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广东在影视产业、文娱产业方面不乏亮眼成绩。这些成果源于广东影视企业多年来的深耕，也源于数字经济热潮带来的发展新机遇。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规划的发布，也为不少影视企业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广东正在加快建设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影视文娱产业。
依托大湾区的政策优势，粤港澳影视的交流在未来会形成哪些新趋势？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影视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冶回顾了粤港电影交流的过去、今天与未来，列举了不少粤港电影人的发展历程，并提出了粤港影视交流发展的建议。
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粤港两地的电影便是一体的。20世纪10年代，有着相对宽松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因此，我们会发现早期粤港电影，例如1913年黎民伟创作的《庄子试妻》，便很难说是一部港产片还是一部粤产片。对于黎民伟这位中国电影早期缔造者来说，他是广东新会人，出生在日本横滨，其后在香港见到了电影，于是决定回广州创业拍电影——这样的身份，我们完全可以用今天一个硅谷的中国留学生，带着硅谷的技术回国创业来类比。
黎民伟
广东电影的这种先发优势，使得无论是作为导演的黎民伟、黎北海、罗明佑，还是作为演员的林楚楚、阮玲玉、张织云等，都迅速占领了早期中国电影的中心。遗憾的是，随着有声电影的诞生，这一批广东电影演员由于在国语方面的欠缺，不得不出现了大面积的退潮。
但此时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随着1933年邵氏的前身“天一”拍摄的粤语电影《白金龙》获得市场成功，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电影的市场除了以上海、北平、南京、武汉、广州等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之外，还有广阔的东南亚市场，而这一市场则主要是以广东和福建移民组成的。
《白金龙》（1933）
以“天一”香港分公司（后改名“南洋”）的成立为标志，宣告了当时中国电影南北两大集团格局的建立。以当时香港为核心的华南电影集团，是一个以两广地区为核心，以香港作为贸易枢纽和制片基地，辐射整个东南亚的产业体系。因此，在这个体系当中出现了大量独具一格的粤语电影，不仅在华南地区广受欢迎，而且稳定地向整个南洋地区发行，并进一步拓展到北美、澳洲等中国侨民集中的地区。
彼时的华南电影界也诞生了大量粤语电影明星，例如薛觉先、马师曾、红线女等。这些明星之前都是粤剧名伶，相对而言，同时期上海的电影明星早就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戏曲表演范畴，而成为“实打实”的电影演员。当时两大电影集团的演员们，还就这一表演本体论的问题展开了论争，史称“影伶之争”。
红线女
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因此要在全国推广国语，此时自成一体的粤语电影就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为此，当时的广东省和广州市（直辖市）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中宣部之间，产生了非常激烈的政府间政治博弈。最终，华南电影界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即在保留粤语片生产的同时，逐渐提高国语片生产的比例，并最终让粤语片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广州乃至香港的先后沦陷，这个过渡期实质上已然不存了，因此粤语片反而在战后不断发展起来，并依托香港这个制片中心，辐射东南亚约7000万华人，甚至覆盖到全球华人地区，使香港逐渐成长为“东方的好莱坞”。毫无疑问，如果单单依靠香港区区的700万人，是无论如何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的制片机构的。
在抗战爆发以后，左翼电影力量一直在香港从事着相应的工作，并且直到回归以前，也一直参与到了香港电影生产当中。而他们在香港的工作经历，以及他们留下的宝贵财产，使得新中国成立以后粤港两地之间的电影交流都未曾中断。
当时，香港和广东之间的交流，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改革开放初期珠江电影制片厂创作的高峰，《海外赤子》（1979）、《雅马哈鱼档》（1984）等影片，或多或少地展现了岭南地区特殊的对外交往历史。
《海外赤子》（1979）
另一方面，1982年，以香港中原影片公司出品的《少林寺》为代表，进一步体现出“合拍片”的能动优势。当时内地举办的全国武术大赛刚刚结束，张鑫炎导演直接起用了当中一些参赛选手来出演该部电影，其中便包括刚刚获得冠军的17岁小选手李连杰，以及影片中饰演“秃鹰”的计春华等。这部电影的出品方中原公司本身就是左派制片机构，同时也是在中共中央驻香港联络办和中央港澳办的关心下创作的。当时，电影票的票价是一毛钱，而该片收获了1.6亿的票房，这在今天都是无法想象的神话。
《少林寺》（1982）
20世纪90年代，在国企改革的阵痛期中，各大电影制片厂都不得不通过与香港合拍电影的方式来获得一些资金的支持，而当时合拍工作做得最多的就是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珠影厂，后来我们非常熟悉的《英雄本色》系列、《黄飞鸿》系列、《方世玉》系列，无不是那个特殊年代合拍的产物。
而到了1997年之后，特别是CEPA实行之后，香港电影人充分地认识到内地这个13亿人口的市场，是一个远比原先他们的依托——香港辐射东南亚的7000万人更庞大许多的市场。我们看到大量的香港电影人北上，许多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例如陈可辛导演的《投名状》（2007），不仅是香港前所未有的“大片”，而且非常典型地弥合了香港与内地之间对于同一历史问题的文化差异；
《投名状》（2007）
更进一步到陈可辛监制、陈德胜导演的《十月围城》（2009）时，我们便能够充分地看出香港电影工作者在努力地寻找跟内地观众之间的集体记忆。因为香港从1842年《南京条约》被割让英国之后，他们跟祖国之间在革命文化上的联系其实是断裂的，显然《十月围城》敏锐地寻找到了孙中山要到香港来，而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香港人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地保护领袖、保护革命的故事，并以此来勾连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记忆。这样的努力我们在许鞍华导演的、表现东江纵队抗日的电影《明月几时有》（2017）上，依然可以看到。
《十月围城》（2009）
当今天的人们不断感叹今天的香港电影“港味”不足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理解，1997年香港电影工作者们决心为13亿中国人拍电影的时候，为狭小市场服务的香港电影就再也回不去了。而这是中国电影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彼时香港电影的辉煌，也恰恰是抗战爆发后，以上海为代表的大批电影工作者转战而来的结果，而CEPA恰恰为中国电影的血脉回归创造了条件。而今天《树大招风》（2016）、《一念无明》（2016）等所谓的“港味”电影，反而就是走向了文艺片小众电影的模式，这恰恰符合一个成熟电影制片大市场的生态。
在大量的香港电影工作者北上过程当中，我们广东的观众心情比较复杂。正如香港著名制片人文隽先生所言，“我们说着一样的语言、吃着一样的烧腊，为什么香港电影人要跑到北京和长三角去拍电影？”显然，因为北京有管理部门、有项目、有投资机构，长三角有横店、象山等成熟的影视拍摄基地；而当前的广东电影产业，确实没有一个完整的产业比较优势。那么今天，特别是电影科技大幅度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广东电影如果要在未来有新的发展，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换道超车。
众所周知，广东的动画占了中国动漫产业三分之一的份额，不仅诞生了如《潜艇总动员》《熊出没》《猪猪侠》等系列品牌，同时也诞生了一批世界级的动画企业。更重要的是，从目前的电影科技来看，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动画电影和真人电影之间的鸿沟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而充分发挥广东电影的比较优势、摒弃传统重资产的影视基地、建设一批数字影棚，才能实质性地助推中国电影工业的迭代。
《熊出没·伴我“熊芯”》（2023）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喜的现象，例如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科技感十足的《少年行》部分，便是在深圳的数字影棚中拍摄的。
另一方面，科幻电影一直被视为中国电影工业水平的短板，而随着内地的《流浪地球》，特别是粤港合作的《明日战记》等影片的成功，再一次证明我们的电影科技水平已经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新一代工业化的中国电影，不仅要向好莱坞标准看齐，甚至可能会在未来对其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超越。而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广东电影依托整个大湾区，成为中国电影的第三极，指日可待。
撰文：陶冶（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影视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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