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2007年那会，初代iPhone手机正在计划上市销售，眼看还有几周就要上市销售了，乔布斯却偶然间遇到一件事，突然决定要将产品设计作出巨大变动，一下子让上市计划面临巨大风险。
当时，这款iPhone手机的原型机，已经在乔布斯的口袋里装了几个星期四处溜达，乔布斯有次拿出手机一看，塑料屏幕出现了划痕。完美主义的乔布斯怎么能忍下这种事情，他敏感地意识到，如果顾客买了手机，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毕竟，手机一般是要放在兜里的，而大家往兜里装什么是不可预料的。
眼看离上市只有几周时间了，在紧要关头，乔布斯毅然决定将塑料屏幕换成玻璃屏幕，这样屏幕会更加耐用。要是放在其他的制造企业，这样的临时大幅变动设计和零件，制造流程势必大受影响，上市销售的计划势必要延迟。
但是，几周后的一个夜里，玻璃屏幕的供应商将新的玻璃屏幕运送到了富士康。富士康紧急调配8 000 多名工人轮班工作，将新的玻璃屏幕安装到了手机上。短短几天之内，富士康的 iPhone单日产量就超过了 1 万部。
王煜全在《中国优势》这本书里面写到，众所周知，富士康是iPhone 的制造商。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富士康有5000 多位工程师专门干一件事——帮助客户解决产品设计完成以后量产的问题。从生产线的部署到产品设计的调整，再到确保产品的性能，以及适当减少库存、合理安排生产计划、提高劳动利用率等，这里面凝结了无数制造业专家的智慧。
其实，苹果公司自己也有能力生产手机。只不过，如果是他自己生产，成本会大幅提高，可能每部手机要卖到几万元才能回本。而有了富士康对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能力，研发成本就可以被分摊到了海量销售的手机上。
苹果公司CEO 库克在自己的传记《蒂姆• 库克传》中提到，苹果公司经常在最后一刻更改产品设计，需求量还可能会大幅波动。而能适应这种灵活性和量产需求的，只有富士康。
故事二
杜克大学戴维•白瑞迪教授发明了一款相机，取名叫作“螳螂”。这种相机有19 个镜头，功能强大到，能把画面组合成10亿级像素的图像。这是什么概念？如果这款相机与人脸识别技术配合，就算隔着一个足球场的距离，也能清楚地识别人脸。
可是，为了做出这个10 亿级像素的镜头，白瑞迪教授苦苦寻觅制造商。他先找上的是柯达，但是柯达擅长做胶片，生产镜头不是长项。接着他又花了4年时间，在德国、日本寻找制造商，索尼、松下这样的巨头，都洽谈过。结果呢，要么是这些公司做不出来这种镜头，要么只接受万级以上的大批量订单。一次只生产100件，还得不断地修改调整产品设计，企业都不接他的这个活。
后来，白瑞迪教授通过调研做相似硬件产品的公司发现，即便是美国运动相机厂商 GoPro 也在中国深圳做产品。于是，他决定到中国寻找制造机会。
白瑞迪教授到了昆山市，成立了一家公司，自己担任公司首席科学家。结果，当地产业界不仅解决他的量产问题，还顺便帮他解决了资金难题。他的公司两年时间就融资2800万美元，跟之前在美国四处碰壁的情形有天壤之别。
量产问题解决了，资金足够了，白瑞迪很快就在中国组建了工厂。后来，这款相机投入了量产，接到了非常多的订单。
王煜全在《中国优势》这本书里说，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把公司搬到中国时，白瑞迪说，这是他经历了几番失败，摸索出来的唯一解。
为什么白瑞迪教授去了那么多国家，找了那么多厂商，只有中国企业能帮他做出产品呢？
因为，中国的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中国企业帮助跨国企业做代工制造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大量有科技制造经验的企业家。
我们能够支持小批量的生产，帮助创新企业做产品的调整和修改。日本、韩国、德国的制造水平虽高，却不够开放，无法支持科技产品的生产。当小科技企业成为创新的主力以后，中国的这种制造能力就成了稀缺的能力，成为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
故事三
2016年3月，特斯拉推岀了Model 3，仅一周订单量就达到了惊人的32.5万辆。而特斯拉一开始的计划是每月生产数千辆Model 3电动汽车。特斯拉从 2017 年7月开始交付Model 3，但整个2017年Model 3的交付量还不到3000辆。很多预订了Model 3的消费者，要等足足一年半才能拿到车。
虽然特斯拉不愁销售，但这样一直面临产能严重不足的问题，终究是一大软肋。原本，特斯拉的车在美国的工厂制造，但是产品一再延期、跳票，根本无法实现每周5000 辆的产能。
为了避免大面积违约、退单，马斯克甚至不得不亲自跑到生产现场监督，晚上就睡在加州的工厂里。老板这么卖力，工厂才勉强在2018年6月底，实现了产能目标。如果实现不了这个产能目标，特斯拉可能就要面临破产的危机。
就这样，多年来，特斯拉一直面对一种不愁销量、却产能不足的尴尬。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事，问题总要解决，产能总要上来才行。
于是，马斯克来到了中国建厂，这便是他们在上海的工厂。这么做，恐怕不是因为马斯克多么喜欢中国，而是只有中国的制造能力能帮特斯拉解决量产的难题。从那以后，特斯拉的产能问题迎刃而解，以至于马斯克在上海工厂新车下线仪式上，高兴得手舞足蹈。
王煜全在《中国优势》这本书里面分析：
任何新技术要推概念很容易，但在实际产品的制造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改进和调整才能提升效率、降低成本。除了时间，还要有各种设备、流程和工艺上的优化，更要有足够强的产业基础的支撑。所以说，科技产品的量产是个技术活。制造这些科技产品，本身也是创新的一部分，有着很高的技术含量。它是一种越练越好的能力，它需要的经验门槛很高。
而这三个故事告诉我们，中国在创新链条中的核心环节是科技制造。所以，正如书中前言所说：
“中国的优势在哪里呢？从全球创新生态体系的维度来看，我觉得优势更多应在我们的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能力。这是中国在过去40 年的时间里练就的本领，是我们可以支持和加速全球科技创新的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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