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刮过崇明岛的日子(大风刮过崇明岛的日子)(1)

崇明地处东海之滨、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冲积沙洲。岛上地势平坦,海拔仅只4米左右。它无山无丘陵,绝无火山喷涌、泥石流倾泻之忧。它并不处于地壳板块的挤压带,鲜有大震的波及。对于崇明来说,最大的自然灾害莫过于飓风的侵袭,以及在飓风侵袭时天文高潮位和暴雨结伴而来形成的风潮灾害。崇明民间惯将“风、潮、雨”同来称作为“弟兄三个一淘来”。“弟兄三个一淘来”时,造成的往往是良田被淹、堤岸溃决、房舍冲倒的惨剧,更有大批老百姓丧生在狂潮之中。

据旧时《崇明县志》称,从元贞三年(1297)七月起,到至正元年(1341)止,40多年间,崇明曾遭受过4次大的潮灾,它们分别是元贞三年(1297)的七月,大德五年(1301)的七月,泰定三年(1326)和至正元年(1341)。由于当时崇明的诸多沙洲尚未涨连成一片,更没有挑筑起抵御潮汐的堤岸,因此这4次风潮给定居在各个沙洲上的百姓带来了惨重的灾难。尤其是大德五年的那次灾害,从崇明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六合)一带,共溺死居民十分之八。十分之八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旧志上记载当时崇明有居民12789户,虽然人数不详,但我们可以按明朝初年崇明每户约有6人计算,崇明当时的人口数大致在7万人左右。溺死者十分之八,约有5万多人毙命于大潮,这是一个令人何等恐惧的数字。700多年后的今天,想起来仍不免令人惊魂!

到了明代,见之于《县志》的风潮灾害更多,几乎每隔三四年就有一次。所以明朝万历年间新修的《崇明县志》上,就有“邑在海中,潮汐湍悍,冲击啮食,沙岸倏溃,风涛时作兮民惊惶”以及“无有岛石以为堤防,长波大涛啮及邑址”等文字叙说风潮灾害之险恶;亦有:“潋滟长天风怒号,飞波百尺自滔滔”、“忽讶龙驱追电马,却疑山动撼兵旌”等诗句描述飓风狂涛之凶。翻阅旧时多种《县志》,“灾异”部分满目可及的都是“溺死、漂没、海溢、拔木、禾损”等字样。其中溺死的百姓往往难以计数。现择几次重大风潮灾害录述:

洪武廿三年(1390)七月,“海溢,坏屋伤人,十存二三。”时有8万余人的崇明,一次海溢,就有5万多人死于非命。

永乐十四年(1414)闰九月十七日,“大风洪潮,损伤禾稼,人溺死者无算”,“漂没庐舍五千八百余家。”

正统九年(1444)七月十七日,“暴雨竟夕,拔木发屋,海为之溢,坏居民一千余区,溺死男妇一百六十七口,牛马死者不可胜算。”

天顺五年(1461)七月十五日夜,“潮高丈余,漂没庐舍,溺者四千余口”。

正德十一年(1516)六月,“海潮暴至平地,涌丈余,人多溺死。”

嘉靖元年(1522)七月廿五日,“飓风大作,平地潮涌丈余,人民溺死无数,流移外境者甚多。”

“流移外境者甚多”,多到何种程度?从正德五年(1510)到嘉靖四年(1525),短短的15年中,崇明户籍数由15917户降至9900户,人口由70395人减为30847人。

到了隆庆三年(1569)的闰六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崇明又一次遭到了几近灭顶之灾。“风潮继作,倾地丈余,民畜死者十有三四。”

万历三年(1575)六月一日,“飓风来袭,怒潮激荡,民居漂没半数。”六月十三日,惊魂稍定的百姓又遭风潮之灾,“禾稻尽毁”。

明朝末期的崇祯年间,崇明更是频受风潮肆虐。元年(1628)七月廿三日,飓风潮灾袭来,溺死者不可计数。翌年六月,刚遇大潮飓风,七月又遭大潮。进入八月,连续遭遇三次海啸(不是地震所引起的海啸,而是飓风引发的怪潮)。崇祯三年(1630)夏季六至八月,飓风频频,海潮迭涌,沙洲屡次泛滥成灾。崇祯六年(1633),又先后在五月和八月间发生潮灾。尤其是八月十五、十六日的那次风潮,猛溢的潮水将崇明沿江的居民全部溺死。

清朝初期,崇明从顺治四年(1647)起至十五年(1658)止,连续多年累遭大潮泛滥。堤岸溃决,死伤民众多多。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虽属盛世,但其间崇明仍多次受到风潮灾害的侵扰。其中最厉害的一次当属乾隆四十四年(1781)六月十八、十九日两天,大肆发威的风潮竟将一万八千余间民房冲毁,淹死男女百姓一万二千余人,幸存者流离失所,田畴上河港里满目尸体。道光十一年(1831)七月廿八、廿九日两天所遭受的台风暴雨,使大潮漫溢过江堤,居民房舍漂没无数,死亡者达9500余人。

由于当年史志记载的资料并不翔实,因此崇明历史上因风潮灾害而丧生的百姓究竟有多少,现在已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数据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几十万人丧生在风潮中并不为过。

这里要着重述说一下发生在光绪卅一年(1905)的那次大潮汛。

崇明人历来把潮灾称之为“潮没”。对于发生在1905年农历八月初三的那次大潮灾,他们叫作 “八月初三大潮没”。编纂于民国年间的崇明《县志》是这样描述那次潮灾的:“大风,夜里潮水骤然泛滥,水高丈余,城市街巷皆遭淹没。沿海民房悉数飘散,死男女一万余人”。

由于这是一次崇明历史上离现在最近的大潮灾,对于20世纪初的那场劫难,许多年纪在七十以上的崇明人,都曾听到过自己祖上谈及的关于那次潮没的经过,因此,现在只要一提到发大潮,他们都会油然联想脱口而出地说起八月初三大潮没的往事。笔者曾在20世纪的八十年代,走访过几位那次大潮没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述过当时令人胆战心惊失魂落魄的场景。

1981年,笔者拜访了城桥公社时年96岁的龚雅英——这位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的老人,坐在藤椅上口齿清晰地向我们回忆起1905年的情景。她说,她那时已有20岁,刚出嫁至夫家。先前人们还不知台风,只晓得是刮大风。八月初三这天,风从中午就开始刮起,岸脚外的芦青〈芦苇〉被一片一片吹弯,没在海水里。浪头像小山一样,一个接一个朝岸边扑来,惊天动地。天空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跑沙云(乌云),向西北天飞奔。傍晚,黑黝黝的天空突然又出现了一片红翳,像在天上泼了血水,吓煞人了。吃过晚饭后,风刮得更加猛烈了。宅边的老杨树也被吹断了几棵。不一会,又下起了雨,大得像有人从天上往下倒水一样。“我们一家吓得都不敢闭眼睛困觉。半夜时分,突然觉得脚下有水,很快就没上了床面前的踏板。家里人都知道一定是大潮冲倒塌了堤岸,水淹了过来,就慌慌忙忙放平木门板,推出木柜。我手忙脚乱地爬进了柜内,不一会,就觉得木柜漂了起来,晃来晃去。后来,木柜又被大潮推着向北漂去……再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人吓得早已魂灵出窍。直到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时才又恢复了知觉。攀着木柜边向外一望,四面白茫茫的都是大水,不时看见有尸体漂在水面上。”远处的树上,还有人紧紧地抱着树干。“作孽,真作孽啊!”老人一连以几个作孽结束了她的讲述。

1985年,笔者拜访了向化乡8大队时年92岁的老人姜才明。他也谈起了1905年的大潮没。和龚雅英老人不同,他是颤抖着声音开了腔的。他说,大潮没那年自己才12岁,家住在开港斜圩的南岸脚跟头。整个一带有30户人家,平常感情和睦。农历八月初三那天夜里,“半夜时分,海边的堤岸就被大潮冲溃了。黑暗中我听到家里有人喊潮没了。也不知是爷还是娘,把我抱起来放在一只箩户(一种口圆底方直径和高度在一米左右、用芦片或竹篾编成的粮食盛具)里。四周一片漆黑,刺耳的风声里,时不时地传来几声喊救命的声音。我吓得在箩户里一动不敢动,哭也哭不出来。箩户顺着大潮漂浮,往北漂了5里路左右,一直到赵公堤脚下才停住。我抖抖索索爬上赵公堤顶,才救了一条性命。事后算算,我们那里30户人家,被冲倒了27家房子,死了几十个人。有人抱着块木板,才拣到了一条性命。最惨的要数那些到房顶上逃命的人。他们以为房顶高,可避潮水。哪知道那时的房子都是草屋,稻草顶上哪里站得住人,几个浪头一来,屋架四散。人被大浪一卷,就没了影踪。”老人讲完后,身体一动也不动。他一定还沉浸在往日的悲痛中。

一次次的风潮灾害给江口沙洲上的崇明岛人带来了无穷尽的苦难,剥夺了多少鲜活的生命。但是勤劳勇敢的崇明岛人在承受灾难的同时,也学会了抗争,学会了抵御。他们先是在平坦无阻的沙洲上挑堤做岸,筑起的土堤最起码能抵挡住较小的风潮灾险。他们掘土开河,开挖成的河道能及时排除入侵海潮形成的涝渍。他们斫芦伐竹,砍斫来的芦苇、竹子捆扎成柴排后,可填塞溃决的堤岸缺口(堤岸首先被冲决之处叫官宫)。他们垒筑起一个个高约数丈、墩基达二亩左右的大土墩——济民墩(民间又称救命墩,避潮墩据清代《崇明县志》称,全县当时有四五十座),供大潮突溢时百姓爬上去逃生,水退以后再下来。现在淮河流域蒙洼行洪区里的庄台有点跟其类似。不过崇明的济民墩只要潮汛的高位一过,潮水一退,人就可下来。而行洪区里的庄台,房屋等建筑物是一直建设在上面的。1949年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崇明人更是在岛的四沿修筑起高高大大的长堤。他们用巨石驳岸,用水泥砼柱护坡,栽芦苇水草挡浪,确保风潮来袭时安然无恙。即使偶有溃堤决口,也能在上级部门组织下,迅速地予以堵决合拢,确保生命的安全。再不会出现那种“居民庐舍漂没,男女毙溺无数”的惨剧。正是这一个个与风潮抗争抵御的举措,才使东海之滨的崇明不被频发的狂涛巨潮吞没,才使大江之口的崇明日长夜大,直至成为祖国第三大岛。

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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