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年间，山西绛州学者李毓秀编成《训蒙文》；乾隆年间，山西平阳府浮山县学者贾存仁将《训蒙文》改定成《弟子规》，成为清代以来一部知名的蒙书。《弟子规》在清代后期逐渐流行，晚清民国时广为流行。《弟子规》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多人曾对其内容进行过修订加工，使得传世《弟子规》有数种内容系统，而时至今日，贾存仁改定的内容系统仍是主体。贾存仁参照《训蒙文》，将其改定成《弟子规》，仍旧署名位居第二，但后世流传的《弟子规》绝大多数只署“李子潜”，造成了人们认为《弟子规》作者就是李毓秀的错误认识，贾存仁是《弟子规》编撰成书及流传后世隐于幕后的重要功臣。
《弟子规》是清代前期始编撰出现的一部蒙书。通行版本为三字一句、两句一韵，共计360句、1080字。依据《论语·学而篇》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总纲，内容编排，大多依次分为“总叙；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五部分，也有分为“总叙；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八部分者。从《弟子规》的内容可知，此书主旨是教导童蒙在居家、外出、待人、接物、求学诸方面应遵循的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简易化宣讲与弘扬。由于符合社会更阶层的意愿，故而自产生以来，流传越来越广泛，成为最为杰出的清代蒙学经典；时至今日，仍然被奉为儿童及成人首选的行为规范教科书之一。
《弟子规》的成书与流传，曾经历过一个嬗变过程。此书原名《训蒙文》，是由清初康熙间绛州（今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知名学者李毓秀（1647—1729）所撰。乾隆年间，平阳府浮山县（今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知名学者贾存仁（1724—1784）将《训蒙文》进行改编，改编文字、文句押韵，并更改书名为《弟子规》，传世的《弟子规》主体是贾存仁改定本，而后代通行的《弟子规》多是只署“绛州李子潜”（李毓秀字子潜），只有少数几种同时署有“贾存仁”，排名在李子潜后，尚未发现单独署名“贾存仁”者。
《弟子规》尽管成书于清代前期，但其逐渐流传是在清代后期，乃至风行于世却是晚晴民国了。在《弟子规》流传后世的过程中，曾有多人对其内容适当进行过改编，遂使流传的《弟子规》有数种内容系统。通过比对《训蒙文》与《弟子规》，不难发现两书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弟子规》参照其篇章分类、承用部分内容，但现今传世的《弟子规》，贾存仁的贡献是显著的，他是《弟子规》隐于幕后的重要功臣。关于《弟子规》系依据《训蒙文》改编而成，研究《弟子规》者多有论及[2]，但传世的《弟子规》存在数种内容系统，以往未见指出；加上《训蒙文》极其少见，比较它与《弟子规》的内容、体例沿革，过去不曾论述，这两点正是本文的用力之处。
一、李毓秀与《训蒙文》
据《旭华堂文集》卷十一《例监李子潜先生墓志铭》[3]，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绛州名儒，长于“四书”之学，有著述多种。著有《四书正讹》、《四书字类释义》、《学庸发明》、《读大学偶记》、《宋儒大文约》、《水仙百詠》、《训蒙文》。他生活于文化故里，终身在家乡绛州当塾师，从事教育工作，培养生徒甚众。在当地较为有名，被后人誉为“河东四先生”。
据好不容易见到的《训蒙文》刻本，该书成书于1702年之前。雍正《山西通志》卷一七五《经籍》收录《训蒙文》为“字学”类，“李毓秀《训蒙文》一卷，《四书字类释义》六卷”[4]。
《训蒙文》传世甚少，《中国古籍总目》及《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均未著录。目前笔者见到的《训蒙文》部分图像，大致包含一半内容稍多。书版分三截，中和下截为《训蒙文》内容，上截是对《训蒙文》的注解，总体有数百字。《训蒙文》分为“总序”、“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总结”六部分，部分内容文字之下有小字注文，多为注音，每部分内容之后均有小字注文数十字。目前所能看清的正文有114句、342字，与通行《弟子规》相同者仅为17句、51字，“过能改 归于无 倘掩饰 增一辜”、“类不齐”、“将入门 问孰存 将上堂 声必扬”、“待婢仆 慈而宽”、“势服人 理服人 方无言”、“读书法 有三到 心眼口”。书首有李毓秀序，曰“《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夫蒙而曰养正，一朝一夕之故哉。所以涵育其良知良能之天者，无庸忘也，亦无庸助也。养而必曰正，其不可以奇邪误也明矣。养正而极之曰圣功，其不可以浅近期也又审矣。虽然语之奥者，非童蒙所与知也。事之钜者，非童蒙所与能也。毓秀不揣暗劣，谨依圣言次第，而取世俗显切条件浸为衍说，敢谓当乎？作圣之旨要于养正之易知者、易能者，或劝或戒，莫有微补。由此而入小学，庶几得导。夫先路焉，若夫义理之谬误、情事之疏阔、字句之俚率，惟高明博雅君子损益裁正，不胜翘企云。康熙壬午莫春之吉绛州李毓秀敬启”。卷首书名后作“绛州李毓秀述 门人阎廷玠、阎有光重刊”。[5]
从李毓秀序可知，《训蒙文》为其草创，目的在于养正童蒙有所助益，尔后入读小学。该书明显为训蒙读物。序作于康熙壬午（1702），既为门人重刊，那么此书应在此前编撰成书。目前所见《训蒙文》内容，开头讲大道，然后讲具体细节，最后讲读书，罗列具体书名若干。而《弟子规》整体是讲具体细节，更生活化，两书区别还是明显的。
二、《弟子规》的流传
据《贾存仁墓志》及《余田贾老先生懿行碑记》，贾存仁（1724—1784），字木斋，号余田，平阳府浮山县人，他一生主要活动于家乡浮山一带，曾参加乡试得中副榜，随后进京城，在名士周永年家中担任家塾教师，短期参加过《四库全书》编撰工作，与名学者戴震、周永年有交集。在小学音韵方面有专长，撰有《等韵精要》（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传世。贾存仁改编《训蒙文》成《弟子规》完成于何时，不得而知。但至晚应在他去世的1784年。他的墓志撰成于1799年，其中列举他的著述有《四书千一录》、《等韵精要》、《音汇》三种，不提《弟子规》。他去世的次年，范鹤年所撰《余田贾老先生懿行碑记》提到他的著述有《韵诗考源》、《等韵精要》、《音汇》，订正《弟子规》、《正字略》[6]。
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弟子规》为1855年复兴斋丛书本，但书序提及该书的底本源于1835年，当时在北京的家塾已有《弟子规》作为教材，其时距离贾存仁去世刚好50年。从现存数种《弟子规》的序跋可以清晰看出，此书多作为教材在私塾、义学中使用；最早始于道光年间，经过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到民国，越来越流行；传播区域有华北、中原、西北、江南、西南；收进丛书，成为该书传播的重要途径。
贾存仁改编而成的《弟子规》“以其便于诵读讲解，而皆切于实用”，被誉为“开蒙养正之最上乘者”。周保璋《童蒙记诵编·节增三字经》曰“近李氏《弟子规》盛行，而此书（《三字经》）几废。” 民国《山西献徵》卷五《儒行·贰尹李子潜先生事略》曰“遗著有《弟子规》，风行于世”[7]。尽管《弟子规》也并非传世数量众多，但不难找寻，为通行易见的一种蒙书。
晚晴民国时，《弟子规》广为流行是不争的事实。文革期间，《弟子规》曾被作为批判用书大量刊印，尽管这种形式的流传并非常态，但也反映出这本蒙书特殊的教化功能和社会影响。最近10年来，《弟子规》被海内外华人世界广为提倡，使用者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现今最为流行的行为规范书，是该书问世以来最为流行的时期，不可小觑，褒奖者甚众，商榷者也有，内中缘由值得深入探讨。
三、《弟子规》有数种内容系统[8]
贾存仁改编《训蒙文》成《弟子规》后，《弟子规》得以面世。在《弟子规》逐渐流传以至风行的过程中，多人对《弟子规》的内容或多或少做过修改加工，遂使传世的《弟子规》内容有数种系统，以往的研究者少加注意。
传世的《弟子规》，收入丛书的，主要的版本有1855年《复兴斋丛书》本（底本是1835年北京家塾课本《弟子规》）、1873年《西京清麓丛书》续编《养蒙书九种》本（贺瑞麟1863年在绛州见过《训蒙文》和《弟子规》，自称依照《训蒙文》编订）、1881年《津河广仁堂所刻书》本（底本是1863年绛州刻本《弟子规》，其时主持修订《弟子规》的陕西学者杨树椿也见到过《训蒙文》）。单行的版本甚多。由于底本不同，或是编印者略加改动，使得传世《弟子规》文字内容差异明显存在，无法一一统计清楚。
光绪七年（1881）津河广仁堂所刊《弟子规》，书首载有同治二年（1863）三原（今咸阳市三原县）人贺瑞麟（1824—1893）所作序，“此书旧相传为绛州李子潜先生作，同治初元避乱来绛，因求先生诸书得见。所谓《训蒙文》者，其义例、语意即此书所本，而视此特祥，则又窃疑是书或先生晚年修改，即得徐州刊本，乃知浮山贾存仁木斋重为删订如此，贾之重订，固不能没先生之实，但其明白简要，较便初学，盖为有功于先生者，而改今名亦切事实，正童稚之脚跟，开圣贤之涂辙，殆与原书无异旨也”[9]。《西京清麓丛书》续编之《养蒙书九种》，所收《弟子规》，书末有贺瑞麟所写跋语，“《弟子规》，绛州李子潜先生毓秀著，原名《训蒙文》，浮山贾木斋存仁即其原书修删之，改今名。尝疑‘见人善’以下二十四句皆‘亲仁’事，而误入‘谨信’条内，绛州刻板时朝邑杨仁甫移植‘色不媚’下，细按即续‘百事坏’后，与本文上下语意庶不阻碍。又移‘道人善’八句入‘谨信’条，恐当时传写之差，未免惑误后学，故略订正。然皆据《训蒙文》原书，非敢僭妄，识者详之。”[10] 1863年绛州刻本《弟子规》成书过程中，杨树椿也作过改动，他自己所言“文义不属，今据《训蒙文》移之……值刻是书，得与订正之意”[11]。由上可见，《西京清麓丛书》续编之《养蒙书九种》所收《弟子规》和《津河广仁堂所刻书》本《弟子规》均是主持者参照《训蒙文》编订而成的。这两种《弟子规》内容均为五部分，后四部分比例较为均衡。
《津河广仁堂所刻书》本《弟子规》之末，杨树椿跋曰“‘道人善’八句，《训蒙文》原文在第三章，属言‘信’之事，适与‘见人善’句法相似，贾本或偶因此而互乱欤！但此八句于‘爱众’之义亦合，姑乃其旧”[12]，意思是沿袭了贾本，而《西京清麓丛书》却在“信”部分，贺瑞麟所谓“又移‘道人善’八句入‘谨信’条，恐当时传写之差，未免惑误后学，故略订正”。可知“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之 愈加勉 扬人恶 即是恶 疾之甚 祸且作”8句24字，贾存仁改订本应在“泛爱众”部分。而上引贺瑞麟所谓“尝疑‘见人善’以下二十四句皆‘亲仁’事，而误入‘谨信’条内，绛州刻板时朝邑杨仁甫移植‘色不媚’下，细按即续‘百事坏’后，与本文上下语意庶不阻碍。”可知“见人善 即思齐 纵去远 以渐跻 见人恶 即内省 有则改 无加警 惟德学 惟才艺 不如人 当自励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勿生戚 闻过怒 闻誉乐 损友来 益友却 闻誉恐 闻过欣 直谅士 渐相亲” 24句72字，贾存仁改订本应在“谨信”部分。由以上贺瑞麟、杨树椿比对《训蒙文》与贾存仁《弟子规》两条依据可以推知，《复性斋丛书》之《弟子规》与贾存仁改订本最为接近。再比对三种丛书的《弟子规》发现，复兴斋丛书本《弟子规》的“亲仁”只有“同是人 类不齐 流俗众 仁者希 果仁者 人多畏 言不讳 色不媚 能亲仁 无限好 德日进 过日少 不亲仁 无限害 小人进 百事坏”16句48字，而另两种丛书均为40句120字。这样各部分内容文字比例有失均衡。
综上，大致可以确定，“亲仁”只有“同是人 类不齐 流俗众 仁者希 果仁者 人多畏 言不讳 色不媚 能亲仁 无限好 德日进 过日少 不亲仁 无限害 小人进 百事坏”16句48字的《弟子规》正是贾存仁改定本。通过普查清代民国及现代出版印行的《弟子规》，尤其是现代印本，发现绝对大部分《弟子规》多是贾存仁改定本。尽管这一内容系统各部分之间比例并非均衡，且有内容文字和章节亦有不尽相符之处。
可见，《弟子规》的流行是晚晴民国以来的事，此书在当时甚为流行。有学者撰文所谓《<弟子规>的传播是场骗局》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应予纠正。
四、《弟子规》作者的认定
从目前收集到的几种《弟子规》序跋及书首所标可知，贾存仁将李毓秀《训蒙文》节订、重订、删订、修删成《弟子规》，书名为贾存仁新取。1862年，贺瑞麟和杨树椿在绛州均见到过李毓秀《训蒙文》，既然所言“删订”、“修删”，那么《训蒙文》内容似乎应比贾存仁《弟子规》要多。但是目前仅见到的《训蒙文》部分内容，正文无疑不足1080字，如果加上每部分后面的注文及上截的注释，大概总体字数就要超过1080了。
比较《训蒙文》和《弟子规》，从两书内容和李毓秀《训蒙文》序可知，均是蒙书，三字一句，大致适用于进入小学之前的学习；内容章节均大体依照《论语·学而篇》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总纲，大体分为“总叙；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五部分（《训蒙文》最后有“总结”，成为六部分），从内容分类编排来看，《弟子规》依照了《训蒙文》。
从《训蒙文》可见的正文342字与《弟子规》重复的仅有51字，约为七分之一。其中“过能改 归于无 倘掩饰 增一辜”，《训蒙文》与三种《弟子规》均在“谨而信”部分；“类不齐”和“待婢仆 慈而宽”、“势服人 理服人 方无言”，《训蒙文》与三种《弟子规》均在“泛爱众而亲仁”部分；“读书法 有三到 心眼口”，《训蒙文》与三种《弟子规》均在“有余力则学文”部分；唯独“将入门 问孰存 将上堂 声必扬”，《训蒙文》在“泛爱众而亲仁”部分，三种《弟子规》则均在“谨而信”部分。
通过分析比对不难看出，《训蒙文》为初创，尽管均是三字一句，但《弟子规》是两句一对，《训蒙文》在对仗押韵方面远不及《弟子规》。当然我们不知道《训蒙文》是否也会有前后版本的不同（比如李毓秀曾对《训蒙文》进行过修订，后起的《训蒙文》更接近现今流传的《弟子规》），而贾存仁在从事私塾教育的过程中，依据见到的《训蒙文》，发挥其音韵学专长，将《训蒙文》删订成《弟子规》，用于教授童蒙。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复性斋丛书》所收《弟子规》署名“绛州李子潜先生元著 浮山贾存仁木斋节订”，慎修堂藏板，咸丰五年（1855）刊行，底本是1835年北京家塾课本《弟子规》，这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弟子规》刻本。1835年距贾存仁去世的1784年只有50年，既然已经同时署有李子潜、贾存仁姓名，大概乾隆年间贾存仁修订《训蒙文》成《弟子规》时，不会独占其功，仍署名“李子潜”第一，他则署名第二。这也反映出贾存仁为道德君子，受《训蒙文》启发或依据《训蒙文》修订成《弟子规》，没有掠人其美。目前所能见到的清代刻本《弟子规》中，署有两人姓名者均为“绛州李子潜（先生）原（元）本（著） 浮山贾存仁（木斋）重（节）订 ”，单独署名只有“李子潜先生”，尚未见到单独署名“贾存仁（木斋）”者。
传世的《弟子规》系贾存仁改编李毓秀《训蒙文》而成，这一事实明确无疑，但传世的《弟子规》却大多只署“李子潜”，造成了人们认为《弟子规》作者就是李毓秀的简单且错误认识。《弟子规》得以传世，李毓秀《训蒙文》是基础和前提，但浮山贾存仁改编之功不可埋没，他是《弟子规》编撰成书及流传后世的重要功臣。理应史籍有载，后人有记。
贾存仁作为基层文士，墓志所记他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践行者，晚年在京城、家乡一带设帐教学约10年，他容易见到绛州李毓秀所编《训蒙文》，出于教授童蒙需要，加上他有音韵学专长，于是乎将《训蒙文》压缩、改编押韵为《弟子规》一书。两相比较，《弟子规》更适合童蒙记诵，于是在他去世后流传渐广，而《训蒙文》却越来越少见，至今难以寻觅。
本文刊登于：金滢坤主编《童蒙文化研究》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
[1]作者简介：仝建平，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弟子规》与传统美德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宋元文献、山西地方史。
[2]刘雅苓：《清代蒙书<弟子规>之析论及对 E 世代大学生人格建构的七项修炼》，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黄灿：《<弟子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3]（清）王奂曾：《旭华堂文集》卷十一，山西省祁县图书馆藏乾隆十六年刻本。
[4]（雍正）《山西通志》，中华书局，2006年，第2835页。
[5]（清）李毓秀：《训蒙文》序，康熙四十一年刻本。
[6]仝建平：《贾存仁与<弟子规>成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期。
[7]常赞春：《山西献征》，《山西文献》丛书，（台北）山西同乡会，1980年，第4页。
[8]仝建平：《从序跋看<弟子规>的传播及内容系统》，《图书馆杂志》待刊。
[9]（清）李毓秀：《弟子规》序，津河广仁堂所刻书，光绪七年刻本。
[10]（清）李毓秀：《弟子规》，《西京清麓丛书》续编《养蒙书九种》，同治十二年刻本。
[11]（清）李毓秀：《弟子规》跋，津河广仁堂所刻书，光绪七年刻本。
[12]（清）李毓秀：《弟子规》跋，津河广仁堂所刻书，光绪七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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