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自从1850年奥斯特罗夫斯基发表喜剧《自己人-好算账》因而成名之后，他的戏剧创作如开闸的河水，五十年代一开始，就十分繁荣，差不多每年都有新作问世。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前半期，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创作，受到了斯拉夫派的影响。斯拉夫派，是俄国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种思想文化流派。当时，俄国处在封建农奴制度崩溃的前夕，在反对农奴制度的斗争方向上，先进人士分成了两派；一派叫西欧派，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们主张俄国废除农奴制度之后，走西欧走过的道路，即实行资本主义。另一派叫斯拉夫派，他们强调俄国人要走自己的民族道路，要在保存俄国的宗教、俄国的村社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贵族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合作。斯拉夫派反对欧化的腐败享乐，不赞成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与用金钱对人灵魂道德的腐蚀，但他们是保守主义者，其反封建是不彻底的，代表了开明贵族的利益与愿望。
当时在俄国文化界活跃的拉斯夫派人有文学批评家谢唯辽夫教授（1806-1864）、理论家兼诗人霍米雅科夫（1804-1860）、史学家、批评家及《莫斯科人》杂志主编波果金教授（1800-1875）等人。这些人推崇果戈里，并影响一批青年。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四十年代就认识斯拉夫派的首领人物。他1849年正式加入斯拉夫派。 1852年果戈里逝世，他得以参加葬礼。奥斯特罗夫斯基是斯拉夫派的后起之秀，他成为《莫斯科人》的撰稿人和编辑部中“少壮派编辑”群体的骨干与首领。参加“少壮派编辑”集团的，除了奥斯特罗夫斯基，还有诗人兼批评家阿波龙·格里戈利耶夫（1822-1864）、小说家皮塞姆斯基（1821-1881）、演员萨多夫斯基、中学教师兼理论家菲里波夫以及斯拉夫派信徒埃德尔松等等。他们热衷研究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对人民的生活、风俗、民间歌谣与传说、民族的历史、信仰，特别感兴趣。他们认为未来的俄罗斯应保留民族古风与习惯，而极力反对西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虚伪的文明、唯利是图的思想。对于欺诈、倾轧、钻营的商人、官吏、市民进行深刻批判。“少壮派编辑”中的先进分子与主编波果金等老一代保守的斯拉夫主义的右翼，也有时有其矛盾。常不经主编同意而在《莫斯科人》杂志上发表作品。
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五十年代前半期，发表、演出、或单独出版的剧本有：《自已人-好等账》（1850）、《一个青年人的早晨》（1850）、《穷新娘》（1852）、《非已之长、勿充内行》（1855）、《贫非罪》（1854）、《切勿随心所欲》（1855）、《他人喝酒自己醉》（一译《代人受过》，1856）等等。这些剧本，写得多的是奥斯特罗夫斯基所熟悉的商人世界，其中常描写具有封建宗法思想的商人家庭中的暴君，这些粗暴、野蛮、没有文化教养、任性刚愎、胡作非为的家长，当年也许是农民或市民出身，后来从事商业而成为富商。他们既有封建意识，十分保守落后，又代表新兴的资本主义关系，显得贪婪专横。他们构成的“黑暗王国”就是俄罗斯封建农奴制在市民社会的缩影。如《他人喝酒自己醉》和 1863年写的《艰难岁月》中的主人公吉特·吉蒂奇·布鲁斯柯夫，就是一个暴戾、愚昧而任性的人，被称之为“顽固分子”。剧中一个人物阿加拉芬娜·普拉托诺芙娜说到布鲁斯柯夫时指出：“他对无论是谁的话也不听，——他跺着脚喊：你知道老子是谁？于是全家大小都得趴在他的脚下，就这样趴着，要不就得倒霉——这是一种野蛮的、专横的、硬心肠的人”。这种人欺软怕硬，只能在家里对妻儿老小作威作福，在外面遇上强人，就傻了眼：“他只能在自己家里逞凶，一出大门，你试试看罢，他就变成了大傻瓜；芝麻大的事儿都会叫他惊慌失措”。在布鲁斯柯夫身上体现了封建农奴制度的精神特性，而另一方面，作者从斯拉夫主义的观点出发，写出这类人身上还存留着某些温和的人性。布鲁斯柯夫遇见了教员伊万诺夫。伊万诺夫为人怪癖，一生廉洁，他从骗布鲁斯柯夫钱的女人那里把钱要回来，还给了布鲁斯柯夫，于是顽固分子为之感动，感叹“金钱和这类东西不过是尘土，只是一种能发出响声的金属罢了！”他认为伊万诺夫是个大好人，还要儿子去向教员的女儿求婚。
奥斯特罗夫斯基受斯拉夫派影响较深的剧本是《非己所长，勿充内行》（直译《不是自己的雪橇不要去坐》）。剧本所写的老商人马克西姆·菲多吉奇·鲁萨柯夫，是个专横顽固的独夫，他的女儿阿芙多霞·马克西莫芙娜，原来喜爱青年商人勃罗达金。但她从她的姑母、一个老处女那里学得新的恋爱观念，去爱了一个年青浪子、刚来这座城里不几天的退伍骠骑兵维霍列夫。维霍列夫来求婚，遭到鲁萨柯夫的拒绝。他想带姑娘私奔，而姑娘从父亲那里带不出一个钱，于是又被骠骑兵赶回来。回来之后，青年商人勃罗达金来求婚，要娶阿芙多霞，一场矛盾就如此结束。顽固分子鲁萨柯夫虽然专横，但也写得聪明、严肃。具有古老斯拉夫生活的优秀遗风，而勃罗达金则善良、正直，不计前嫌。这就又美化了商人世界。不过从总的倾向上看，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自己人-好算账》等剧中，揭露了“黑暗王国”的种种景象，给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增添了新的艺术成就，开创了新的艺术领域。
《自己人-好算账》
这个原名《破产者》的剧本，发表在《莫斯科人》杂志1850年3月出版的第六期上。它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成名作。由于剧本揭露商人的内幕，富商们秘密控告作者，政府下令让把已发表的剧本送去补审。沙皇下令：“禁止上演，故印出亦属无益”十一年之后，审查官勒令修改结尾，由于加了警察局长逮捕了奸商，才得于1861年1月在彼得堡亚力山大剧院上演。现代的演出本，恢复了原状。
这部四幕剧在现实真实的基础上展示了自己的情节：萨姆松·西雷奇·鲍尔肖夫是个贪婪顽固的商人，他企图用搞假破产的手段，拒付所欠的债款以欺骗债权人。于是，他找来了投机钻营、唯利是图的律师绥索伊·普索伊奇·利斯波洛任斯基商议。在律师的策划下，他决定把房产和店铺假抵押给“效忠”他的店员拉扎尔·叶里扎雷奇·彼得哈留辛，以造成法律上的合法，宣布自己是个破产者。为了达到假抵押的目的，鲍尔肖夫不惜用亲生女儿阿丽姆皮雅塔（莉波奇卡）作钓饵来位拢彼得哈留辛。但是彼得哈罗辛是个比鲍尔肖夫更狡猾的骗子，他表面上对鲍尔肖夫忠心耿耿、唯命是从，而暗地里却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他私下以更多的贿赂来拉拢利斯波洛任斯基，把抵押权，假戏弄成真，吞噬了鲍尔肖夫的全部财产，不给债权人分文，以至鲍尔肖夫被关进监狱。鲍尔肖夫的女儿莉波奇卡原是一个非常自傲的女子，店员是不在她心目中占有丝毫位置的。然而她精神空虚，没有道德信念，最后嫁了她认为没教养而却是占有不义之财的波德哈留辛。波德哈罗辛盖起了豪华的住宅。这对年青夫妇，忘恩负义，任凭鲍尔肖夫夫妇哀求，也拒绝用少量的钱把鲍尔肖夫从监狱中赎出来。
奥斯特罗夫斯基这个剧本刻划了商人阶级人物的群象，他们行动的基础是互相欺诈，他们致富的手段也建筑在这一点上。这种欺诈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当然的事情，从不感到道德上的负疚，也不引以为耻。而这种视为自然的观念，正是“黑暗王国”这种环境培育出来的。
作者在鲍尔肖夫形象中塑造了一个俄罗斯戏剧中的新典型。这是一个宗法制商人，其性格特点是以自己的无知和专横，统治一切人，干涉一切事。譬如在他命令女儿嫁给波德哈留辛这件事上，充分表现了他的封建专制思想：“我叫她嫁给谁，她就得嫁给谁。她是我的孩子：要是我高兴。我可以拿她就粥吃，我可以拿她伴牛油。”①
在这个早期出色的剧作中，显示了奥斯特罗夫斯基后来创作的基本倾向。关于这—点，杜勃罗留波夫说道：“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别，很少触到社会的活动，这无疑是因为我们的市民生活本身，就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墨守旧法的习惯，简直没有一个可以自由而奔放地表现人的真正活动的例子。但是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里，却非常完整地而且浮雕似地描绘出两种关系，对于这两种关系，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可能还在奉献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家庭的关系以及财产的关系。因此这就不必奇怪，为什么他的戏剧的主题以及名称本身，总是在家庭、新郎、新娘、富与贫中间转来转去。”②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不是只着眼在心理与性格上，而是在道德和社会方面。他说过：作品越优美，它越是属于人民，则在它里面的揭露性的成分就越多——，公众所希望于艺术的是能给与活生生的、优美的、对生活进行批判的一种形式，他们并希望把在世上看到的，对他们说来是枯燥无味的、抽象的时代的恶习和缺陷综合成为完整的形象。艺术就应给与公众以这样为形象，并应以这些形象加强公众对一切曾被尖锐批判过的东西的憎恨，不许公众再回到已经批判过的旧时的形式中去。而要迫使他们去探求更美好的东西。总而言之，就是要使他们更有道德。我们文学的这种暴露性的方向可以称为道德的、社会的方向。剧作家本人自己就是本着这条批判现实主义原则去探索社会生活的。在他的喜剧中，不同于果戈理，没有任何偶然性的因素，没有令人难以置信事件，也没有过分的夸张，而是对生活真实的概括。作者关于宗法制商人家庭的描写，体现了俄国社会的特点，有力地鞭挞了专制制度。
《穷新娘》
在1851年初，《穷新娘》的片断发表在一本叫做《晚会》的文集中。这年夏天，奥斯特罗夫斯基写完了全剧。1852年初，作者在几处文艺聚会中朗诵了它，同时出版了单行本。《现代人》杂志三月号上，发表了屠格涅夫的文章《关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穷新娘>的几句话》，称赞了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没有写商人世界，而是写了官吏社会。官吏社会与商人世界，同是俄罗斯“黑暗王国”的一部分。这构成了奥斯特罗夫斯基整个五十年代创作所批判的对象。
《穷新娘》的标题，就显示了它的题材内容和奥斯特罗夫斯基创作内涵的特色
《穷新娘》有—个生动的故事情节：
安娜·贝特罗芙娜·尼采勃特金娜是个穷官吏的寡妇，她丈夫死时没有给她和女儿留下任何财产。安娜唯一的愿望就是给女儿玛丽雅找个有钱的女婿，尽快把她嫁出去，自己好过安逸日子，经老律师朵勃洛托夫斯基引荐，安娜母女结识了官吏马克西姆·朵罗法贝耶维奇·贝涅伏伦斯基。贝涅伏伦斯基三十出头，是个粗俗而又无教养的人，他有财产、有地位，所想的是找一个家庭主妇，娶一个在社交场上不失体面的姑娘。因此，他看中了年青、美貌、会弹琴又有教养的玛丽雅。玛丽雅是个纯洁而又富于情感的姑娘。她虽贫穷，却不看重金钱、地位，而渴望求得真正的爱情。她不爱贝涅伏伦斯基，更不愿意嫁给他，而爱上了青年茀拉地弥·茀西列维奇·梅里奇，真心地相信他也爱她。这时，安娜与别人打的官司输了，别人不仅要把她的住房弄走，她还要出数倍的罚款。在这危难之时，贝涅伏伦斯基前来求婚，并说他愿效劳把官司扭转，但交换的条件是安娜必须同意把女儿嫁给他。他思量安娜处在目前的境况中不致拒绝，随即要求她不得拖延，限一两天必做出答覆。安娜本来就希望女儿嫁给他，此时更是以危难相逼女儿。玛丽雅而对不幸，万分焦虑，向梅里奇求救，相信他能给她出主意，解救她。其实梅里奇不过是轻薄浪子，情场老手，并不是玛丽雅信赖的人。他并不爱玛丽雅，他信誓旦旦地向她表示爱，不过是欺骗而已，他骗取美貌姑娘的爱以便好去向人夸受，求得虚荣心的满足。当玛丽雅向他求救时，他不仅推卸责任，而且让她顺从命运。玛丽雅虽然很痛苦，但终于认清了他的真面目。她知道为了挽救家庭，帮助母亲，唯一的方法是牺牲自己，于是同意了母亲的要求，决定与自己所不爱的贝涅伏伦斯基结婚。
在这个剧本中，没有鲍尔肖夫、托尔佐夫式的顽固分子，但是安娜在对待女儿的命运时，同样是专横顽固。她的专横不是表现为粗暴野蛮，因为她自己是曾经被丈夫辖制过的女性。一生被压迫与过寄生生活，使安娜没有任何的生活能力。现时她虚胖、衰弱、善遗忘、无事瞎忙。但她是在专横顽固的空气中成长中，反过来，她对女儿玛丽雅也是施行专横独断。这种专横顽固表现为对女儿的关心，而所谓关心，就是反复唠叨，让女儿快点儿出嫁。一来，她认为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二来，家里没有一个男人是不行的。她的抱怨唠叨就形成对女儿的压制，尽管与粗暴野蛮不同，但她的偏狭、愚蠢、执拗，就是对玛丽雅的一种“关怀性”的折磨。安娜是“黑暗王国”中曾被吃过而现时正吃人的人。
安娜要女儿快些出嫁，至于嫁什么人，是无所谓的。关键是玛丽雅没有陪嫁，是个穷新娘，那么就得找一个有钱的人。封建包办与资产阶级买卖婚姻，是合二而一的。在家长专横意志与追求金钱的前提下，感情是没有位置的，当然更不允许自由爱情。玛丽雅就成了封建势力与金钱势力的牺牲品。
《贫非罪》
《贫非罪》完成于1853年10月，并于1854年初在莫斯科小剧院首次演出。奥斯特罗夫斯基将这个剧本献给普罗夫·米哈伊洛维奇·萨多夫斯基。他这位好友，成功地扮演了剧中的富商托尔佐夫的败家子弟弟柳比姆·托尔佐夫。诗人阿波龙·格利戈里耶夫写道：
柳比姆·托尔佐夫抬起头
神气活现地站在她的面前，
身上披一件破旧的大衣，
胡子乱蓬蓬的，
这个不幸的人烂醉如泥，形容憔悴，
但他却有一颗晶莹的俄罗斯灵魂。
这既概括了人物的特点，又揭示了演员现实主义表演的成就。
《贫非罪》的情节如下：
外省商人戈尔杰伊·卡尔贝奇·托尔佐夫是个顽固、刚愎自用的人。他瞧不起周围的人，认为他们都是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庄稼汉。他不喜欢俄国的东西，而要“按摩登的方式生活”、追求“欧洲”的生活方式。他和从莫斯科来的工厂主阿富里卡恩·萨维奇·柯尔舒诺夫打得火热，不惜把女儿柳波芙·戈尔杰耶芙娜嫁给这个老头子，以便借“姑爷”搬到莫斯科去住。柯尔舒诺夫表面上温文而雅，满口仁义道德，但一肚子男盗女娼，他靠剥削穷人发迹，是个流氓骗子。就是他骗了戈尔杰伊·托尔佐夫的弟弟柳比姆·托尔佐夫的钱财，并唆使其堕落，成为不名一文的乞丐。在柯尔舒诺夫得意忘形、庆幸年轻美貌的新娘即将到手时，柳比姆·托尔佐夫当众揭穿了他的老底，他恼羞成怒，转而攻击戈尔杰伊·托尔佐夫，让戈尔杰伊·托尔佐夫给他磕头，求他要自己的女儿。由于受到柯尔舒诺夫的侮辱，戈尔杰伊·卡尔贝奇决心报复，不把女儿嫁给他，而嫁给贫穷的青年店员米佳。其实米佳和柳波芙·戈尔杰耶芙娜早已相爱，并心心相印。戈尔杰伊知道后，想反悔，但在众人的请求下，尤其是他弟弟的劝说下，醒悟过来，决定把女儿嫁给虽然贫穷、但却非常诚实的米佳。
这个剧本的情节，也是建立在商人家庭的内部冲突上，然而它却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勾结。托尔佐夫之所以要把女儿嫁给柯尔舒诺夫，是因为他追慕时髦与西欧文明。在一场口角之下，又决定不把女儿嫁给柯尔舒诺夫，是因为他还存留强烈的封建意识。在托尔佐夫身上，作者描绘了一个比鲍尔肖夫多披了一张倾向“文明”外衣的专横顽固分子。通过这个形象，《贫非罪》揭露了俄国商人阶级对教育的荒谬态度，他的追求文明，只是表面的、物质的东西，目的是为了使他的胡作非为变得不太野蛮。但他忠实对待的，仍是他那能在“黑暗王国”中统治、能任意支配周围人的跋扈本性。至于作者在结尾所写他的善举，也只是他任性逻辑的另一种表现。
但是也不能不指出：作者在剧中企图显示宗法制商人的精神再生。柳比姆作为说教者出现，他的哀求是被视为社会家庭冲突的解决力量的。因此，这些观念表现的虚伪性，受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尖锐批评。而斯拉夫主义者们却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要求特别夸赞这—点。
我们以为作为艺术家，奥斯特罗夫斯基是揭露了压迫者、专横的统治者的本质特点的，这不只在托尔佐夫任意把女儿嫁给随便什么人和打骂一切人的行为中，也更在他被包围得暂时胡涂而把自己女儿恩赐米佳的“愤慨”中。同时，作者也指出了米佳、柳波芙近于奴性的善良和软弱是不足以解脱自己的，他们获得的胜利也并不巩固。这样，尽管作者还没有象后来在《大雷雨》中塑造出卡杰林娜那样的叛逆性格，然而从人物行为中，客观上给人一种暗示：在“黑暗王国”里，想自由地发挥“人”的思想意志，必须摆脱环境的腐蚀，不可等待托尔佐夫们的仁慈决定。
奥斯特罗夫斯基用温和的口吻来表现他的人物。剧中除了用金钱来买爱情地暴发户柯尔舒诺夫之外，几乎全是些好人：善良、温顺而又操劳的主妇别拉盖雅·叶戈罗芙娜，正直、热情而朴质的米佳，活泼（虽夸耀财富）而放弃追求的富翁之子格里沙·拉兹留里亚耶夫，奶妈阿莉哪，作为爱情陪衬的年轻寡妇安娜·伊凡诺芙娜和她的爱人雅沙·古斯林（托尔佐夫的外甥）……每人都有可爱之处。尤其是托尔佐夫的弟弟柳比姆，本来是被柯尔舒诺夫之流勾引坏了的浪子，但浪子回头，反成了正义的化身，由于他的劝说，他哥哥精神复活，辨识了良莠，终于放弃对米佳与女儿贫富不配的爱情的偏见，同意了美满的婚姻。柳比姆否定以贫富看人，指出贫非罪，其中也反映着人民的道德观念。演员戈尔布诺夫回忆说，观众非常欢迎此剧的演出，有人从柳比姆身上看到了具体的真理，甚至说“柳比姆·托尔佐夫就是真理！”可见作者将这个形象作为了合乎斯拉夫主义的正面理想形象。
这部作品，在奥斯特罗夫斯基早期剧作中还具有—个突出的特点：它对民间生活风尚有精确的描写，其中插入了不少的民歌、民间舞蹈、一群姑娘们衬托性的歌唱、圣诞节的活动。一方面，作者歌颂古老的俄罗斯风习，本身就是反对西欧化；另一方面，从剧本风格和理想人物（柳比姆是在过节时民歌衬托中讲关于贫非罪的一段“真理”的）增加了人民性。
① 《自己人-好算账》，芳信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65页。
②《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176页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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