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凡是吃到了好吃的鸡蛋，没有不想去瞧瞧那只下蛋的母鸡的，再如何劝，也只能加重这份好奇心。若有幸瞧见了，称意是最好的，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好吃的鸡蛋一定是好看的母鸡下的，但事实却是往往失望；但更多的情况是瞧不见，原因既有同时代人地理上的和阶级上的阻隔，更多的还是后来人时空上的阻隔，因此仍旧失望。但苏轼不是有诗寄石苍舒么：“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一句成了宋代书风尚意之铁证。但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也可以这么想，既然学书可以因法度过于森严而转为信手的意造，那么当一个人去认识另一个人时便更倾向于意造，因为人复杂往往到了语言也无能为力的地步。最直接意造的是在没有照片的时代对古人相貌的想象，但如《历代古人像赞》或《三才图会》那样千人一面却又过分偷懒，算是意造的最低境界。但更高明的意造也不需端出如武烈太子或曹霸那样栩栩如生的写真才算数，反而只是挑出几个简单的意象便可毫无争议地达到传神写照的作用。这样的意造虽然如其名一样不免掺杂许多没有根据的发散和想象，却功劳甚大：人们通过这种高明的意造既消灭了自己的失望，同时又创造了自己的希望。
《三才图会》中的苏东坡
对于前面提到的见到母鸡后的失望，人们要巧妙地在语言上将这种失望消化掉，甚至变成失望的反面，这就见得高明了。如司马迁评价张良：“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用孔子的话衬得自己之前的想象愈俗、也就衬得张良愈奇，缺点也成了优点，甚至这所谓的缺点也未必是缺点。苏轼专门有《留侯论》回应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苏轼不再重复引用孔子的话做辩白，那样让人隐隐觉得“貌”其实仍然是缺点，但其实这根本是特点、是优点，是张良能忍人情所不能忍的外在补充证据，是根本不需失望的。但同时也很难说，到底是苏轼先认定张良能忍人情所不能忍，还是先从他的相貌上看出他有这种潜质呢？
这是苏轼对前人的意造。
《东坡诗话》（中华经典诗话）
据苏轼自己调侃，他长着一张带有高颧骨的大长脸。在《传神记》中苏轼自嘲道：“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这大概是当时见过苏轼的人的共识了。于是后人据此附会苏小妹作打油诗回击他哥哥的嘲笑在先道：“天平地阔路三千，遥望双眉云汉间；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这里仍旧没有用孔子语录做辩白，但也没有附会成为苏轼的异相而一变而成为赞美他的理由，反而用最苏轼的方式大大方方地嘲笑他，却最自然洒脱不造作。追溯起来，这也是苏轼自己开了个好头。
这故事里还有苏小妹的另外一首诗：“一丛哀草出唇间，须发连鬓耳杳然。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是调侃苏轼的大胡子，但据考证这并不确切。宋人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秦少游在东坡坐中，或调其多髯者。少游曰：‘君子多乎哉？’东坡笑曰：‘小人樊须也。’”可见苏轼的须量至多也就是普通而已，否则有何颜面笑曰呢。大概读到这条笔记的人做了移花接木之术，把秦少游的胡子粘在了东坡的嘴巴上。对于古人，大胡子是足堪夸耀的，相反无须就兴许显得有些少男子气，美髯公的大哥刘备就因为别人调侃自己无须而衔恨在心，终究把对方找个借口杀了。后人给苏轼粘上了大胡子，可能是带着自己的希望，同时也显得苏轼毛茸茸得可爱，与他一贯平易近人的风格相得益彰。如按这个思路胡思乱想下去，则又说不准是后人先认定苏轼必须有大胡子才可爱，还是从他的可爱上推想其必有大胡子呢？
《苏轼诗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这是后人对苏轼的意造。
在苏轼生前已有亲眼见过他的人对苏轼的相貌进行了评价。如孔武仲《东坡居士怪石赋》：“坡居士，壮长多难，而处乎江湖之滨。或夕休于岩，或朝饷于野。或钓于水之滨，或耕于山之下。颀然八尺，皆知其为异人。观于万物无所不适，而尤得意于怪石之嶙峋。”米芾也在《苏东坡挽诗五首》中说他“玉立如山老健身”。但这些评价就如梁武帝评价王羲之书的字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除了“颀然八尺”等可怜的几句近于白描，其余终究不能如西洋画一样解人们想见其真容的渴，反而只会激发人们努力翻找其人的写真去看。如不能遂愿，就只好撸起袖子，亲自搞起二次创作。
《枯木怪石图》
如今我们已看不到当时人所作的东坡画像，只要几段文献可资参考。黄庭坚曾说：“庐州李伯时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因此后世的所谓《东坡扶杖醉坐图》，想必与山谷所述不差。
《扶杖醉坐图》
明清之后的文人或许以黄庭坚这番话作为模板，发明了寿苏会，并依言办理，只是把扶杖醉坐图变成了笠屐图。笠屐图原本也脱胎于李公麟的作品，李公麟自述此画本事道：“先生在儋，访诸梨不遇。暴雨大作，假农人箬笠木屐而归。市人争相视之，先生自得幽野之趣。”但不论是扶杖醉坐图还是笠屐图，供奉在寿苏会桌前的不是宗祠里那样身着官府正襟危坐的标准写真，反而将寿星老的丑态、趣态抓取一帧，堂而皇之，广而告之，发扬光大之，甚至东渡朝鲜日本，成为了东亚文化圈对于苏轼最具共识的“意造”。只需戴上一顶斗笠，踩着一对木屐，即便不点睛、不画脸，不消说必是东坡无疑了。试想国子监的学生们每日对着一副描摹孔子独立东郭、欣然自嘲为丧家之狗的画，如何还能对圣人油然而生敬意呢？但苏轼的形象却越是顽皮、越是真实，越是狼狈、越是可爱，越是不合规矩、越是符合“坡仙”的形象，这也是后世将苏轼人生多面中的一面放大后的意造。
《东坡笠屐图》
曾经作为朝鲜国使出使北京的金正喜，曾在翁方纲的石墨书楼欣赏了《天际乌云贴》、《顾注东坡诗》、赵孟坚和唐寅各自绘制的《笠屐图》等与苏轼相关的文物。后来回国后，在因政治斗争被贬济州岛后，金正喜的弟子仿《笠屐图》而为其师作《阮堂先生海天一笠像》。画中的阮堂先生金正喜头戴斗笠，足着木屐，长髯飘飘，神态自若，恰似东坡曾经身处天涯海角时的样子，这是留给自己和他人的希望。今之cosplay，良有以也。
（本文为第五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获奖作品）
（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