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畦管理。禁垣之内，区池分为三场。东场地气本厚，上多黑泥，下坐盐根，纠缠附土，磊块相连，称为产盐之母。西场地气独薄，但有黑泥，而无盐根。中场介于东西之间，近东者似东，近西者似西。清朝初年设三场大使，管理盐务，但大使没有级品。到雍正年间，部议认为大使职分卑微，不足以弹压商户，酌加为正八品。
三场各自修治盐畦，为浇晒盐的场地，盐畦长宽不一，以埂为界。凡一畦，为一个号，注明商户名，每号纳税课银六锭。三场共有畦四百六十五号，额外还有余畦一百二十一号。
关于盐引制度。河东盐法，历来由商运商销。盐商编制有额引、余引两种。额引，行销有固定地区，按其地区人口定量发盐。余引，行销没有定点，可根据销售情况，酌量增减。原规定，每一引支给盐二百斤。雍正三年（1725年），以盐运途中盘山渡水，折耗甚多，加重为二百四十斤为一引。
盐引的制度，开创自宋朝，继及于明朝，历来有所增减。清乾隆年间，定额达到六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七引。到乾隆后期，产盐缺额，商力积疲，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经山西巡抚冯光熊奏准，将盐税摊归地丁，所有行销河东盐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需供盐给一百七十三个州、县，定额为四十二万六千九百四十八引。除额引外，以余引弥补额引之不足，实销实报，余引累增至二十四万。嗣后，嘉庆十二年（1807年）复归商运，酌定额引、余引共计六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九引。
关于法定税课。盐法按引纳税。河东盐商有两种：一是坐商，二是运商。守场洒盐者为坐商，领引行销者为运商。盐工捞盐，每日得一引，积四个月得盐一百二十引，故习惯以一百二十引为一名。每引征银三钱九分八厘，每名税银四十八两，加以赈济等款，正税五十两，故习惯以一名之税为一锭。乾隆时额引六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七引，正杂课银共五十一万八千一百一十余两。
盐法禁绝了民间的土贩，专设商运，无实力的商贩告退，有实力的投认。原定五年一更换，重新招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巡抚兼盐政农起，为运盐业稳定起见，疏请停止年年招商，改变为长商。日久之后，弊端渐多，时有所穷，利有自竭。官长不无应酬，款项繁兴，浮费日多。咸丰二年（1852年），户部侍郎王庆云查办河东盐务，指出：运商疲累，一在盐本之巨，二在浮费之多，三在运脚之重。销盐本有定价，因运商亏本，不得不增价。盐贵之故，实际不是缺产，而是因为走私，坐商贪卖走私，抬价居奇。因此确定：白盐一名，最贵不得超过银六十两；青盐一名，最贵不得超过银四十两。
来源：山西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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