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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我们身边可以看到，退休老人们整天旅游、跳舞，生活丰富多彩、爱好多种多样，甚至引来很多年轻人的羡慕，这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会不会变老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幸呢？或者说，寿命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由Smaranda Ioana Lawrie, Kimin Eom, Daniela Moza和Alin Gavreliuc等五位研究者合作完成的论文《年龄与幸福感关联中的文化变异：不确定性厌恶的作用》（Cultural variability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ge and well-being: The role of uncertainty avoidance）通过融入文化视角，探究了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厌恶在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例如，中国不确定性厌恶较高，随着年纪的增长幸福感会严重下降，但美国不确定性厌恶较低，年龄对幸福感影响不大。该论文于2019年12月发表于《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
作者：蒙格斯智库 邵帅
研究内容
文中采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来衡量各国的文化差异。这是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提出的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的一个框架。他认为文化是在一个环境下人们共同拥有的心理程序，能将一群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通过研究，他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归纳为六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维度，包括：
(一)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指某一社会中地位低的人对于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
(二)不确定性的厌恶(Uncertainty Avoidance)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
(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四)男性化与女性化(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
(五)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term versus Short-term)
(六)自身放纵与约束(Indulgence versus Restraint)
数据来自于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包含60个国家2010年至2014年的90350个样本，在进行整理与删除之后，得到了43个国家的64228个最终样本。
研究方法
首先，研究人员通过调查问卷来评价被调查者的幸福感以及六个文化层面（包括不确定性厌恶）的霍夫斯泰德指数指数，同时还将一些个人和国家层面的因素作为协变量（见下表）纳入对不确定性厌恶假设作用的稳健检验。
然后通过分析发现不确定性厌恶与人均GDP显著相关，表明不确定性厌恶在经济欠发达国家更为明显。不确定性厌恶与其他国家层面的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接下来，将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了比较，并且发现了相当大的差异。随着各国不确定性厌恶得分的增加，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出现更强的负相关（见下图）。随着不确定性厌恶的增加，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消极。
同时，测试了不确定性厌恶在霍夫斯泰德其他文化维度（个人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气质、长期取向和放纵）的独立效果后发现，不确定性厌恶是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性的唯一显著预测因子。在个人层面（即感知的相对收入、教育和性别）和国家层面（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政治稳定、老年人抚养比、凶杀率和出生时预期寿命）的所有控制变量都被包括在内之后，结果仍然与其一致。
下图展示了年龄和不确定性厌恶之间的跨层次交互作用。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在不确定性厌恶程度较低的国家内没有显著相关性。相反，在不确定性厌恶程度较高的国家，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
结论
不确定性厌恶在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不确定性厌恶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负关联更多。同时还发现了控制感（即个体对自身能力等内部因素在面对压力或不良境况时能起到的作用的评估和判断）在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美国是具有较低不确定性厌恶文化的国家，美国老年人面对压力较多地使用高控制应对方式，因此与具有高不确定性厌恶的罗马尼亚相比，他们积极应对压力状况的倾向可能会阻止主观幸福感的下降轨迹。
在我国，老龄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可能现在正值壮年，根本没有想过几十年后的生活是否会幸福，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本文正是从科学的角度提醒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厌恶较高的国家，随着年纪的增长。幸福感会严重下降。虽然这是大势所趋，但我们作为个体还是可以未雨绸缪，通过提升自己、增强控制感，来降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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