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饮酒素来为众人所好。陶渊明的名句“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即道出了饮酒有生情忘忧之效；《诗经》中有“以御宾客，且以酌醴”之句，则指迎接宾客应以美酒款待。就连遁入空门的某些僧人也被酒所吸引，称之为“般若汤”。
饮酒
故世人待客聚会时，酒水往往是必备之物，饮乐也就通常特指饮酒之乐。在宋朝优容官僚士大夫的时代背景下，当时无论是公务聚会，还是私人宴请，都免不了要以酒助兴，官场酒风甚为盛行。
宋朝官场饮酒往往不止于宴席上的饮乐，杯觥交错之间也常引发诸多问题，由此还能酿成大小政治风波。这些都构成了宋代官僚生活的一项侧面内容，也为观察宋朝时政提供了一扇窗口。
一、政界的饮乐之风
宋代时期，一方面因为传统生活习惯习俗、礼仪活动以及人际交往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酿酒技艺、产量的提高与商业经济的空前发展，都使得酒的消费量大增。而帝王与官僚阶层，也藉此获得了更佳的饮酒条件。因此，宋代政界的饮乐之风甚为突出，并成为其时代的一个鲜明印记。
1、君王好酒
宋朝帝王大都有好酒的习惯，这不仅在各种正式宴会上有所体现，并且也表现于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带动了宫廷层面的饮乐之风。对此官私记载皆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开国皇帝赵匡胤嗜酒，即位后仍长期保持这一嗜好，以至于时常饮酒过量。
他曾在某次酒后坦承：
“沈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太祖在宴席上还往往亲自劝酒，典型例证如：功臣大将王审琦素不能饮，某次侍宴中：
“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禄，审琦，朕布衣交也。方与朕共享富贵，何靳之不令饮邪？’祝毕，顾谓审简曰：‘天必赐卿酒量，试饮之，勿惮也。’审琦受诏，饮十杯无苦” 《宋史》
君王好酒，以至于“杯酒释兵权”“后苑之宴”之类收兵权与削藩之举，也都是在君臣“酒酣”之际达成。
而宋真宗不仅酒兴浓，或许也是守成君主中最善饮者，宋真宗甚至在宴饮之日停止全天政务，如他曾在宴席中对臣僚表示：
“天下久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之，宜尽醉，勿复辞。” 《宋史》
杯酒释兵权
即便到晚年多病之时，宋仁宗依然无法节制。据欧阳修亲眼所见：嘉祐八年（1063年）上元节晨，宋仁宗率臣僚出游京城寺观过程中，设宴畅饮，至黄昏才罢。随之登楼观灯，又继续饮酒，直至酒过五巡才散席。宋仁宗虽因此身体不适，但次日晚仍出游两寺，再与近臣对饮，就此加重病情。不久，宋仁宗便病死宫中。由此可见，其死因与过量饮酒有关。
至于宋代其他的皇帝，贪杯者也不乏其人，由此染病者亦不少见。宋徽宗在位期间，其穷奢极欲的享乐即包含了醉生梦死的内容，已不必赘述。宋光宗即位之初，朝臣谢谔在所献“十箴”书中，首先提到的便是节制宫廷宴饮活动。宋理宗嘉定七年（1214），朝官陈宓同样上奏批评“宫中宴饮或至无节”。
更荒唐的是，傀儡君王宋度宗在位十年间，最突出的嗜好就是酒色，史称“自为皇太子时，以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从他35岁早死的结果来看，应该与过度纵欲与饮酒有关。
2、朝臣好酒
在宋代官僚士大夫的流行生活情趣中，饮乐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在这种饮乐风尚下，一些大臣遂以嗜酒、豪饮名闻朝野。
寇准
如一代名相寇准，就属其中的突出代表。据可信的史料反映，寇准在各地任职期间，即使在异常紧张的澶渊之役期间，寇准仍每晚必饮：
“每夕与知制诰杨亿痛饮，讴歌谐谑，喧哗达旦，上使人觇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复何忧乎！’时人比之谢安”。 《续资治通鉴长编》
这也许是一种安稳人心的韬略之举，但却借助饮酒的方式发挥，不能不说是寇准嗜酒习惯使然。于是有关他豪饮的各种逸事传闻流播甚广，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再如宋初的两朝宰相薛居正，以酒量超众出名，“饮酒至数斗不乱”。神宗朝宰相韩缜，平生亦以畅饮著称，其酒量可敌数人。
薛居正
宋代有些官宦对聚饮活动的喜好程度，还到了非通宵达旦不足以表达的地步。典型的例证如：北宋名士宋祁，素好饮乐，其家中宴席几乎无日不有。据传他曾在某日晚间宴请时，为了延长时间，竟在厅堂内悬挂重重帷幕，然后点灯开席。宾客只顾畅饮取乐，不觉夜晚漫长。等到撤去幕帘，已是次日白昼，于是宋府宴席被称为“不晓天”。
二、饮酒引发的官场乱象
宋代官方的宴饮活动，可谓名目繁多，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各级衙门的宴请，以及官宦士大夫间的聚会。在这些聚饮活动中，宋人有尽显风流的一面，特别是乘兴酬唱之际，创作了无数的名篇佳作。
不过，杯盏之间也常引发诸多乱象，由此构成朝野关注的时弊之一。宋朝历史上，官场因饮酒引发的乱象可谓形形色色、层出不穷，轻者给当事者引来非议乃至祸端，大者则败坏法纪秩序。
澶渊之盟
酒后失态，是宋代官场常见的现象，甚至连某些宰辅大臣也不能幸免。如宋太祖朝初期的翰林学士王著，一贯嗜酒，曾因酒后失态被贬。
“宿直禁中，被酒，发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门求见。帝怒，发其醉宿倡家之过，黜为比部员外郎” 《宋史》
宋初另一位文臣郭忠恕醉酒后上朝，不仅喧闹朝堂，还与御史台官吏发生冲突，结果遭到贬官。
“被酒与监察御史符昭文竞于朝堂，御史弹奏，忠恕叱台吏夺其奏，毁之，坐贬为乾州司户参军” 《宋史》
从以上诸多事例可见，宋代官员酗酒后暴露的各种失态行为，成为败坏官方形象的突出表现之一。
还有宋朝官僚饮酒过程中的不雅行为，主要反映在一如往昔的纵情声色。
纵情声色
按照宋代官场流行的传统，宴饮时大都有官妓或家姬陪伴助兴，于是酒后常有放荡行为发生。如北宋中叶，翰林学士杨绘被贬后某日，出家妓请客夜饮，府学教授胡师文酒后对杨府家妓肆意玩弄，令主人狼狈不堪。
“半醉，狎侮绘之家妓，无所不至。绘妻自屏后窥之，大以为耻，叱妓入，挞于屏后。师文离席排绘，使呼妓出，绘媿于其妻，遽欲彻席。师文狂怒，奋拳驱绘，赖众客救之，几至委顿”。 《东轩笔录》
此事外传后，杨绘引来极大非议，成为不自重的代表。
即使是外交场合，也经常出现的酒后失职行为。如皇祐三年（1051），宦官李希晟奉命迎接辽使时，与雄州判官左振在城内“宴饮无节”，即在接待辽使的宴会上纵酒无度，有失礼仪。两人最终遭到追究，当地的文武长官也因此牵连被贬。
由上可见，宋代官场上饮酒乱象丛生，不仅助长了官员享乐之风，也对政务运行与法纪秩序带来了直接破坏影响。
三、聚饮风波与仕宦之争
宋朝一如历代王朝，政坛存在或明或暗的不同派系，在他们结交的过程中，聚会饮酒常常是一种重要的媒介。而官宦之间交往的重要场合，也往往离不开酒席。不过，当酒桌承载着太多的政治因素后，有时就难免引发大小风波，或牵扯权力斗争，或波及人事纠纷。
南宋权臣当道时期，官员聚饮时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如绍兴十三年（1143），权中书舍人程敦厚已任职数年，多次希望转正，也得到宰相秦桧的允诺。但当秦桧获悉他屡次出入大将家门，韩世忠之妾周氏、陈氏，张俊之妾章氏、杨氏，受封郡夫人，程敦厚所写诏书词语“极其称美”，遂引起秦桧的不满。
韩世忠
某日，程氏参加韩世忠家宴，酒后竟将酒器怀揣回家。秦桧闻听立即指使御史弹劾，揭露其“丑德秽行”，最终将程氏贬降为知县。
根据秦桧当权期间肆意迫害异类的情况来看，捏造罪名司空见惯，此事应与猜忌朝臣结交将帅圈子有关，可能亦属冤案，不过因宴饮惹火烧身的结局，大概无误。
在宋代官场宴饮中，因派系权力斗争造成的风波通常背景复杂，其后续影响也非同一般。与此同时，原本纯属应酬交际性的场合，因杯盏中的偶然因素亦可造成不快的场面，最终导致关系失和与人际纠纷的后果。
宋代有关这方面的事例，以种放与王嗣宗之间的酒桌冲突最为著名。种放是宋真宗时期蜚声海内的隐士，深得宋真宗的欣赏，官拜工部侍郎，往来于京师朝堂与终南山林之间，与达官贵人交游甚广。
不过，以后却因一场饮酒风波导致其盛名败落。据《宋史·王嗣宗传》记载，王嗣宗知永兴军府，种放从开封返回终南山，王嗣宗特地到驿站以礼相迎。不料在随后的设宴洗尘中，种放喝醉失礼，两人遂爆发口角，
“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语讥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状元耳，何足道也！’”
种放借酒揭对方之短，的确有所依据。王嗣宗当年在宋太祖朝参加殿试时，成绩本与赵昌言不相上下，后因皇帝一句戏言，他便“搏赵昌言帽，擢首科”。王嗣宗以手博取状元的往事，属其最为忌讳之处。
这次酒场反目后，王嗣宗便上奏揭露种放及其家族在本地的种种劣迹：
“所部兼幷之家，侵渔众民，凌暴孤寡，凡十余族，而放为之首。放弟侄无赖，据林麓樵采，周回二百余里，夺编甿厚利。”
不仅如此，奏疏的言辞还相当激烈，“极于诟辱，至目放为魑魅”。宋真宗正厚遇种放，只得令其徙居嵩阳回避。
经历这场风波后，种放声名大损，从而失去了朝野推崇的地位。
四、官场酒风过盛的根源
两宋时期，官场酒风过盛的问题，已为朝野所共睹，但此风依旧难以遏制。推究其因，除了以往历代共性的因素外，宋朝统治集团对饮酒问题的态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规则，则是主要的时代根源。
放纵饮酒
首先，宋代帝王往往秉持放纵饮酒的态度，是官场酒风过盛的重要原因。
按照规制，官员上朝不得有失仪举动，而饮酒过量后难免如此。宋代皇帝大都自身好酒，大概认为贪杯属人之通病，因此对臣下饮酒多采取放纵的态度，甚至对他们酒后入朝举止失当亦予以包容。
如在雍熙元年（984）的春季大宴上，宋太宗畅饮甚欢，
“以虚盏示群臣，宰相言饮酒过度，恐有失仪之责”，
但宋太宗却主动对御史中丞滕中正表示：
“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弹劾也。”
接着又告之以冠冕堂皇的理由：
“朕乐在时平民安。”
由此可见，宋朝帝王不仅带头享乐宴饮，还常常宽纵臣僚酒后上朝失态，这便不难理解官场酒风之所以盛行。
其次，宋代士大夫热衷饮乐风尚的态度，是官场酒风过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其实，自古世人聚会饮酒，除了获取自我陶醉的感受外，又往往看重其中的融通之效。在推杯换盏之间，不仅有助于释放情绪，加深彼此信任，还能缓和矛盾，甚或化解僵局。故聚饮也是官场交际的重要方式。
因而，宋代官僚对饮酒大都保持积极的态度，视之为官场风尚，纵然因酒发生冲突、纷扰，但凡不涉及大的风波或矛盾斗争，通常也予以包容。
“东封，车驾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争，皆怆惶入白，公（王旦）卧不答。夜入对，上曰：“臣寮奏状，千乘万骑在外，可斩首以令众。”公曰：“此正小人一时醉殴，若斩之，是禁人饮酒，令饮酒者皆惧。车驾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归京府系治。”后府申覆，公曰：“若初轻断，亦恐纵人，今霈大赦，可赦之矣。”
这段文献提供的信息是：在君臣东封泰山途中，堂吏们夜晚酗酒斗殴，惊扰到皇帝和众臣。宋真宗询问是否采纳杀一儆百的提议，宰相王旦却认为不过是一时醉酒过失，不足以问斩，更重要的是此举意味着禁止饮酒，“令饮酒者皆惧”。最终，当事人暂时遭到关押，以后再被赦免。
由此可见，“禁人饮酒”不符合人之常情，当然不为宋代官场所接受。
宋朝各级、各地官署也存在大量的官方宴饮活动，包括接待往来官员和各种定期聚会等。各地公务宴饮应酬繁多，有时甚至令人应接不暇。
如苏轼在杭州通判任内，疲于应付各方酒席，以至“不胜杯酌”，时人便称杭州通判为“酒食地狱”。
更有甚者，在紧张的边防前线也是如此，如景德元年（1004）九月，在辽军大举南攻前夕，宋真宗下诏给河北前线主帅王超及以下官员增加公用钱。
“诏给北面三路都部署王超公用钱满万缗，余并增给有差”
据随后王超反映：
“日与知州、通判、军职等会食，饮酒或至日旰，虑妨公务。请隔日一会食。”
显然，就连军事统帅都觉得每天与地方官、将校聚饮不妥，尤其是从中午拖至黄昏妨害公事，故建议将聚饮改为两日一次。
不料，宋真宗竟批复道：“军中旧制，骤令改易，恐群议非允”责成王超遵循惯例。
由此极端例证可见，宋朝官场的宴饮活动已成为公务的必要环节，不便随意停废。南宋人遂指出：近人有认为州郡设宴不妥，是不懂祖宗优待官员本意。惟有发生贪污不法，才有必要痛加惩治。
在此附带补充的是，宋朝官方还直接开办酒楼，以满足官僚的需求。如南宋临安城有许多大型的官营酒楼，其中“太和楼”拥有包席数百间，这些官营酒楼大都豪华气派，金银酒器动辄千两以上，并有陪客的官妓数十人，而对象主要是仕宦之流，被讽刺为“聊以粉饰太平耳”。
“席分珠履三千客，后列金钗十二行”
结语
历史上，统治阶层喜好饮乐本属常态，但过度沉湎于酒则会带来诸多危害，因酒荒政甚至足以祸国。故清醒的当政者通常会关注官场酒风，必要时还推行禁酒令。
如周公作《酒诰》，即在于告诫殷商酗酒亡国的教训。宋朝对官场的饮酒活动也有不少限制，这不仅体现于官员在履行政务时禁止饮酒，对上朝因酒失态的朝官加以弹劾惩处，还反映在对科举考生及军人的相应禁令上。
如在宋神宗朝，国子司业朱服上奏要求：凡到京考试的举人，如有包括酗酒行为在内的品行恶劣者，“委本监检察闻奏，比附学规殿举”，得到批准。宋代军法则规定：
“以强凌弱、忿争酗酒、喧悖恶骂，或搧惑恐吓军伍，及犯阶级于理不顺者，斩。”
然而，奉行实用主义的宋朝统治者，一贯倾向以怀柔手段笼络上层，故在不危及自身统治与可控的前提下，视放纵饮乐为收买官僚集团的手段之一。
正如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中对功臣将帅所说：
“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因而，宋朝官场酒风盛行及其引发的问题始终存在，也就不足为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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