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央视春晚，小品《牛大叔提干》为“扯蛋”做下了一个经典的注脚——
想为村小学弄点玻璃做窗户的牛大叔，拿着乡长的批条来城里办事，却因外貌酷似自己要找的马经理，而被范伟饰演的胡秘书慧眼识中。此时恰有一桌客人要陪，牛大叔为了早点把玻璃弄到手，在胡秘书的威逼利诱下，顶着“被整上《东方时空》就完了”的风险，毅然决定冒充一回“把胃喝下沉了”的马经理。但服务员的一句“这桌客人不来了”，立马让胡秘书如释重负，却让牛大叔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桌子山珍海味“坏了就倒掉重做”的“常事儿”，让牛大叔震惊非小。此时，官腔打得轻车熟路的胡秘书也管牛大叔叫起了“老牛”，“财政困难”的理由与自己的亲眼所见，让牛大叔全看明白了。手里拎着的那串甲鱼蛋能不能“给全村老少一个交代”？很难说。
1996年的央视春晚，小品《三鞭子》的主题还是干群关系，但却少了许多讽刺，多了一些希望——
县长下乡，车陷进了泥里，赶驴车的赵大爷起初以为他们“又是来村里吃喝的”，因此表现出了十足的敌意。但在听到这位就是“给乡里修桥的石县长”，特别是得知“县长是给咱修路的”之后，误解变成了和解，敌意变成了敬意。“我老赵三声鞭响，乡亲们立刻到场，来接县长”，“啪、啪、啪”，于是，在充满节奏感的号子声中，县长、司机和赵大爷硬是把陷进泥里的车给抬了出来。小品结尾，赵本山罕见地破了音儿，嗓子都喊劈了。
从《牛大叔提干》到《三鞭子》，赵本山小品所要表现的干群关系也从对立转化成了和谐。但这个“和谐”仅只是萌芽状态，尚未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因此也远未达到盖棺定论的程度：石县长能不能立起“修桥补路”这一传统清官廉吏所梦寐以求的政绩牌坊？革命老区里的土特产能不能借这条路远销出去，从此改变落后面貌？所有这一切只能靠观众的想象，而这想象投射到现实中，就是实实在在的“民生诉求”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老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心理，既是对公平正义的呼唤，也在道德层面给官员的行为划定了四围界限：在这个合围区域里，你必须做出成绩，且不逾矩。这既是社会的重大关切，也是组织的自身要求。
讽刺，向来是文艺作品的重要表现手法。“在除夕夜进行社会讽刺是否合适”，见仁见智。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送给全国观众二十多个小品，尽管褒贬不一，但作为一个文艺现象，却不能不让人由衷感叹。有人觉得《卖拐》《卖车》《功夫》的“大忽悠系列”更好，有人觉得《昨天今天明天》《钟点工》《小崔说事》的“白云黑土系列”更佳，还有人觉得早期的《相亲》《拜年》更胜一筹。不过在我看来，《牛大叔提干》或许才是赵本山春晚小品的巅峰之作。用官方对文艺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小品让电视机前准备吃饺子的老百姓看得很过瘾。原因很简单，它用一根针，刺痛了某些人，而这个刺痛的过程，得到了形象化的展现。
不断的“退而求其次”，让中国观众的艺术欣赏水平一降再降，一直降到了哪怕只有一点笑料也能“大面儿上对付得过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能记住《牛大叔提干》里的一些台词，但却实在想不起去年春晚的语言类作品都有哪些。当然这么说可能有点儿昧良心，毕竟还有葛优的春晚处子秀。但很抱歉，我能想起这个小品，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好看，而是因为那个打假警察的扮演者，在现实生活中也结结实实地做了一回假。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讽刺，但可惜这个讽刺效果并非出自作品本身，而是来自狗血一般的现实。
讽刺不是文艺的全部，但如果刻意抹掉讽刺，则文艺也难称其完整。艺术手法的区别，并不意味着艺术方向的根本不同。一定程度上说，讽刺的最终目的是寻求真实。之所以会有刺痛感，那是因为虚伪的东西受到了创伤。按照一般逻辑，虚伪的盖子一旦被揭开，自然会“引起疗救的注意”，《牛大叔提干》里的胡秘书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替领导分忧”上，这是“喝出了胃下垂”的马经理之“福”，但却是遇到实际困难的老百姓之“祸”。福祸相生，需要有一个牛大叔这样的人来戳破二者之间的窗户纸，继而让这个“人人心中有，人人不敢说”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之下。
但是，说的悲壮一点，《牛大叔提干》似乎成了讽刺的一个绝唱。这个小品的成功之处还在于结尾的“不圆满”。作者没有让胡秘书“幡然悔悟”，也没让牛大叔“如愿以偿”，神秘的马经理自始至终都未露面。对于胡秘书的所作所为，观众可以理解为马经理的授意，也可理解为胡秘书本人的迎合奉承，总之，一切都是戛然而止。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此后的讽刺作品里，真的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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