戉，甲骨文作“
”，本无金字作偏旁部首。《说文》释：“戉，斧也”、“钺”俗作也。是说明戉的产生脱胎于远古时代的石斧类砍斫器。其后“戉”作“钺”，应该是伴随着时代金属物质产生之后的普及，逐渐产生的衍生类的兼具有会意和象形的新体字。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目前最大的石戉是于八十年代发现于安徽省凌家滩五千五百年墓葬，质重4.2千克的大型王权石戉。凌家滩墓葬丰富的玉石器随葬品彰显了墓主人在上古氏族方国部落中极其显赫尊贵的身份。另外一例是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阎村的近六千年的红陶彩画鹳鱼石斧图，画有一件装柄的长方型石斧图。学术界一般认为此陶缸应该是氏族首领的葬具。
2014年秋，在山西太原晋阳古城西南，今属市园林单位晋源苗圃的一段林地内，于一滩杂乱无形的顽石瓦砾之中，有幸发现了一件体型特大的斧型类石器。经多方面资料查考，比对论证。结论；该斧型类石器是隶属于距今四千五至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晚期，为晋阳区域方国军事最高领袖的王权之物，古代兵礼器名称謂“戉”，是现如今可凭借的可靠性实物证据，是追溯五千年前后上古晋阳区域领袖方国历史，研究上古晋阳诸多历史文化；探讨上古晋阳文化与五千年黄河文明发展史可以互为佐证，极其珍贵的王权实物。另外依据考古报告，太原区域考古发掘分别于：（一）1953~1957年义井新时器文化层出土石斧一件；（二）：1958年南郊许坦村汾河东岸台地出土新石器磨光石斧一件；（三）：1953~1980年东太堡遗址新石器文化层出土磨光石斧一件。（《晋阳文化研究·晋阳文化遗存》李菲、彭娟英）。
一 、斧、斧戉、戉三者的内在联系与各自的概念含义
斧，是一种传承于远古时代的砍砸器，其特点表现为便于单手操作，体积小，刃锋薄利。以石片为主的片石型砍砸器约产生于母系氏族阶段。在距今六千年前后随着复合型劳动工具的产生，出现了裝炳的片型石斧。同时也伴随着各氏族之间的武装冲突逐渐被作用于杀伐类主兵器，初步具有了王权意识。如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六千年左右的鹳鱼石斧图画彩陶缸，所示长条铲形装柄石斧既如此。
《说文》释：“戉，斧也”。许慎认为戉、斧两者外形相近故有此说。按司马法言：“夏执玄戉·······”是以说明作用于兵礼器的戉不称之謂斧，其时代下线当最晚始于有夏一朝；是由实用型斧意演进为军事型兵礼器称之謂戉的有史记载。其特点表现为：体积大造型规整，制造工艺精良，造型具有斧型基因，刃缘大弧形，刃锋的圆润于锋利是按礼仪和实战作用分制为两种。总和而言，戉的职能被历史文献记录为用于军事权利礼仪。
斧戉，即俗称。是戉的一种复合型称谓，在此斧只是一个形容副词，仅用于强调戉有斧的型制。简言之，斧戉即是戉。其职能作用于军事权利兵礼器。
二、晋阳大型石戉的时代特征
晋阳大型石戉，系采用本土山体细砂岩石片，经过精心设计，由良工精心打造细心磨制成型。该石戉高26厘米、刃锋最宽处近28厘米，戉体光素无纹，具有夏时代之前华西区域早期玉石文化光素爽朗的地方特征。特别值得一书的是，晋阳大型石戉6.1千克的质重，竟然一举打破了由安徽凌家滩墓葬大型石戉以4.2千克质重，保持至今全国第一大型石戉的历史记录。
三、戉的兵礼器功能
戉，是一种脱胎于远古时代砍斫器斧型的兵礼器。学术界一般认为戉是具有方国部落最高首领执行军事、司法等诸多特殊权利的兵器型礼仪器。是产生于阶级社会雏形阶段的横用型兵礼器。《越绝书》风胡子论上古兵器有曰；“神农时以石为兵器，黄帝时以玉为兵器，禹时以铜为兵器”。用于军事礼仪的戉，仅目前出土的实物资料而言，当最早追溯于安徽凌家滩墓主人的大型王权石戉。其后盛兴于夏、商、西周时代，此阶段主要以玉石、青铜为质，戉的实物出土众多。故而有学者认为，在古代文献中，戉被称之为“王斧”或是“天戉”。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也有文字学家认为“王”字在殷商甲骨文之中本戉之象形。当今考古发掘证实其青铜、玉戉的出土，墓葬主人的身份多为古代帝王、诸侯。例如；商王武丁妻妇好墓葬，1976年出土的青铜、玉戉，便现实的佐证了学者的观点。在古代有关兵器文献的论述中，司马法曰：“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杖黄戉，右执白髦”。又《诗经·长发》颂商武王成汤伐夏；“武王载旆，有虔秉戉，如火烈烈，莫我敢谒”诗颂以“虔秉”二字集中诗意重点突出了商武王兵伐夏桀之时畏敬于王权的严肃神态。又，西周武王兵克朝歌，纣尽玉以自焚，武王仍以黄戉斩纣头，悬之于白髦之上。是以表现出王权之戉也兼具有对臣属及敌对首领的司法功能之职。由此可见，自上古军事礼仪石戉产生以来突出王权的至高神圣性，当是兵礼器戉的首要职能。戉，从实用型生产劳动工具斧逐渐演变为兵礼器戉的过程由于受到地域不同、时代不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戉的形式也随之产生了形式多样的变化。夏时代之前主要用于表示王权礼仪的玉石戉，其刃锋一般侧重于圆润。主要用于杀伐之戉的锋刃着侧重于锋口锐利。其次，夏时代之前的戉文化除华西区域多光素，华东区域多纹饰这一显著特点之外，华西区域先民的观念主要体现在天地人和之间，晋阳大型石戉的方形化既体现了先民的地理方国意识，更多是体现了天圆地方的北方观念，而这一观念也伴随着上古时代区域文化长久的互动逐渐传播与更广泛的古老文化区域。如有銎类戉，作用于兵礼器其孔洞的作用应是源于天圆地方的上古意识。如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陶器戉文字符号所示明显的穿孔，是与装柄互不相干，孔于柄两者之间各守其职。这种天园地方观念被正确理解的繁荣时代，是在商代的兵礼戉器上被体现的淋漓尽致。通过以上研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概括性结论：虽然一般认为戉是具有军事礼仪等诸多职能权利的象征，但经细致分析研究，又可将其分为两种实际职能各具其职的王权职能器，一，逐渐形成单独职能于体现王权严肃和威仪的以玉石质为主，锋口圆润的王权礼仪戉。如晋阳大型石钺、妇好墓葬玉戉；二，主要职能于代表王权具有攻伐、司法等血腥职能锋刃锐利的征伐性，分时代演进产生的玉石、玄铁、青桐之戉。如妇好墓葬青铜戉。当然，源于上古时代产生的生产劳动实用穿孔类玉石型工具，想必更多于实用思想，故不多加以研讨。
四、晋阳大型石戉之形制与殷商甲骨象形文“戉”、“戌”的历史渊源关系
历代口耳相传，华夏文字发端之初始有仓颉造字，尽依物形，所造之书是为文，（为此传言说法当不必考虑它的可征信，而应以华夏祖先共同创造文字说为科学），其后之形声、假借、专注、会意等是为字，两者前后合称为文字。又，六书所论；“形者画成其形，随体诘詎，日月是也”当今有众多的学者认为商代的文字体系已然是表现为较成熟的文字体系。简言之，华夏文字的萌芽期当在一个更为远古的历史时期。甲骨文所契刻的戉字即是个画成其形的象形文字。（见图表）
通过上图所例晋阳大型石戉实物图形，甲骨文“戉”、“戌”（武丁早期大字类象形）及良渚陶文直方型有銎戉文字符号，三者之间字形与实物的相互对比，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明殷商甲骨文的象形戉字是与晋阳大型石戉实物形制，两者之间所呈现出的近亲血缘关系是具有鲜明的确定性。世界人类早期文字史及华夏早期象形文字的起源，表明了是客观事物存在的真实性直接影响着人类的模仿行为。据此所得结论是，上古晋阳文化极有可能早在五千年前后“戉”的上古文字即已产生，并为之在众方国之间约订俗成，又依各方国文化风俗之差异，实物形态微观之差异形成了意义相同，象形图文略有差别的文字符号；其一千多年之后晋阳文化显现于殷商大字甲骨文之间便不足为奇。考古学家林沄《说王》一文论“王”字本像无柄且刃缘向下的戉形、三横一竖，一国之王之名号；扬”字是戉的同义字，“扬”的字义像一人双手举起一个“王”类权杖的器具。”通过甲骨文“戉、戌”俩字与晋阳大型石戉实物对比，说明《说王》论点可以征信，依据晋阳大型石戉体现的几个特点：一、质重性，二、无銎性，三、超大型性，四、锋刃圆润性，五、工艺严谨性。据此五点的结论是，晋阳大型石戉符合《说王》无柄、刃缘向下、托举权杖类器的学术观点。通过这个理论观点结合对晋阳石戉实物形态的研究既有助于揭示并印证上古象形文字产生的造字方法，同时也使我们得到一个启发，在传统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法之外势必应该加上一个阶层、区域，造字分选法，综合在甲骨文研究学里加以应用。如：日、月、虎等可以归为集体创造；贞、车、卜、王、等一些明显具有权势地位的上古文字，归为官方创造文字，例如戉字，在实物的对比中可确定为是依据黄河以北汾河流域中段晋阳文化区域王权所造字。如此细分之下势必将为甲骨文研究学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途径。也可为今后文字考古学提供现实可行的多重物证文字考证法。利用这一方法，也一定能够从殷商甲骨文系统中揭示出更多是隶属于商以前的分别产生于不同区域和不同阶层性的上古文字。
五、上古晋阳区域历史地位的重要性
上古晋阳区域原居地氏族的繁荣、黍作采摘农业的发展，依据直径25厘米、厚5厘米，周沿采用直击法制成的小型石磨盘的实物遗存现象，推算约发展于距今一万年前后之间的旧石器时代。随之其后发生发展的是隶属于新石器中晚期的晋阳四棱形骨锥、锋尖锐利的石箭头等上古器物的真实遗存，都已证明了上古晋阳区域文化的远古性。上古晋阳氏族部落所居区域的地貌地质，是受山体岩石历经风雨剥腐，山洪冲刷，逐渐形成的扇形冲积层积沙砾性土质。其特点是利于排洪排涝，利于农业果实贮藏。它西枕吕梁山脉，手触汾晋二水，足踏太行山麓。东西狭窄，南北纵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连通南北东西文化、促进多民族交融的前沿舞台，是华夏数千年历史上贯穿南北掌控东西的四战要塞重地。故史有；“现有晋阳，后有汉唐。”、“得晋阳着得天下。”之旧说。依据建国以来相关于太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地域遗存的若干考古发掘报告。我们认为夏商之前的晋阳文化区域所涵盖的主体区域主要集中于西北距义井、光社一带，南延至清徐、交城一带，向东至东山孟家井一带，向西至天龙山石千峰一带。处于这一时期诸多的新石器实物的遗存，可以说明隶属于同一时期特定阶段的晋阳石器的遗存绝非是一种无所依凭的孤证。新石器时代晚期，天下正值军事大联盟时代。在这一时期晋阳区域是否曾经存在过一个大的方国？现当代甲骨文地名学，是甲骨文七大学术题纲之一。在甲骨文记载的地理名称里，有西戉、戉方这个方国名。日本甲骨文学者岛邦男认为，戉方在山西西北方区域，台湾甲骨文学者钟伯生先生认为是在山西南部区域。首都师范大学马保春先生依据竺可桢、葛全胜学者对夏商时期气候变迁因素的学术成果，结合武丁温暖时期的北伐戉方、结合商末寒冷时期戉族主动南下寻求适宜居地的行为，并可能与商王朝再次发生冲突，依据此次戉族南下其所用戉之名称也随之逐渐南迁的可能性。推算得出西戉、戉方族先期的居住地当是在山西北部区域的可能性。据此分析以戉称族名，是因为戉是上古时代王权的权杖象征。殷商甲骨文戉字的产生，按上古方国区域地理方位划分，依据两者的血缘亲子关系可以确定戉是一个上古晋阳王权所造字，据此推算戉族极有可能是与上古晋阳区域有着极为密切联系的一个上古方国部落。是上古晋阳石戉大型化于上古时代，凭此王权大戉实行军事大联盟的一种时代背景的现象折射。上古晋阳大型石戉的出现，无疑给当代历史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必须正视的历史考题。在探讨上古晋阳王权史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上，结合军事大联盟时代的历史背景，结合晋阳上古文化予以商朝甲骨文化的深刻影响，结合历代口耳相传上古晋阳区域众多的人文历史，结合历代予以上古晋阳诸多文化的文献记述，结合已发现的众多的上古晋阳遗存实物，特别是上古晋阳大型石戉的完整遗存，当是一个能够得出科学正确结论的前提。
从现实的观点来看，上古晋阳区域埋存与地下的上古建筑物遗存的完整性，因其地域南北纵深，向北黄土层渐厚雨季多泥泞，向南地势渐低，砂砾土壤渐稀，不若原居住地，地势突显，地爽人洁，易绝潮湿毒病，利于健康居住，故而是已在历经五千年的历代城垣深挖毁建，兵伐战乱，人为损毁，河汾侵蚀等诸多历史原因之间，早已变成一滩被肢解被揉碎的历史。考证公元前497年以前的晋阳上古城建之渊源史，那些被肢解被揉碎之部分幸存下的细微散乱的上古历史遗物是已散落于晋阳古城的每一寸土壤间。历史发展至今，它亟待于后人细心寻找，恭敬拼接。深信在晋阳儿女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的关注支持下，一段清晰的晋阳上古历史将会逐渐展现开来。
六、结语
通过对上古晋阳大型石戉历史地位的追溯，同时也分别就上古四千五至五千年之间晋阳王权文化造字史、殷商甲骨文与上古晋阳王权文化传承现象、上古晋阳区域历史地理地位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上古晋阳遗址文化考古非常性的感觉分析。继而追溯上古晋阳大型石戉的遗落，它是如一片金色的鸟羽，从天际缓缓飘落，告知后世之辈那上古王权之大鸟，早已从天空缓缓划过，讲述了上古晋阳大型王权于军事大联盟时代的那段鸿古轶事。
撰稿：晋源区政协 冯广惠
审定：晋源区政协 聂振宇
晋阳八祥斋
201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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