闻被报道，随即便会出现效仿者，于是就把这种现象称为“维特效应”。
1986年，红极一时的偶像歌手冈田有希子跳楼自杀，一周内有30多人效仿
“维特效应”的诅咒经常闪现在日本的自杀事件中。在千贺看来，当代媒体的报道方式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坏报道”会给意欲轻生者一种错觉：自杀是美丽的、合理的。例如在新小岩的自杀事件中，有媒体以计数的形式博取眼球：“这个月第XX起”。当一位容颜姣好的女子自杀时，文章标题竟然用了“女性神秘而美丽的死亡”这样的辞藻。
千贺健史认为，有人憧憬美丽的死法，媒体是有责任的（图自一条视频）
创作《自杀潮》的过程中，千贺始终在规避让画面呈现出美感，怕漂亮的照片勾起人们自杀的欲望。他认为，自杀潮不是在有自杀欲望的人群中产生的，而是产生在社会中。日本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死观，同时，人们的日常用语、态度和行为等，也是滋生自杀意识的一部分。实际上那些轻生者并不想死，只是想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轻生者的遗书。活着，才是人的本能（图自《十三游》）
天堂？坟场！死亡被审美化的恶果之一是出现了很多“自杀圣地”。新小岩车站并不是孤立事件，类似的“圣地”还有很多，比如东寻坊海崖。
千贺健史拍摄的东寻坊海岸（图自一条视频）
跳轨因为新闻性被广泛传播，实际上大多数自杀者更希望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离开。东寻坊景观独特，而观光客并不多。跳崖自杀案件在这里屡见不鲜，只有2016年没有悲剧发生。原因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当年的时髦游戏Pokemon Go在东寻坊附近有一些稀有的神奇宝贝，抓宝贝的游客多了，轻生者因为不想引人注意才少了。
在所有这些“自杀圣地”中，最臭名昭著的肯定是青木原树海。1960年，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的《波之塔》，把这片森林变成了坟场。这本书如同日本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青木原森林
在这本畅销书中，女主角赖子小姐就是来这里自杀的。故事被读者解读出无尽绝望，比如“这世上原本就有哪都去不了的路”。60年来，赖子小姐在书里、荧屏上一次次重复着她的死亡，而警方已经在青木原处理了上千具遗体。
这些人随身携带的《自杀手册》上写着：躺在雄壮的富士山下，美丽的樱花如同伴你而去的精灵，那就是我们的天堂。
死亡从来不是美丽的
但事实是，这片森林与“天堂”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在富士山背阴的一面，常年潮湿让疯长的青苔从地面爬上树干，绿的瘆人，阴森如悲惨世界。这里遍布岩石、洞穴，由于火山熔岩以及地下磁铁矿的相互作用，指南针常常失灵，不知道官方路线的话很容易走丢。
还有一点是那些“慕名”而来的自杀者不可能知道的，他们死后的样子一点都不美好，遗体要么腐烂破败，要么没来得及腐烂就被动物啃得七零八落。总之，和《波之塔》所描述的“人迹罕至的灵魂栖息所”大相径庭。
“生命是父母给予的重要礼物，再一次冷静地想想父母、兄弟、孩子的事，不要一个人苦恼，请来和我们聊一聊”
青木原有35平方公里，这给搜救造成了巨大困难。警方只得沿路竖起标志，敦促轻生者多想想家人或联系互助小组。然而，警方劝告、警告的越大声，公布的死亡人数越多，青木原在那些意欲轻生者的心目中“神圣度”反而更高了。
比警察更沮丧的是当地的森林工人。他们把遗体从树上摘下来，运到专为停放自杀者遗体的停尸房，然后用“石头剪刀布”决定谁留下来守夜。
“如果有勇气自杀，就活给我们看！”
如果有勇气自杀，就活给我们看！好的一面是，政府、非营利机构对这些边缘人群的挫败感做出了回应，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参与竞争、回归社会，成了人们重视的议题。2003年，日本的自杀总数达到34427人的峰值，随后开始下降。从2011年起，这个数字已经连续9年下降。
然而，自杀问题依旧严重。就在总体自杀率下降的同时，儿童、青少年自杀率在上升。相比成年世界的抑郁和焦虑，低龄群体的自杀原因更为复杂。
自杀事件的低龄化问题严重（图自nippon）
2018年，共有332名日本小学、初中、高中生死于自杀，比上年增加33％。在这些自杀事件中，58.4%自杀动机不明，在已知原因中，排名前三的依次是：家庭矛盾（12.3%）、父母谴责（9.0%）、对未来前景的担忧（8.4%）。让人比较意外的是，校园霸凌只占2.7%。
在这样的数据面前，很难得出清晰的结论，主流社会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对于这些边缘人士，最大的安慰或许不是什么煽情标语，而是切实把他们从苦楚中拉出来的行动，而这恰恰是整个问题中最难的一环。
自杀，不是日本独有的顽疾。一个社会不论处在哪个发展阶段，只要有人掉队，这个可怕的幽灵就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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