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美国田纳西大学的昆虫学家查兹麦洛里斯向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租借了一些昆虫标本做研究。这些标本是很早以前采集的，但一直没有进行正式的分类和描述，只是被粗略地归为同一属。但是，查兹麦洛里斯打开标本盒，却发现其中有一个异类：一只甲虫明显不是这个属的。它的个头更大，触须呈锯齿状，头部和前胸背板上都有绚丽的金属光泽，而且呈现渐变的颜色。
查兹麦洛里斯看了看已经发黄的手写标签，惊讶地发现，这只甲虫竟然是1832年达尔文在环球考察途中采集的。但标本被带回博物馆后，还没来得及分类，就淹没在数量庞大的标本中，在失踪了180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查兹麦洛里斯赋予了这种甲虫新的属名Darwinilus和种名sedarisi。其中属名是为了纪念达尔文，种名是为了纪念美国作家赛德里斯，因为查兹麦洛里斯在完成这项工作时收听了这位作家的有声书。
实际上，像达尔文甲虫这样在博物馆里被重新发现的物种有很多，仅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每年发现的昆虫新种就多达1000多种。除了昆虫，博物馆里还发现了蛇、鱼、两栖动物、爬行动物、软体动物、蜘蛛、甲壳动物，甚至大型哺乳动物的新种。
新物种的宝库几百年来，科学家不断对自然进行描述和分类。1758年，分类学之父——瑞典生物学家林奈的著作《自然系统》第十版出版时，已经分类命名的生物约有1万种。林奈认为他的工作已经相当完善。但他错了。根据估计，地球上的生物多达1000万种，其中已经分类命名的不到200万种，而每年被描述的新物种约1.8万种。按照这个速度，要将地球上的物种全部分类还需要几百年。
发现新物种的传统方法是野外考察，深入人迹罕至的森林、沼泽等地收集标本。但这不是唯一的途径，在热闹的都市中照样有令人惊喜的收获。例如，2017年科研人员在上海发现了3个昆虫新物种。一位博物学家在美国洛杉矶市民的后院中发现了约30种新的苍蝇。还有一位博物学家仅在一个水产市场就发现了10种新的鲨鱼。
相比之下，博物馆更是新物种的巨大宝库。新物种默默地躺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标本盒上落上了岁月的尘埃，标签变黄，字迹模糊，当初的采集者也早已逝去。随着博物馆里收藏的新标本越来越多，它们逐渐被人彻底遗忘，直到某次机缘巧合，一位有心人将它们从沉睡中唤醒。
错误种种对于普通参观者而言，博物馆收藏的标本到底多到什么程度的确很难想象。拿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来说，收藏的昆虫标本多达1000万只，装了2.2万个抽屉。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了25万只蝙蝠标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科学博物馆有30万只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标本。全世界博物馆收藏的标本总数预计超过30亿。
对标本进行鉴别分类是一件漫长而艰辛的工作。一件标本从采集到描述有时需要数十年时间，而且鉴别或者命名错误的情况时有发生。2015年，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对21世纪采集的植物标本的分类情况进行了评估，发现其准确率并不高，超过半数的标本被错误命名。1970—2000年，热带植物的标本数量翻了一番，但大多数都贴错了标签。
有时候，一些重要的标本可能被放错了地方。达尔文甲虫就是这种情况。2008年，一位丹麦学者到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查看未分类的甲虫，看完后一不留神把达尔文甲虫放错了标本盒。那只甲虫就这样和别的甲虫混在一起，直到几年后查兹麦洛里斯打开了这只盒子。大型博物馆的标本往往数以百万乃至千万，标本一旦被放错了，再找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达尔文甲虫算是幸运的。
还有，有关标本采集地点的信息，可能是错误的，或者非常含糊，几乎没有参考价值。很多时候，标本根本没有得到鉴别，只在标签上留下语焉不详的注释：“新物种？”
在博物馆“寻宝”博物馆标本分类工作普遍存在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恰恰给分类学家提供了探索的空间。
美国博物学家巴芬顿就是一个热衷于在博物馆“寻宝”的学者。他说，对于博物馆那些已经分类的标本，他基本没什么兴趣，它们常常是错的，很多标签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像“阿根廷，1990”这样的标签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毫无意义。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那些没有分类的标本上，它们之中很可能藏着还不为人所知的物种，激动人心的发现往往就在这里诞生。可以说，这是一种另类的野外考察。
很多人和巴芬顿有同样的看法。澳大利亚学者赫尔根指出，据他所知，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标本里至少有50种哺乳动物有待命名。2003年，他自己就在博物馆发现了一种新的哺乳动物。
当时，赫尔根到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查看那里收藏的尖吻浣熊的骨骼和皮毛。尖吻浣熊是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种长尾细身浣熊。他拉开装标本的抽屉时，偶然间发现一些完全不同的标本，它们的头骨更小，尾巴更短。他马上意识到，这些肯定不是尖吻浣熊，而且它们也不能和其他已经描述或者命名的浣熊对上号。
为了弄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动物，赫尔根展开了长达10年的研究。他带领团队深入这种动物的栖息地厄瓜多尔考察，并收集了一些DNA数据，最终确认这是一种新的浣熊，并将其命名为小尖吻浣熊。小尖吻浣熊标本1923年就在厄瓜多尔北部采集到了，但此后一直被错认为尖吻浣熊。这个例子生动地诠释了博物馆标本在贡献新物种方面的巨大潜力。
2017年，由中国科学家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命名了长臂猿科的一个新物种——天行长臂猿，也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天行长臂猿是白眉长臂猿属下的第三个物种（另外两种是东白眉长臂猿和西白眉长臂猿），主要分布于我国高黎贡山地区。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到多个国家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寻找标本，结果在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了天行长臂猿的标本。该标本是1917年采集的，但多年来一直被当成了东白眉长臂猿。
为自然存档博物馆标本对发现新物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是它们受到的威胁也在增加，原因有很多，如自然灾害、经费不足、人员减少等。很多人或许觉得博物馆只是放松休闲的去处，实际上，它们承担着为人类留存自然档案的重任。通过研究博物馆标本，科学家可以了解一个地区多年来的物种变化，从而揭示气候变化等因素对生物的影响；还可以分析外来物种的入侵过程，研究鸟类迁徙模式的变化等。
更重要的是，博物馆标本为发现新物种提供了线索，而只有知道了某个物种的存在，我们才能采取合适的保护措施。随着物种灭绝速度的加快，发现新物种的脚步也必须加快了。
继达尔文甲虫之后，查兹麦洛里斯又在德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了一种新的甲虫。可是在野外，这种甲虫的栖息地已经被人类活动破坏，它们可能已经永远消失了，留给世人的只有博物馆里的冰冷的标本。
本文来自《科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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