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328-376)，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人，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袁宏才思敏捷，文笔典雅。桓温北伐，袁宏奉命作露布，倚马疾书，顷刻间即成七纸，奇绝可观。他的《咏史诗》得到东晋安西将军、豫州刺史谢尚的赏识，聘请他做参军（亦有说：曾作谢安的参军）。一次，谢安欲迫试其文才，以一扇赠袁宏，宏即曰：“即当奉扬仁风，慰被庶黎”（即是：我一定要奉扬仁风，抚慰那里的百姓）。故有“扬风人政”的美誉。后袁宏任大司马温的记室（秘书），但他对桓温多有冒犯，因此“荣任不至”。相温死后，他才由吏部郎出任东阳太守，不久病逝。
袁宏因不满当时出的几种《后汉书》，继荀悦《汉纪》之后编著了《后汉纪》，他还著有《竹林名士传》3卷，以及《东征赋》、《北征赋》、《三国名臣颂》等。当时名臣王珣对袁宏的文字很有感慨地说：“当今文章之美，当共推此生。”时人尊袁宏为一代文宗。《竹林名土传》、《东征赋》等已佚，现仅存《后汉纪》、《三国名臣赞》，尤以《后汉纪》出名。
《后汉纪》是一部编年体的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天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全书30卷，21万多字。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为《后汉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大量存在。《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哗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体史书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这种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刀的以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这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效果。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土风尚是分不开的。
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今淮阳）人，东晋著名史学家，著有《晋书》,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著有关于蜀汉的历史《蜀记》。
王隐博学多闻，元帝时为著作郎，继承父亲王铨的遗业，奉命撰写纪传体国史《晋书》。唐以前修晋史者，文献所载凡24家，传至唐者19家，其中以王隐《晋书》影响最大，后修晋史者多所取从，唐《晋书》所载西普及东晋初年的人物故事，多史源于此。该书早佚。《晋书》原稿中途被虞预借去盗用，随意抄袭而成《晋书》，使王隐被免职，“黜归于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晋书•王隐传》)。可见王隐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庾亮处得纸笔的提供，历时20余年最终发愤写成《晋书》。
殷芸（471-529)，字灌蔬，南朝陈郡长平（今西华县东北）人。殷云生性偶党，不拘小节，但也不随便结交朋友，门无杂宾。他励志勤学，博通群书。齐武帝永明中，为宜都王行参军。梁天监初年，任临川王记室。后又任尚书左丞、西中郎主簿、中书通事舍人、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秘书监、司徒左长史等职。普通六年（525年），直东宫学士省，奉梁武帝之命，博采故书，撰成《小说》（又名《殷芸小说》）一书，所记内容为先前历代帝王士大夫的逸闻佚事。全书共30卷，隋时尚存10卷，后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130余条。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中的“饰小说以干县令”。这里的“小说”是庄子对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说的看法，与作为文学形式的“小说”完全无关。殷芸的《小说》是中国第一部以“小说”命书名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