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顺利”，这是文滢选择回国求职后的第一感受。
两个月前，她从英国约克大学硕士毕业，成为归国大军中的一员。在英格兰求学一年，然后“尽快”毕业，是她出国前就明确的目标。文滢学习的是金融专业，硕士文凭早已成为了工作的基本门槛，英美一年制的研究学位无疑是一条捷径，给了她信心和希望。
但是现实是没有意料到的碰壁。
11月初，文滢去了广州的一场校园招聘会。为了让自己更有胜算，她特意瞄准了招聘会上的几间小公司。
“你这学历来我们这儿干嘛？”面试官冷不丁地问道。
她好一会才反应过来，对方的意思是，对于公司来说，文滢“太过优秀了”。“硕士”，“海归”，再加上不少实习经历，小公司的财务职位于文滢而言是大材小用。
为什么还来这儿应聘？
面对这样的提问，文滢有些尴尬。
规模更大，更好的公司她不是没有试过。决心来招聘会前，她也尝试过向许多大公司投简历，可是母校的排名在世界100名开外，约克大学的名气也并非众人皆知，她的简历直接就被申请系统拒绝了。
“大公司不够资格，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去小公司，人家又担心你高高在上，不想要你。”文滢无奈地说道。
“海归”，尽管已经不是一个新奇的名词，但也因为其变得普遍，而代表着一群数量日渐庞大的群体。2019，他们活得如何？
打破隔阂所谓海归，其实是有过出国留学经历的学生。二十年前，那可能还是学习能力的证明——也许只有顶尖人才，才会有海外留学的机会。
但现在，留学更多是家庭经济水平允许下的一种选择，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如今海归派内部分化严重的原因。“海归们的实际能力” “海归就业竞争力”“海归工资多少”，这些类似的话题，总是能引起一波又一波的热议。
而一些引起反差印象的话语，“留学归国薪水竟只有2000”、“海归求职频遇冷”，也成为了一些媒体的头条标题。
回国的留学生像夹心层，被包裹在“过度美化”与“过度轻视”之间，上也不能，下也不能。
《都挺好》中的“海归”苏明哲，头顶清华毕业、斯坦福留学的光环，也难逃失业问题
晓宁是北京的一位综艺导演，2018年，她在英国读完研究生后回国。回忆起当时求职的经历，晓宁谈到，导演这一行，学历只能算锦上添花，最重要的是工作经验。
“你要是在国内读研究生，现在经验会多很多。”一位面试官曾经对她直说。
事实上，对于留学生来说，英国的就业政策不太友善，他们很难和本地学生竞争，获得实习机会。另外，一年制的研究生课程看似可以很快地取得学位，背后意味着课程的高度压缩，连续的课程和作业，让她少有喘息的空间，更谈不上有余力找实习、找工作。
学制短，某种程度上是节省了时间成本，但和国内两年的制度相比，无法在学习期间积累工作经验和人脉资源，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海归回国踏入就业市场，是从零开始。
（2018年10月27日，北京，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办的“2018年秋季留学英才招聘会”吸引了4300多名海归留学生应聘，求职者拿着简历在会场外排起了长队）
国内外的学制不同，还造成了海归求职的“时间差”。
比如在英国、澳大利亚的学生，他们的毕业时间通常是12月份。国内11月秋招正火热的时候，他们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或者毕业。错过了秋招，春招名额又相对较少。更为头疼的是，国内很多企业的网申通道，没有考虑海归的毕业时间与国内学生不同，晓宁当初在很多网站填写完简历后，留给她的都是一行生硬的字眼，“毕业时间不符”。这样的拒绝，让她不得不意识到，很多海归，是没有被企业考虑在招聘范围内的。
回国求职，海归们仿佛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上，无形中积攒了许多压力，眼见着同龄人已经纷纷安定下来，自己一场一场地跑招聘、填简历，很难不怀疑人生，怀疑当初的决定。
要是在更早的时间，比如初、高中就出国，容易带来和中国社会的脱节，和同伴在一起，基本很难再找到共同话题。本土生长的国人，通常会调侃这些年少出国的人“不接地气”，却很难对他们的苦恼感同身受。
海归的劣势是什么？雇主不太认可的海归特色是什么？
关于这些问题，智联招聘与全球化智库（CCG）曾经开展过一次联合调研，结果显示：
一是他们不了解中国市场；二是海归对回国后的职业发展没有什么规划；三是不少海归连招聘时间都错过了。国内和海外企业的校招时间稍有不同，很多海归事后生出“早点回来找工作就好了”之感。四是对中国的人情社会，海归不太能适应。
这是很痛苦的，他们也许只是出国读了几年书，回来却像“与国家之间隔着一堵墙”。
大部分的留学生涯是辛苦的，但这份外国学历并没有让回国求职变得一帆风顺，反而很多时候变成了掣肘。回国后的生活仍充满未知和挑战，这是当下这一代海归年轻人独有的困境。
回报是什么？人们在讨论海归光环的时候，往往关注的是海归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以及留学经历所带来的经济物质回报。
但光环以外，留学经历对于海归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如同文滢、晓宁这样，本科在国内就读，研究生出国的海归占了总数的一大半。这些“小海归”在海外的时间一般只有短暂的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段短暂的留学经历能多大程度上提升语言能力，学到多少专业知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因人而异，但总体而言，收获普遍有限。
美国纽约，几名中国留学生正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
文滢谈到，一年下来学到的东西并不多，更多的是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比如自己在出国前习惯了朋友和亲人在身边，一个人自己呆着就会难受；许多事情习惯听父母话，依赖父母帮自己做事情，但出国以后，她开始独居，在几十平米的小房间里被逼着学会与自己共处，也开始真正地“自理”。
离家的收获并不仅仅是这些，长期异乡的孤独逼迫留学生去学会独处，这样的道理是属于人生的。“崩溃了很多次，慢慢的我会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想怎么样，去听自己的声音多一点。”文滢说。
独立做出判断与选择，思考每个选择的意义与后果，这都是文滢在国外那一年里逐渐学会的事情。
晓宁也坦言，很难说留学为后来的工作带来了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然而，出国确实让她获得了一个新的视野，这些东西在与国内同学竞争、应聘，焦头烂额的时候，很难被自己察觉到，但在实际工作中又会突然袭来，“原来我的思考角度是不一样的。”
国外课程中，有很多让晓宁印象深刻的探讨，比如电影制作行业中女性的天花板，种族歧视等一系列问题。自己回国开始投入工作后，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身边的一些现象，对行业的潜规则有了更深刻的反思。
想要打破大众对于女性的偏见，证明女性不必“男性化”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导演是她目前努力的方向。留学时所培养的这种批判性思维能力渗透在如今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是她作为海归最大的收获。
留学很难成为阶级的翻身仗，依靠一段短暂的海外经历其实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蜕变，如果只是着眼于海归能够带来的经济收益，那么期待会很有限，但如果想收获一些“说不出”的成长，那么这段经历会完成一部分的“自我实现”。
混不混得下去“你学校这么好，做这个是不是有点亏？”“你干嘛要来做这个？”在工作之初，赵凌常常会听到这样声音。
赵凌在国内某211大学毕业，先后在美国帝国理工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求学。2015年毕业回国后从语言培训老师做起，逐渐开始创业，现在是一家知名留学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创业之初，海外名校的光环给赵凌带来了很多困扰，许多人不理解，甚至质疑他。剑桥毕业做语言培训、留学咨询，怎么听都是浪费人才，是不够“高大上”的选择。如果说海归工作也存在鄙视链的话，留学机构、语言培训机构就处于这条鄙视链的低端。
《中国合伙人》中，邓超饰演的“海归”孟晓骏，在美国发展不顺后同样回国办起了留学学校
基本上，留学生们只要能顺利地完成学业，仿佛就具备了教导英语的技能——尤其我们处在一个极度渴望快速提升外语能力的国家，这种优势让留学、语言机构成为许多海归归国后找不到工作的“降落伞”。
学生通过这些机构成功出国留学，毕业后又回到了这些机构工作。这样自给自足的循环让留学、语言机构一度被视为海归独特的生态圈，是海归“混不下去”的出路。
“我没有觉得在国外工作就很好。四大投行，世界500强这些确实光鲜亮丽，但我吃不了这碗饭。”赵凌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性格活泼，喜欢与人交流，对教育的兴趣，加上留学期间积累不少优秀的教学、人脉资源。
对赵凌来说，从做语言培训老师到自创留学机构，一步步走来都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但是大家对于海归的想象，仿佛成为了他成为一个“普通人”的阻碍。
广州举办的一个国际教育联展暨出国考试展上，家长和学生在培训机构展位前进行咨询
“混不混得下去”，在海归群体里的评判标准变得更为严苛。海归仿佛还是一个标签，他们应该是怎样的，不应该是怎样的，被别人决定着，这一度让亲身经历的当事者十分困惑。
“你满意自己的现状吗？”记者问道。
“很满意”，赵凌丝毫没有迟疑地说。
作者 | 陈嘉龄
排版 | STAN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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